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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瓷 】 青花，中国瓷器的杰出代表。元代景德镇成功烧制了独步本朝、影响后世的青花瓷器，而这一结论的断定，离不开一对著名的“大维德花瓶”。它们不仅身世曲折传奇，其上的纹饰多年来也成为众多学者参考和研究的对象。 本文作者另辟蹊径，通过对瓶上极易被忽视的海涛纹的观察分析，并比对其它饰有类似图案的瓷器，为元青花的鉴定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元代的青花瓷器仿佛蓝色的乐章，有限的图案元素好比音符，变化出无穷的组合，竞相辉映，各不相同。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系列原属于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公元 1892 〜 1964年）的青花瓷，便是这些丰富组合的集中展示，囊括了许多我们能在元 青花上发现的纹饰设计〔图1－1〕。 ▲ 〔图 1 － 1〕“至正十一年” 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又称“大维德瓶”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 年） 左瓶高 63.6 厘米，直径 21 厘米右瓶高 63.6 厘米，直径 22 厘米 原属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现藏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版权所有 这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又称“大维德花瓶”，称得上是现存最重要的元青花之一，可能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青花瓷瓶，因其乃目前已知仅存的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青花瓷器，也是元青花鉴定和研究的最佳范本。 【 大维德花瓶的前世今生 】 大维德花瓶是中国陶瓷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它们的流传经历可谓曲折传奇。 20 世纪 20 年代，旅英华裔古玩商吴贲熙带着一对罕见的青花云龙象耳瓶来到琉璃厂，寻找买家出售。这对瓷瓶原供奉于北京智化寺，其中一只的颈部记有六十二字铭文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而另一只则有六十一字铭文，内容几近相同。 由铭文可知，这是元代至正时期一个叫张文进的人为全家祈福而施舍于道观的供器。不过，当时这对青花象耳瓶被琉璃厂的众多行家认为是赝品，“元代无青花” 似乎是当时的共识。 几经波折，这对象耳瓶最后被英国的中国古陶瓷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买下。 1952 年美国的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发现了这对象耳瓶，并以此为 “标准器”，对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等地收藏的中国青花瓷进行排比分析，查找到 74 件特征相同的青花瓷，认定这对青花象耳瓶出自元代至正时期（公元 1341 〜 1368 年）的中国江西景德镇，故称其为 “至正型” 青花。 他发表的《中国十四世纪青花瓷》论著，震惊了全世界。这一重大发现，使得元青花瓷成为公认的事实，将青花的鼎盛时期提早到了元代。 它们是现存最为重要的、有确切纪年的典型元代青花瓷器。此后凡是层次多，绘制内容相仿的元青花，都被统称为 “至正型”，可见此瓶的影响力。 大维德花瓶成为鉴定元代青花的“标准器”，其上的装饰纹样也成为了专家学者们鉴定元代青花瓷的最佳参考和依据。 【 独树一帜的元代海涛纹 】 海水是青花中大量使用的装饰题材，除作为海水云龙纹的主要元素，还大量用于边盘、碗的口沿及瓶、罐、壶的近底处装饰。海浪画法多样，线条粗细不一，其中浪花与弧线构成的海涛纹，显示出水面的湍急。 在两只大维德瓶身下方三分之二处，均可看到上下两处海水纹装饰带。上层的海涛纹是瓶身主体装饰海水云龙纹的一部分，象征着波涛翻滚的大海，飞龙腾跃其上。作者通过娴熟奔放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了汹涌的大海，衬托出巨龙的勇猛矫健，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描绘精工，展现出元代工匠纹样绘制的高超水平。 如晋三白江和华伦·考克斯（Warren E. Cox）就曾写道 ：波浪的绘制非常独特，并不见于我们发现的后期任何器物之上。笔法大胆而粗放，生动地表现了飞龙跃出时波涛汹涌的水面，如此富有活力，动感强烈，整体上完全不同于后来宣德时期（公元1426 〜 1435 年）稍显规矩刻板且程式化的海涛纹。 大维德花瓶下方的装饰带便是曲波纹最好的实例之一〔图1－2〕。 ▲ 〔图 1 － 2〕 图 1 － 1 瓶身下层的海涛纹细部 从左至右观察，海浪从装饰带的顶端出现，随之带出一至三朵小波浪，又继续下沉，仿佛要流向岸边。 事实上，也许用 “龙纹” 更为恰当，因为比起蜿蜒的蛇，元代青花上的海涛纹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也许更接近龙。浪涛被水波包围着，后者用精细的蓝色曲线描绘，它们与涟漪共同织成了一张网。曲波纹高低变化的不同取决于可使用的空间，有时其单独成饰，不过当与龙组合成海水云龙纹时，浪花往往腾跃得更高〔图1－3〕， ▲ 〔图 1 － 3〕 图 1 － 1 瓶身上层的海涛纹细部 我们可以在大维德花瓶上同时看到这两例。 蛇般蜿蜒曲折的浪花就像其他经典的花卉卷纹一样，沿中心线排列，每个都十分相似，令人想起古罗马式建筑上维特鲁威风格的波浪纹〔图 2〕。 ▲ 〔图 2〕建筑上的维特鲁威风格波浪纹作者摄于曼哈顿公园大道 奇怪的是，曲波纹并没有在梅瓶上出现，也许是因其短颈的特性，并不如大维德花瓶或是伊斯坦布尔的青花龙纹瓶有着可发挥的余地。这些纹样与其它元代青花、青铜器、吉州窑瓷器〔图 3〕。 ▲ 〔图 3〕海水纹梅瓶元代，公元 1271 〜 1368 年 釉下彩绘陶器高 26.3 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1980.186） 以及高丽青瓷（公元 918 〜 1392 年），甚至马远的《水图卷》上所表现的波浪都不一样〔图 4〕。 ▲ 〔图 4〕水图卷·长江万顷图宋 马远（公元 1160 〜 1225 年） 水墨绢本纵 26.8 厘米，横 41.6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作品中波涛起伏的海面被表现成了二维平面上的图像，占据了上下大部分区域，并且波浪本身也并不一定是沿着同一方向运动。 每种海涛纹之间其实不完全相同，也并非出自同一位匠人之手，但它们确实有某些明显的共同特征，故而将其归为同一类纹饰。 第一类·大维德花瓶风格的海涛纹 如前文所述，大维德瓶风格的海涛纹，通常笔触厚重，远不能创作出精密细致的线条，但奔放生动，活力十足，堪称品质上乘。布鲁克林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花鱼藻罐，其口沿也装饰了此类海涛纹〔图 5 － 1，图 5 － 2〕， ▲ 〔图 5 － 1〕青花鱼藻纹罐元代 公元 1271 〜 1368 年 釉下青花直径 30.3 厘米，高 34.9 厘米布鲁克林博物馆藏（52.87.1） ▲ 〔图 5 － 2〕 图 5 － 1 海涛纹细部 不过海浪与波涛使用了更纤细的线条来表现。 第二类·“范·赫蒙特罐”风格海涛纹 这类型的海涛纹出现在被命名为“范·赫蒙特罐”（Van Hemert jar）的 “鬼谷子下山” 青花罐上，其在 2005 年 7 月 12日伦敦佳士得举行的拍卖会上，以 1400万英镑的高价拍出〔图6－1〕。 ▲ 〔图 6 － 1〕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元代 公元 1271 〜 1368 年14 世纪中期 直径为 33 厘米私人收藏图片采自佳士得 该罐的海涛纹与大维德花瓶上的大致相似，但其潮头的顶端只有两处突起而非三处，且该罐的波浪有着一个 “朝天鼻”〔图6－2〕 ▲ 〔图 6 － 2〕 图 6-1 海涛纹的 “朝天鼻” 细节 顺着鼻子往下，其 “上唇” 又向头部弯曲，仿佛长出的獠牙。 第三类·东京青花云龙纹罐风格海涛纹 此类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青花云龙纹大罐上的海涛纹为代表〔图 7 － 1，图7－2〕。 ▲ 〔图 7 － 1〕青花云龙纹大罐元代 公元 1271 〜 1368 年 直径 29.3 厘米，高 20.3 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TG2351）
▲〔图 7 － 2〕 图 7-1 海涛纹中长长的锯片般的 “牙齿” 它的潮头有着三处凸起（包括鼻子），与第二类相似的 “獠牙”，和比第一类更长，几乎垂直向下的锯齿般的细密小波浪。大浪花中还有用细密的曲线画出的旋涡纹，显示着水流的湍急与凶猛。这类海涛纹相对少见，目前已知的仅有其它两例，一件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Topkapi Saray Museum），另一件是伊朗阿德比尔寺所藏的青花盏托。 第四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青花罐风格海涛纹 这一类的海涛纹并没有锯齿般的牙齿，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向前迸跃的小波浪。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里查尔斯·霍伊特（Charles B. Hoyt）的藏品，“尉迟恭单骑救主” 青花罐上所画的正是这类海涛纹的最佳代表〔图 8 － 1，图 8 － 2〕。它是伊朗阿德比尔寺所藏青花大盘的变体，有着描绘更加简单的潮头，沿其下方是一组与之近乎平行的细长波纹曲线，并向前发散开来。
▲ 〔图 8 － 1〕“尉迟恭单骑救主” 青花罐公元 14 世纪中期 直径 27.8 厘米，高 21 厘米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50.1339）
▲〔图 8 － 2〕 图 8 － 1 海涛纹细部 第五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青花罐风格海涛纹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元青花凤凰缠枝牡丹纹兽耳罐，其上所绘海涛纹突出表现了多重波峰之间的浪花，溅起黑色的泡沫点点〔图 9 － 1，图 9－ 2〕。
▲ 〔图 9 － 1〕元青花凤凰缠枝牡丹纹兽耳罐元代 公元 1271 〜 1368 年 直径 37.5 厘米，高 39.4 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1962.154）
▲ 〔图 9 － 2〕 图 9 － 1 浪花飞溅的海涛纹细部 艺术图案从不会像流星般骤然闪现，它们必然是经历了漫长的变革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奇迹。 艺术灵感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可追溯到的过去，只要考古学家的铁锹和学者的洞察力有所及。所有真正的艺术都是在成长、发展和传播的——并不是凭空而来。 以一组来自中国的古老波浪纹为例，卜寿珊（Susan Bush）发表了一篇研究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的文章，墓中出现了一些笔画松散的卷草式波浪纹〔图 10〕。
▲〔图 10〕早期的波浪卷纹 （图片采自 BUSH S. Floral motifs and vine scrolls in Chinese art of the late fifth to early sixth centuries AD[J].Artibus Asiae, vol.38, 1976） 另一方面，海浪也许代表了古印度神话史诗《毗湿奴往世书》中 “搅拌乳海” 的传说。在这段流传甚广的神话结尾处，天医昙梵陀利（Dhanvantari，毗湿奴神的化身）从海面升起，手中托着的碗里盛满可以长生不老的苏摩仙露。这个故事在藏传佛教中很知名，而后者在元代宫廷中极具影响力。 除马远所绘的《水图卷》，元代青铜器、吉州窑瓷器以及高丽青瓷上的海水纹样，也许是曲波纹的先声。 结合由宋（公元 960 〜 1279 年）至元在不同媒介上创作的海水纹图案，以及元代工匠绘制青花时喜用经典的花卉卷纹习惯，也许会有助于解释曲波纹的使用。 在 14 世纪中期，他们和朝臣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许激发了青花瓷器的创作热情。不过，不管这些猜想有多少的可信度，由于缺乏有关元青花的文献资料，这些青花瓷在本质上仍值得人们探究和质疑。 别有意趣的“反青花”元代瓷器中，还有一批青地白花器 又称 “反青花”——即用青料涂地，纹饰部分留白——不过这些器物上的海涛纹画得并不成熟，佳作寥寥，笔者认为它们是对上文提及的某类标准纹样的仿制品，但相似度却极低，看上去经手的工匠们并不理解其笔下所画之物，且他们的笔墨技法也远远低于创造出上文绝佳纹饰范本的大师。 一些反地青花大盘就完美地展现了第一类和第二类海涛纹。阿德比尔清真寺所藏的一只青花大盘〔图 11〕便是其中的最佳代表
▲ 〔图 11〕菱口折沿青花大盘公元 14 世纪中期直径 57.15 厘米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藏（29.49） （图片采自 CARSWELL J.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M]. Chicago: The gallery, 2000, fig.47） 白色花纹中再用细致的青花线条描出局部纹饰，如花蕊，叶筋及花瓣轮廓等，逼真地模仿出了刺绣工艺中繁密的针脚及效果，精美异常，独具特色，也反映了伊斯兰趣味和纺织品对于瓷器制作的影响。 与那些仅根据海涛纹就被断定是赝品而实为真品的例子相比，当代的仿制者或是修复专家们画出的海涛纹往往粗糙不堪。 伪造者们常常对笔下的其它图案更加谨慎用心，却忽视了海涛纹。 如图 12 所示是笔者最近过目的一只青花罐
▲ 〔图 12〕青花罐颈部海涛纹装饰带的细节 江西景德镇瓷器市场山古遗址出土作者摄于 2014 年 仔细观察围绕其口沿的边饰海涛纹，再将之与大英博物馆所藏著名的缠枝牡丹孔雀纹青花罐上的范例作对比〔图 13 － 1，图 13 － 2〕
▲ 〔图 13 － 1〕孔雀牡丹纹青花罐元代，公元 1330 〜 1368 年 釉下青花高 30.2 厘米，直径 33.4 厘米大英博物馆藏（1961, 0518.1） © 图片版权归大英博物馆理事会所有
▲ 〔图 13 － 2〕 图 13 － 1 海涛纹细部 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希望通过本文对元代青花海涛纹的介绍，读者们也能够轻易分辨出这样一只赝品。 （朱 珠 编译） 原刊于 ORIENTATIONS 英文版 2015 年 5 月期 作者 Steven P. Gaskin 为新英格兰亚洲艺术协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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