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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皮埃尔·布尔迪厄《继承人》 ' 文 | 蒋方舟 关于“出身”和“人生不平等”的焦虑是社会永恒的话题。 焦虑存在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发现自己温和的期待也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很多已经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人依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安全感：富人的孩子是新的富人，中产的孩子却未必能当成中产。 面对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很多思想家社会科学研究者好奇精英阶层是不是已经变得像种姓制度一样密不透风， 今天将借由这些学者的书谈谈“不平等”这个话题： 人生的不平等，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的？ 不同阶段的不平等，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 “不平等”要从爱情开始说起 罗伯特·帕特南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者。他探究了美国“寒门难出贵子”这个议题，写了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很多人认为爱情需要经济基础，但对贫穷的女性来说，孩子更可能是爱情的结晶。 因为对贫困的女性来说，经济安全可望不可即，婚姻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做母亲不一样：做母亲不要求很多钱，但是可以为她的生活提供意义。 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孩子的出生可能是一个草率的意外，而对中产家庭来说，孩子是长期规划的目标，这就直接影响了父母养育孩子可支配的资源： 小到孩子出生之后谁来带，大到上大学的学费，不同家庭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这种差别将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对于出身贫苦的孩子，从一降生，家庭就是破碎的，父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 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家庭的解体，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 进入幼儿园之前的不平等 儿童发展的专家花三年跟踪了生活在堪萨斯州的42个家庭，每月抽取一小时，观察和记录这些家庭的语言沟通状况。 他们把家庭分为三组：职业人士、工人阶级、靠社保度日。 第一组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词汇量多出工人阶级孩子1900万次，超出领取社保家庭的孩子3200万次。 这表示，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不同阶层的孩子在语言上已经拉开了差距。 原因在于底层家庭相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不仅主动跟孩子的交流很少，而且当孩子发出信号的时候，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会郑重对待和交流，但底层的家庭则懒于回应。 底层家庭希望孩子乖顺、服从，这样的孩子能更安全地在底层社区生存，但是底层逻辑也让孩子很难面对更广阔的社会。 除了“语言”这种显性区别，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大脑里。 不断有证据表示，儿童如果生活在贫困家庭里皮质醇超标，皮质醇是一种激素，一般在压力状况下容易偏高。 底层出身的孩子面对艰难的养育环境，形成了一种高压力的应激反应模式，即便在长大之后，也很难成熟冷静地处理问题。
《寄生虫》剧照 上了名校， 我们就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吗？ 教育体系里，家庭背景的影响、课外活动、素质教育、人脉等等因素渗透进来， 并不是在师资、设备上做到了“均等化”，就意味着学生们的发展获得了同等程度的“投资”。 学校减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校外投入，能负担的起更多花费的家长就可以一方面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能力、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孩子多见世面（获得指导、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获得一份更好看的“履历”（游学的大发展）。 上同样的学校不代表获得了同样的“人力资源投资” ，也不意味着他们是带着同样的能力、禀赋迈入了下一阶段的学习和社会。 另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长不但有更多资源可以给孩子选择， 一个更隐晦的优势是他们所有的信息资源，会让他们比穷孩子的家长意识到更多的选项，这个差距往往更加致命。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轻而易举获取的信息——例如在孩子升学过程中了解艺术体育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等等，对于穷人来说往往是无法逾越的“交易成本”。 富人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通向机会之路的各种制度，而且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制度为他们服务。
《寄生虫》截图 看似越来越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了平等吗？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是作者考察美国一所精英高中的日常所写出的社会学著作。
圣保罗中学的教育表面上是一个去阶层，从一个封闭的精英学校，开始接纳女性、少数族裔、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人。 学校要求大家统一着装，学生们要学习和各个阶层的人沟通。 但它恰恰加剧了不平等。 因为那些家庭富裕的孩子被刻意割裂了身份，暗示精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而非家庭的资本，久而久之，这些学生就真的认为自己的成功全靠个人的努力。 持续的不平等，结构性的不平等被掩盖了，取代的是对个体能力的苛责。 特权阶层延续的成功变得天经地义——甚至还有几分天然正义性，而底层则变得越来越容易自我否定，在越来越不明确的努力中消耗自己的一生。 文凭通胀格外伤害穷人 教育学的经典作品《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早在40年前，就提出了对“文凭通胀”的隐忧。
作者柯林斯认为 文凭是一种通货，是为了让公司企业更快捷地挑选“文职人才”，而文凭体现的并不只是能力，而是更复杂的东西： 具有高文凭的人，大概率家庭条件比较好；具有高文凭的人，大概率有足够广的关系网络，因为父母的关系网络能让他们上名校，而他们在名校里也结识了其他精英。 “高文凭”替企业节省了筛选成本，筛选了毕业生，也筛选了毕业生背后的家庭。 当高文凭变得越来越多，它的价值也就随之越来越低，不仅“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越来越少被提及，而且 “拼文凭”变得像几年前春运买黄牛火车票，中产家庭不断加大血本投资在孩子的教育深造上，贫困的家庭则因为掏不起钱而出局。 教育系统和文凭的膨胀，不仅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反而格外伤害穷人。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这句话不仅关乎道德，而且关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 恰恰是对“落在后面的人”的冷漠，导致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恰恰是因为对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的漠然，让每个人都丧失了安全感。 所有人都应该承认自己对于他人的义务，想想自己到底为了他人能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乡下人的悲歌》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语言本能》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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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猪蹄南瓜妹133 > 《沉思、成长、反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