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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王思豪，左二踪凡 所谓“赋学文献”，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赋学的文献”，即是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汇集、编选、载录、摘引、评论、笺注等的文献，此以赋体作品为主体；另一个是指“文献的赋学”，即在小学著作、类书及其他文体如戏曲、小说等文献中出现的赋体作品及赋学批评，这一部分可谓是“边缘化”的赋学文献，长期被学界忽视。历代赋学文献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初步统计，目前各类赋学文献（包括总集、别集、赋论、赋注等）约有1000余种。但相对于诗、词、文、小说、戏曲等古典文学体类而言，学术界对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则要迟滞得多。近年来，踪凡教授在赋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著有《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初版，2016年修订版）、《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主持编纂《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全2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版），最近新著《赋学文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无疑是赋学文献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一、赋学的文献 《论稿》分为四编：第一编：赋体渊源与早期赋籍，收录论文8篇，旨在探寻赋体渊源的基础上，对先唐赋学文献进行研究；第二编：文献保存与赋境开拓，收录论文5篇，对唐宋元赋学文献进行探讨；第三编：评点与集成，收录论文12篇，对明清赋学文献进行考索；第四编：赋坛新论，收录论文6篇，着重评述当代赋学论著。可以看出，《论稿》虽然在形式上是一部论文集，但在内容上却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对赋学文献的考察时间跨度大，从先秦至当代，较为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了赋学文献编纂和流传的学术历程。 赋体文学之所以成“学”，其基础即在于历代赋学的文献累积与传播。历代赋学的文献，可以分为赋论、赋评、赋注以及赋别集与总集。《论稿》着眼于此，首先展开对“赋源”的探讨。赋体渊源众多，莫衷一是，举要有五：一是《诗》源说。班固《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左思《三都赋序》云：“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二是《诗经》《楚辞》说。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元祝尧云：“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但世号《楚辞》，初不正名曰赋……自汉以来，赋家体制大抵皆祖原意。” 楚辞是诗、赋之间的承接媒介，刘勰谓其：“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赋）家之前。”明徐师曾亦云：“屈平后出，本《诗》义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意居多。” 三是《诗》《骚》、诸子说。清人章学诚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 又谓汉赋“兼诸子之余风”。四是源于纵横家言说。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列入“辞赋类”。刘师培《论文杂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五是源于隐语说。王闿运谓：“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谕谏。夫圣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伤相继，政俗无裨，故不为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朱光潜《诗论》云：“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踪教授《赋源新论》一文对荀子《赋篇》、宋玉赋以及地下出土文献《御赋》、《神乌赋》、韩朋简、田章简等进行考察，得出赋体文学源于先秦民间韵语的观点，可备一家之言。 源于经学的注疏之学，历来是中国学术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学体式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效仿此法，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具独特风景。作为早期文学体式的代表文体——赋，它的注解文字即赋注，在文学史上当具有范式意义。踪教授关注到了此一问题，撰写《东汉赋注家及其赋注研究》一文，认为东汉是中国古代赋注的发轫期，出现了曹大家、延笃、胡广、服虔、应劭等12位注释家，其中10家有注释存世。这些赋注内容丰富。兼有注音、辨字、释词、解句、揭示修辞手法等诸多方面。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曹大家的赋注，受到经学章句之学的影响，她的赋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大量征引前代典籍，以补充或佐证词、句的诠释，此方法在东汉被广为效法，渐趋完善，影响到此后数百年的赋注，至唐代李善的《文选注》而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训诂体式。 赋体别集与总集的编纂是相辅相成关系的，其在诞生之前是依附于史传著作而存在。踪教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特点，在《汉魏六朝的汉赋整理与编录》一文中，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传著作和《文选》总集著作载录的汉赋作品情况进行考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学者对汉赋的收集、校勘、分类、编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就赋体别集而言，踪教授重点考察了贾谊与司马相如辞赋的汇集、传播情况，在《贾谊辞赋的汇集与传播——兼论<旱云赋>异文问题》一文中，认为贾谊辞赋的保存主要依赖六种文献，并对这六种文献加以系统梳理，考察《吊屈原赋》《鵩鸟赋》等经典化的过程。《<司马相如集>版本叙录》一文对明清时期辑录的七种版本的《司马相如集》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主要以《史记》《汉书》《文选》为依据。《论稿》中关注的重点在赋学总集上，对《古赋辨体》《辞赋标义》《赋海补遗》《赋珍》《赋略》《历代赋汇》《全汉文》《全后汉文》《宋金元明赋选》《赋海大观》《全汉赋评注》《全三国赋评注》《历代辞赋总汇》等皆有深入挖掘与探究，抉发其价值，指摘其缺失，鲜明地体现出踪教授文献功底的出类拔萃、考辨功夫的炉火纯青。 二、文献的赋学 “文献的赋学”在赋体文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赋具有“兼才学”的特征。赋体的包容量极大，在写作赋的过程中，作家需要吸纳自己所知的一切文化元素，为己所用，赋也成为作家才学展示的最佳活动场。而包含这些文化元素的文化体在被阐释的过程中，也往往会引用赋学文献以论证观点，因此，赋与其他文化载体便形成了“用”与“反用”的关系。 汉赋与汉代小学关系甚密。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云：“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刘师培《文说》云：“昔西汉辞赋，首标卿云，摛词富贵，隶字必工，此何故哉？则辨名正词之效也。观司马《凡将》，子云《训纂》，评征字义，旁及物名，分别部居，区析昭明；及撮其单词，俪为偶语。故撷择精当，语冠群英。则字学不明，奚能出言有章哉！”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亦云：“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又云：“相如、子云小学之宗，以其绪余为赋。”汉赋作品中体现了明显的小学著作痕迹，这是其他文学体式所不具备的特征。因此，后代的小学著作在论证的过程中，汉赋作品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源，那么研究汉赋，小学类著作，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著作，也是不可忽略的“文献的赋学”。踪教授《古代语言文字学著作中的汉赋资料》一文即着眼于此，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学著作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戴侗《六书故》，音韵学著作如吴棫《韵补》、陈第《屈宋古音义》，训诂学著作如罗愿《尔雅翼》、方以智《通雅》等书中，皆蕴藏着零散而又弥足珍贵的汉赋资料。这些资料有分析字形的，有揭示用韵规律的，有诠解语词名物的，有的还研究赋意，梳理赋史，辨析错讹，为汉赋的辑佚、考证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踪教授又以宋代吴棫的音韵学著作《韵补》为个案，撰写《赋学视域下的<韵补>》一文，对《韵补》进行通检后，发现该书征引先秦至北宋赋多达728条：战国赋23条、汉赋447条、魏晋南北朝赋230条、唐宋赋28条。其中引用如汉崔骃《反都赋》、三国魏陈琳《悼龟赋》、刘邵《赵都赋》、晋陆机《感丘赋》等中的一些赋句，这些赋句不见于宋以前的其他典籍，有重要的辑佚学价值。又如汉扬雄《甘泉赋》、张衡《西京赋》等中的一些赋句与通行本文字有异，这为赋的校勘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赋兼才学”，它的一个基本功用是“体物”，如“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感物造端，材智深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都突出一“物”字，这种“名物”意识，与文化学上的“多识草木鸟兽虫鱼”意图一致，赋因此也有“类书”“志乘”之称。陆次云《与友论赋书》：“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袁枚《历代赋话序》：“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赋中有物类，有事类，类书以及非文学赋的文化体著作于此取资，因此，类书以及非文学赋的文化体著作也就具有了“文献的赋学”的特征。 踪教授非常重视对这类“文献的赋学”的资源开掘，撰有《<艺文类聚>与中国赋学》《<事类赋>版本叙录》《<会稽三赋>的注本和版本》《<药性赋>版本考论》等文章。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载录有大量先唐赋作，据踪教授统计有894篇，体量非常大，“今日所见之先唐赋，十之八九借助此书得以保存，其功至伟，不可不察”。而且，此书对赋体作品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这对后代赋体总集的编纂有深远的影响。宋人吴淑撰写的《事类赋》是一部以赋体形式写成的类书，影响很大，被反复刊刻，广为流播，踪教授对现存的21种版本进行著录，并介绍每种版本的刊刻年代、行款、特点、藏印、馆藏地等基本信息，为研究《事类赋》开示门径。南宋王十朋的《会稽三赋》既是赋史名篇，也是中国方志史上的名作，踪教授对此书的注本及版本进行考察，对每个注本的刊刻、流传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其现存各个版本的形态和面貌，指出《会稽三赋》具有文学与方志学的双重价值，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药性赋》是一部以赋体形式写成的医药学经典，流传的版本非常繁杂，踪教授对这些版本进行梳理、归类，并分别介绍其内容于版本形态，认为《药性赋》具有鲜明的民间性质，是古代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中国文学的漫漫长河中，赋体文学与诗、文并道，流衍词、曲，润泽小说，吐纳精华两千余年，汇集成蔚为壮观的辞赋创作洪流。因此在他体文学文献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赋学资源。踪教授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中钩稽出一段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的佚文，是一段典型的赋学评论文字，这段赋论长期以来无人关注。踪教授通过详细考辨和分析，认为檀道鸾不仅极力主张诗骚传统，而且第一次将楚辞与赋分而论之，并率先从《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三个方面讨论赋体文学的渊源，这把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与赋源探讨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赋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三、文学文献学意识 章太炎谓：“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赋学研究的“愚处”即是文献，无论是“赋学的文献”还是“文献的赋学”，都需要研究者具有“文献学意识”。所谓“文献学意识”就是将具体的文献问题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做整体观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就“文学文献学意识”而言，我倾向于认为应该包括：人本意识、版本意识、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论稿》在文献辨析方面也体现出了这四种意识。 所谓“人本意识”，即以人为本位的意识，这里的人包括文献的作者（编者）、刊刻者、阅读研究者等一切与文献发生互动关系的“人”。“人”是文献形成、汇集、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对文献的作者考订，是文献研究的第一步。《论稿》中的多篇文章都是着眼于文献作者的考订，如《<辞赋标义>的编者、版本及其赋学观》一文，首先就对该书编者俞王言进行考证，认为俞氏应是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人，纠正了学术界以为系广东海阳或安徽歙县的误解。又如《<赋海补遗>编者考》一文，根据该书卷首陈懿典序、卷一周履靖自序、卷末《螺冠子自叙》、刘凤与屠龙生平著述、本书收赋情况、命名和编纂旨趣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认定《赋海补遗》实为周履靖一人所辑，对原书所题“刘凤、周履靖、屠隆同辑”的误解加以纠正。踪教授作为一个文献研究者，敢于突破前人藩篱，发人之所未发。但同时，他作为赋学文献的阅读研究者，既怀有对赋学文献的满腔文化热情，又对文献研究的充满了敬畏与严谨的精神。 所谓“版本意识”，即以文献的刊刻版次为主体的意识，就是善本意识，强调注意文献的真伪、异同以及版本的选择，“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论稿》重视出土文献和第一手文献的发掘与应用。在《赋源新论》一文中，即利用出土文献《御赋》、《神乌赋》、韩朋简、田章简来考察赋体的源流，另立新说。又对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村汉墓出土的《神乌赋》近十余年来的考订和注释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成《<神乌赋>集校集释》一文，为研究《神乌赋》和出土文献的学者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元人祝尧编纂的《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但版本众多，目前可见的版本有六种：明成化二年金宗润刻本、明嘉靖间三种刻本（熊子修刻本、康河刻本、苏祐刻本）、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踪教授对这些版本进行全面调查和文字比勘，认为成化本是据祝氏家藏稿本刻印，文字准确，内容完整，是现存诸版本的祖本，可以校正此后诸版本的错讹，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祝尧的赋学观念和赋学成就，是诸多版本中的最善本。清代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价值很大，版本也比较多：清康熙四十五年内府刻本、乾隆四十二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乾隆后期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光绪十二年双梧书屋石印本（俞樾校本）等。踪教授对这些版本进行全面搜集、梳理、文字勘察，指出康熙四十五年内府本是最早、最可靠的版本。诸如此类的版本优劣的判断，为学术界使用《古赋辨体》《历代赋汇》等赋学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 所谓“历史意识”，既要考察文献编著、刊印的年代，也要对文献追源溯流，考察史料的来源以及衍生等问题，对文献要做“了解之同情”。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宋金元明赋选》钞本八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据卷首王鸿朗的跋，著录为“（清）汪宪辑”，学界多从之。踪教授问题意识极强，在学术观念上的求真务实，他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是著名藏书家汪宪于乾隆年间延请朱文藻等人编纂而成的。并考定此书曾经于嘉庆初年校订授梓，但是正本与书版一同毁于火灾；副本于嘉庆、道光年间流失，辗转为王鸿朗收藏，并于光绪元年归还振绮堂主人汪曾唯。踪教授对这段历史文献追源溯流，考察史料来源及演变过程，同时也对史料作同情之理解，认为王鸿朗的跋为后人留下了关于钱仪吉《曝书琐记》佚文和汪宪《宋金元明赋选》之编纂、付梓、流失、归还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折射出中国古代典籍的遭遇和命运。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的文献学意识还需要有文学观念的血液流淌其中，即“文学意识”。正如刘跃进先生所说：“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一个有骨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赋体作为文学作品，在进行文献考据时，切忌成为历史考据的附庸，应该具有独特的文学文献意识：侧重从文献入手研究赋学史实，以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赋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基本事实。作为明代以“复古”相号召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他的赋学创作与观念是否也一味主张复古呢？踪教授在《山西通志》发现何景明的一篇《何大复集》外赋《石楼赋》，这篇赋与他集中赋不同，是一篇典型的文赋。这表明何景明的辞赋创作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赋家。明末的陈山毓编有《赋略》一书，对赋体文学又较全面的论述，踪教授熟稔赋学文献，厚积薄发，对此书所体现出的赋学观进行全面考察，指出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问题；《绪言》辑录历代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借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保存文献；正篇和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偶有评点，颇有识见。诸如此种论述，文献学的考察是为了文学理论的阐释服务，踪教授的研究始终游走在文学与文献之间，游刃有余，达到赋学文献研究的至高境界。 文献考据是“求真之学”（吴宓语），是“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的“为人之学”（胡适语），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踪教授“自是书中疏凿手”，具有高远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追求，他以自己强烈的文献学热情、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完备的“文献学意识”著成《论稿》一书，对“赋学的文献”和“文献的赋学”加以揭示、发掘、梳理、阐释，凭借自己丰富的学养和敏锐的识见建构起学科研究中可资开拓的学术空间，为后学者提供了赋学文献辑佚、校订、考辨等方面的研究范式，嘉惠学林。 （原载《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8年第二期。作者：王思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踪凡著《赋学文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之一，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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