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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文论下） 颂明
之所以要写这篇文论，是因为电视剧《悬崖》触动了我的心绪。《悬崖》以1938年的中国东北“满洲国”伪政权为背景，描述了中共地下党与敌伪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在事件过程中生动地展示了“人性”的交锋，真实可信，感人至深。在表现人物上完全没有标签化、脸谱化，而是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去细腻地刻画着人物复杂情感的纠结。既不回避斗争的残酷性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这部电视剧大胆突破了以往的一些禁忌，如为了保护组织，周乙指使从未杀过人的顾秋妍“枉杀”了无辜的任警官。周乙在孙悦剑和顾秋妍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结，为了让顾秋妍母女活命周乙指使顾秋妍“假自首”，高彬对周乙的有限同情等等。 这部电视剧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使我很容易产生共鸣。我家的社会背景很复杂，亲友中既有革命队伍的将军、战士，又有地主及国军的军政人员。对我影响最直接的是我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我爷爷却在农会的关押中吞金自尽……很多让我难以面对的事情我在《陶栤》中都有所描写。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过“现在的战争片过于理想化、浪漫化了。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撤退时有战友受伤了，肠子挂在树上，向你喊着‘救我’。你救不了，怎么办？补他一枪就是最好的解脱。”我当时听了就觉得毛发悚然。还有一些地下党员，既要承受巨大危险工作，又要面对人民的误解而身背骂名，甚至可能被同志所误杀，有的在胜利之后因为失去了单线联系人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至妻离子散。我的小说《忠诚》中小三的爸爸就是这样的遭遇。一些大户人家在当时投身革命时甚至已经知道革命之后可能会遭到“清算”依然毫不退缩。我很长时间就是不明白，出身“豪门”的那些子弟当初为什么还会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周乙给出的回答是“信仰”。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呢？为什么确实有些人被误解而饱经磨难依然无怨无悔不改初心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中国的历史。 1949年以前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从生产力和经济上说，单单从人的感受来说，真实的情况是“人人自危”。整个社会没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感到是安全的、有希望的。大家都在恐慌和绝望中挣扎。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军阀割据、遍地黑恶势力，没有任何人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每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社会不能为继了，每个没有完全麻木的人都在寻求出路。因此革命在所难免。 然而，诚如鲁迅所说，革命充满了污秽和血。我们看看《三国》和《水浒》就会知道，人命如草菅，鲜血如河流。各种利益集团会以最直白、最简单、最粗野的方式进行肉搏。国民党开始是以革命起家的。但是当国民革命军高中下层的军官的父母、家庭普遍在农村受到农民革命的冲击之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反过来镇压革命了。这就是“四一二”事变的原因。革命最大的危机就是产生一个新的权贵集团来统治中国，逃不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怪圈。 一批真正有着“天下大同”信仰的人，他们为着民族不再产生“新权贵”而最终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民族复兴，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亲人和财富。然而，他们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总是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保护组织他们宁愿牺牲一切个人可以牺牲的东西。在民族暨革命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假如能够牺牲自己而保全亲人及战友，他们则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自己。 在谈到自己磨难时，我的父亲有这样一段话：是人就难免有错，人民自己就会犯错，组织也会有失误。但是你要看新中国的发展。我们兴修水利、治理山河，从鼠疫、霍乱、天花、白喉、血吸虫病、疟疾，我们战胜、减少了一个个瘟疫，我们切实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养，人民从一盘散沙到坚如磐石，国家的面貌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个人能在其中奋斗、贡献、牺牲实在是一种荣幸，还谈什么“不公”？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还在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判断一个时代有没有希望，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人心还齐不齐。只要人心齐，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有希望，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假如人心散了、乱了，真正的危机就到来了。 于是，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人民齐心协力向着共同目标努力的时候，个人不为一己私利而添乱就是贡献。假如还能够做一些工作，做一些牺牲，那离伟大就不远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就是那些真正有着崇高信仰的人的情怀。 一个作家，假如不能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视角看待社会问题，那就谈不上艺术的真实；假如不能设身处地地去深刻理解笔下所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谈不上艺术品位。 2020年2月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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