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看有关山西晋绥军的文史资料时,看到一个有趣的情节。当时的晋绥军官兵打靶时,一律用实弹,在全国军队绝无仅有。山西晋绥军的充足的弹药从何而来呢。 民国以后,地方统治者走马灯似的更迭不休。政局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这一片乱局中,惟有山西自辛亥革命起,阎锡山掌握山西大权以后,以山西一隅之地染指晋、绥、察、冀及平津地区,统治山西近四十年。其中原因,除了山西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之外,阎锡山建立了一支以系统的军事工业作为其支撑的军事力量是其主要原因。 阎锡山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在逐步扩编自己掌握的军队时,武器是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阎锡山当时向日本采购了一批步枪和炮械,日方开口就是十万,让刚上台不久,手中拮据的阎锡山大受刺激。山西处于中国内陆,四周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当时的正太铁路法国人管理。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当时的军阀混战局面中,随时都有被截去的可能。高额的购买费用,贫穷的山西也负担不起。从传统的山西商人教育经商致富,而跻身民国军阀的阎锡山,对经济有独到的认识。山西的地理位置,“小而全”的体系,“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贯穿于阎锡山的经济理念中。对于军火工业更是如此。 早在1898年,当时的山西巡抚胡聘之推行“洋务”,出库银四百八十两,在小北门外设置机器局,以制造来复枪和修理枪械为目的。阎锡山以这个“机器局”为基础,开始筹措资金建设兵工厂。 当时中国的货币比较混乱。清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使中国一点点的被瓜分。伴随着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外贸入超,白银外流,沉重的战争赔款,三者叠加,清政府的财政恐慌日益严重。沿海工商业的发展,对货币的要求量日益增大。白银与铜钱作为货币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铜元应运而生,用铜圆来换取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当时各省自行制造,清政府还未整顿规范,就遇到辛亥革命。民国时期,铜圆制造更是地方各自为政。 阎锡山看到了铜圆在货币改革中的高额利润。1918年,阎锡山设铜元局,建立在山西督军署修械所,原修械所翻砂、锻工、木样和机器四厂中最优秀的技工都被优先补入铜元局。开始自铸铜元,为军工产业筹备资金。 铜圆的目的是在流通中取代铜钱,因此,各地制造铜圆时,大都以铜钱作为主要原材料,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来降低了制造成本,二来减少了市场上铜钱的流通量,加快了币制的改革。阎锡山也不例外,亲自过问铜元局的各项事务。筹谋以“三九”铜钱(即含铜量99.9的铜钱)为原料,用三文铜钱改铸可当20文铜钱的铜元一枚。初步估算在全山西省流通中约用铜钱50亿文,全部收回用于改铸铜元可制造17亿枚铜圆。折算可当铜钱340亿文,流通币值即扩大5.8倍。按当时市场硬通货即流通主币银元与铜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铜钱计算,则不过250万银元。如果将市场流通的铜钱全部改铸铜圆,凭空可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
对南京中央政府的规定,阎锡山采取了阴奉阳违的做法。他下令铜元局制造一批不带省名的铜元,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向全国流通。随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动乱,各地自行制造的铜圆开始贬值。铜圆对银元的兑换比率降低。阎锡山除按当初计划制造面值可以兑换20文的铜圆外,增加面值可以兑换10文铜钱的铜圆。当时山西制造铜元的原料是从山西和陕西各地采购的铜元和废铜,为达到阎锡山当初计划的目标,铜元局在制造中采取让铜圆缺斤短两,进一步大幅度节省了原材料来降低成本。这样一枚可兑换10枚铜钱的铜元,成本不足5枚铜钱,尽管没有达到阎锡山最初的计划,但是获利至少达到一倍。而一枚兑换20枚铜钱的铜元,制造成本仅为5枚铜钱,也就是说获利达到三倍。市场上币值的变化,最终一块银元可以兑换400枚铜元。到1926年山西铜元局撤销时,当时在铜元局任职的人士回忆,初步估算阎锡山从中获利至少360多万元。 就这样,阎锡山用制造铜圆所得的巨额收入,扩建了厂房,添置了机器,并从天津等地招募机械技工,职工增至五六百人。1920年3月,将修械所和铜元局合并,改称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民国时期山西的军火工业开始进入发展阶段。这一年从上海买回的子弹制造机正式开机,每日可制造子弹2万枚。另可以制造六五步枪、七九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随后,阎锡山便开始逐步完善上下级配套工业。首先从火药入手,建立山西火药厂。继尔枪弹厂、炸弹厂、炮弹厂、等等开始相继建立。太原的兵工厂一举进入全国军火工业前列,成为和沈阳兵工厂及汉阳兵工厂齐名的民国史上的三大兵工厂之一。
依仗着山西的军火工业,阎锡山的晋绥军武器装备在各地军阀中跃入前列,再加上阎锡山对山西地方经济的发展采取的有力政策,阎锡山一举成为民国时期新军阀中颇具实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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