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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的官服主要是上下一色的质孙服与腰间有细褶的辫线袍，这两种服装是颇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袍服，便于马上骑射生活。 元代入主中原后，官服中的公服形制承袭汉制，按色彩、纹饰等的不同划分官阶品级。 时间来到明代，这个由朱元璋建立的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最后一个汉民族大一统王朝。明代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因蒙元时汉文化一定程度的衰落，恢复汉制是亟待朱元璋解决的一大问题。 本着“上采秦汉，下取唐宋”的政策，明代在服饰层面也要“返祖”汉制，但对于前朝功能性比较强的“异服”，其亦不可抗地继承下来。 如蒙人便于骑射的辫线袄演变为明人的贴里和曳撒；蒙人服用广泛的搭护被明人纳入官服体系中；蒙人作为贵族标识的胸背也被明人赋予“治国安邦”的新内涵，成为划分官阶等级的依据…… 雪梨写此文的目的，是要厘清元代到明代的官服发展脉络，看明代在恢复“以礼为本”的汉制基础上，还吸收改造了哪些元代少数民族服饰元素，并将其与汉官服文化结合，产生了自己的一套官服体系。 一．元代汉制官服与蒙制贵族服饰1.汉制官服——百官公服制 《元史·舆服志》中将官员的服装分为了“公服、朝服、祭服、质孙服”四大类。 其中，公服属于汉制官服，是品官在公事、常朝、谒见、婚礼时所穿的一种服装。 我们来看其形制。 首先，它主要是罗制成的，大袖、圆领、右衽为其特点。 一品到五品都是紫罗服；六、七品是绯罗服；八、九品是绿罗服。 既然一品到五品都是紫色，那我们怎么区分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呢？ 主要看衣服上的花纹：一品二品都是独科花，只是大小不同——一品直径五寸，二品直径三寸；三品是直径二寸的散答花； 四品以下到七品都是小杂花，四、五品直径一寸五分，六、七品直径一寸；八、九品的服装上没有花纹。 其次，各个品阶的红色皮革腰带上的带板材质是不同的：一品是玉带板；二品是花犀带板（用犀牛角做的，黑地遍布碎小黄花如椒豆斑的叫花犀）； 三、四品是用黄金做的荔枝纹样做带板；五品以下都是用印度犀牛角即乌犀角做带板。 最后，元代公服都配以用漆纱做的蹼头,两侧有展角；穿黑色皮革做的靴子；上朝时拿的手板“笏”，则是用象牙或者银杏木制成的，上圆下方。 2.蒙制贵族服饰之——“搭护” 搭护是蒙古语“dahu”的音译，原意是袄子或皮袄，冬季罩在质孙长袍外面穿着，非常保暖。这在《元朝秘史》里均有记载。后来发展为一种半袖或无袖的衣物，面料也不再仅限于皮料。 据《事物纪原》记载，搭护就是隋唐时的半臂。有学者认为蒙古族南下入主中原后，才改“半臂”为蒙语的“搭护”。 但又有学者从形制和穿用之人不同为出发点，否认了这一说法：唐代半臂的形制是垂领、右衽、袖极短，襟处有钮，附腰襕。 至于穿用之人，日本服饰学专家关根真隆认为，隋唐时着半臂的人有下层官僚在非公事场合穿着及作为“乐服”穿着；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半臂是武士服。 再看元代半臂，其形制多样，服用范围很广，男女皆服，上到天子、百官下至百姓皆服。 主要分为直领短衫式半臂（这款就跟隋唐时半臂一样）及交领右衽长袍式半臂（搭护）两类，后者两边开叉、过膝。 元李裕庵夫妇墓出土交领右衽“搭护” 在妇女中盛行的搭护一般是无袖的，有点像现在说的马甲，但比马甲长，在元代时被称为“比甲”。 据《元史》记载，比甲是由忽必烈的皇后弘吉剌·察必为皇帝方便马上骑射而设计制作的，对襟、无领袖。后来才普及于民间，转化为一般女性服饰。 这种形制在元代尚不多见，一直到明代女性穿着较多，形成一时风尚，到清代越变越短，发展成为马甲。 因此比甲在服饰史上有一种上承半臂，下启马甲的重要地位。 在现存史料和出土文物中，还是以贵族阶层的搭护为主：最有名的图像资料就是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缂织文宗明宗像。 画中的元文宗、元明宗兄弟最外所穿的就是搭护；还有《史集》插图中的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也是身穿搭护。 元缂织文宗明宗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身穿“搭护”的成吉思汗之孙 旭烈兀（左） 再看出土文物，如上展示的山东邹县元代儒学博士李裕庵夫妇墓中发现的丝绸制成的交领右衽长袍搭护，也可以很好证实当时搭护的具体形制。 3.蒙制贵族服饰之——“胸背”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的图像史料和文物会发现，在元人所穿搭护的前胸上都有一些纹样： 如文宗、明宗兄弟胸前是龙纹；李裕庵墓出土的搭护前胸上亦有一幅“喜鹊闹梅”图。 其实在这些衣服的后背上也对应的有一幅和前胸一样的方形纹样图。这种在前胸、后背各有一幅相同纹样的装饰，顾名思义就叫“胸背”。 元李裕庵墓出土搭护上的“喜鹊闹梅”图 元人尚金，所以胸背也是以妆金工艺为主，有少量印金，极少用刺绣。其方形图案边长约30cm，内容包括龙、凤、麒麟或鹿及其它装饰性题材。 文献中最早提及胸背的是《元典章》：
经研究，蒙元胸背应源自金代，到蒙元时十分流行，其一方面传入了西亚，对西亚的服饰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胸背又被后续的明朝接受。 在这里雪梨要特别强调，元代时的胸背并无等级的象征意义，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贵族吉服上的装饰纹样，吉祥寓意大于礼制。 元代的搭护和胸背都对明代的官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贵族服中的纳石矢“胸背” 二、明代官服体系1.百官公服 明代公服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元代。 首先，其制也为圆领右衽大袖袍，衣料用纻丝或纱、罗、绢。 其次，公服颜色与元代稍有出入：一至四品为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与元代一样为绿袍；与元代一样以漆纱做蹼头,两侧有展角；穿黑色皮革做的靴子。 最后，公服上的花纹与其大小尺寸完全继承元制，腰带除颜色是青色皮革外，带板材质与品阶的对应也与元代一模一样。此处不再赘述。 2.继承自蒙元辫线袍的“贴里、曳撒” 有学者称明官袍“三足鼎立”：贴里、曳撒和盘领大襟袍。三者均受元代服饰影响。 “贴里”名称来自蒙语“terlig”的音译，其形制始于蒙元辫线袍。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袍服雪梨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 贴里跟辫线袍一样，腰部收紧，横向褶子简化为一道分割线，将其分为“上衣下裳”制，但是贴里有比辫线袍还多的竖向褶子。 贴里一般作为内衣，穿在盘领袍里面，领部包缀有白色绸缎从盘领露出，显示尊贵。 就这样，它从蒙元时期的“辫线袍”逐渐变为了明代的颇具官制的“官服贴里”。 明鲁荒王墓出土交领窄袖黄缎“贴里” “曳撒”（ye sa）也称“一色”，同样来自蒙语的音译，就是一色服的意思。蒙元时期质孙宴上，皇帝和文武百官都着一色服（质孙服）。明代的曳撒承袭了元一色辫线服，它和贴里一样，交领右衽。 不同的是前襟断为两截而后身并不断，下裳为典型“马面裙”——中间平整，两侧叠褶，且多了两个“缯角”，即下图中下裳两侧凸起的部分。 明正德年间 “曳撒”实物 明代时，曳撒分为元制无“缯角”的一色服和有“缯角”的官制礼服。 前者只作为军戎服饰服用，如其最早作为赏服被赐予内廷侍卫，如锦衣卫的“飞鱼服”就属其列。 加了“缯角”的曳撒被作为官服中的“便服”广泛服用，袖子也逐渐宽大。 至明正德年间，曳撒发展到了巅峰，甚至可作为皇帝的常服（休闲服）和戎服。 《明宣宗行乐图》中的“曳撒”（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继承自蒙元贵族服饰的“搭护、胸背” 明代继承元代搭护，并把它纳入了官服常服体系中。 明代搭护也分为半袖和无袖两种，但其并不单独服用，官员一般将它穿在贴里与盘领罩袍中间。 因为贴里有“缯角”，为防止其露出来，明代搭护的下裳两侧也加上了“缯角”，并在交领处缀白衬布显示内穿之别。 明朝统治者以中国用鸟兽象征官员等级的传统为基础，融合了蒙元用方形图案装饰胸背的方法，最终产生了象征官员等级的“胸背”，即后来的“补子”。 其主要用于皇帝和官员的常服和部分吉服中。 明代主要还是使用“胸背”这个称谓，其屡现于文献。而“补子”称谓是伴随着明中期出现的“先缝后补”的工艺而出现的。 所以补子与胸背的区别主要是制作工艺不同： 胸背是在面料织造之前就先计算出胸背纹样和位置，在织造中一并完成，这是继承元代的制作方式； 而补子是在整件衣服缝制完成后，再单独做两块带纹饰的面料补缀上去。 明后期，每逢节庆时就出现了各色应景的补子，如：元宵节用灯笼补子，七夕节用鹊桥相会补子，中秋节用月兔补子等等。
端午节“五毒补子” 这种“应景补”充分发挥了“补子”的工艺优势，每当节日到来时就可直接将官服上的官补拆下，换上“应景补”即可，不用再浪费面料去专门做节庆服了。 根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可知，标志着官员身份标识的胸背纹样始于洪武二十四年，其文如下：
从那时起，胸背就从元代的贵族吉服装饰功能一跃成为象征官员等级的标识。 另，我们在一些明代皇帝的图像资料上可见，他们常服上的胸背往往是“圆形”的，而不是官员的“方形”。 就拿下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元璋画像为例，可见他胸前的织金龙纹样的圆形胸背。
朱元璋像及圆形织金龙“胸背”细节 这是源自“天圆地方”一说，体现“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的尊卑观。因此才出现了皇族成员用圆补，而文武百官用方补的规定。 结语：官服作为整个社会服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研究服饰史有重要作用。通过本文我们知道，元代的官服体系继承了宋代按服装颜色、纹饰、腰带带板等划分官阶的传统，同时也保留了富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辫线袍服。而明代虽恢复汉族统治，但其还是理性继承了前朝功能性较强的“异服”，如辫线袄、胸背、搭护等，并将其纳入官服体系，甚至进一步结合汉族“古人以鸟纪官之意”，将胸背用于官员常服的盘领大襟袍上，作为划分官阶的标识。而此种种形制，又向外辐射影响到朝鲜官服体系。可见服饰的发展历史是漫长而又复杂的，呈现多朝代、多民族、多元文化大融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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