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瘟疫与古希腊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瘟疫与自然环境，瘟疫与民主政治，瘟疫与公共建设，瘟疫与经济等等。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瘟疫给古希腊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笔者将和大家聊聊瘟疫的产生对古雅典和古希腊的影响是有多么难巨大。 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瘟疫根据希腊医生和哲学家盖伦的理论：瘟疫是在战争中不良卫生条件的后果。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古代雅典瘟疫。关于古代雅典社会瘟疫流行病的情况，西方医学史专家为人们提供了线索。事实上，早在（前 431-前 404）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也就是希腊抵抗波斯战争期间（前 500-前 449），希腊半岛就很可能有流感、结核白喉一类瘟疫病的发生。根据“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史》记载，波斯军队在远征的路途中，因为粮食匮乏，喂马的食草短缺，波斯军队经过的地方都会大肆掠夺粮草。为了解决军队的饥饿问题，只好迫切地解决需求而违反根深蒂固的帝国军队条例。所以，我们看到的希罗多德笔下所描述的波斯军队是这样的，“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也不管经过什么地方，他们都掠夺当地的粮食谷物，如果找不到粮食谷物，他们便剥下树皮，采掘地上长着的草还有摘下树叶，狼吞虎咽地吃——不管他们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种的，都一样统统地吃掉。他们离开的时候，当地的状况是寸草不生、片甲不留… …”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支远征的大部队感染上了可怕的痢疾和流行病，患者与日俱增，死亡率难以控制。波斯军队不得不把这些感染流行病的患者留给当地的居民照顾。从记载上分析，军队途径的地区很广泛，这就直接导致了健康人携带和患病者感染的细菌在沿途地区肆意传播。由此推理，波斯战争期间，波斯军队把这些病菌带到了希腊半岛上，古代希腊尤其是文明的中心雅典受到的细菌侵袭最大。总而言之，公元前 430 至公元前 427 年期间爆发的雅典瘟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瘟疫可能源自埃塞俄比亚，并经过埃及、利比亚和波斯，以及其迅猛的速度扩散到希腊地区。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瘟疫对古代雅典和斯巴达的影响虽然从表面症状来看，普通疾病与瘟疫相差不多，但是两者的本质迥然不同。普通疾病属于个别现象，涉及范围不大，而瘟疫一旦爆发会影响广泛，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依赖医疗控制瘟疫是不够的，控制瘟疫主要是取决于应对瘟疫的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执政者对突发应急事件采取的政策会影响历史的走向。由于古代的科学医学技术不够发达，加之国家在瘟疫方面的管理职能不足，瘟疫传播蔓延都难以控制。控制瘟疫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开仓放粮、发放赈灾物品、掩埋尸体，收效甚微。瘟疫使得国家大量公民死亡，其中包括了统治阶级的少数精英分子。国家损失了高级领导人才，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局面更加严重。众所周知，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雅典在政治、哲学、艺术等领域都最为辉煌的时期，那个盛世的存在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对文明社会的理解。 然而公元前429年，也就是雅典大瘟疫爆发后的第二年，伯里克利因感染瘟疫病毒身亡。雅典政治陷入了无序混乱的状态，露出了民主政治的弊端：国家失去了有效的统治力和控制力，公民权利无限扩大，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企图利用公民大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另外，统治阶级运用轮流和抽签的办法治理国家政务导致了不公平。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内乱中损耗很大，国家综合实力被削弱了。异政者以瘟疫区域性的爆发为切入口，实现了瓦解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的目的。因此，瘟疫诱发了政治变革，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瘟疫的爆发直接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公元前 430 年夏天，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地区并大举向腹地推进，逼近雅典城的时看到雅典人不断地掩埋尸体，他们从失魂落魄的遇难者口中得知了雅典城内瘟疫爆发的消息。伯罗奔尼撒人害怕感染瘟疫细菌，立即改变了原有的入侵计划，迅速撤离。雅典在此次免遭伯罗奔尼撒的入侵。同样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季节，雅典的哈格浓将军回到雅典后又去增援波提狄亚的雅典军队。但是因为雅典城内的瘟疫导致军队士兵死伤无数，战斗力丧失了。修昔底德写到:
瘟疫爆发的时候，雅典民众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伯里克利的统治，人们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罚款。但是当没有人能代替伯里克利的时候，民众又恢复了他的权利。雅典帝国的鼎盛随着伯里克利的去世而衰落了。据说在古代，瘟疫是第一生物武器。中世纪期间以故意散播疾病作为武器。因为生物武器的巨大吸引力不仅是致命伤害，还给人们产生暗无天日的心理压力，适合突然袭击。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并未找到瘟疫作为生物武器的证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瘟疫对古希腊社会生活的影响一、对人口的影响 古希腊的历史进程受到了雅典瘟疫的影响，这是不置可否的事实。正是由于瘟疫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雅典的综合实力随着衰弱了。在短时间和小范围内就产生如此大量的死亡率，这对活着的人有着剧烈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这也使雅典社会走向衰落。雅典就是在这两种衰落中，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利而彻底衰落了。人口大量损失是雅典瘟疫爆发所产生的最为直接和明显的损失，这一点无可厚非。瘟疫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其罪魁祸首是细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人们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地球上最小的微生物的存在，瘟疫等灾难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不可预料的、反复无常神明的作用。瘟疫的可怕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群众性疾病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瘟疫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具有容易感染、反复感染和突然感染的特点，使人们预防和治疗都来不及。尤其是在古代社会，由于落后的医疗手段、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健全的社会救灾体系等等，一旦瘟疫爆发难以控制瘟疫的病情和死亡率。因此，瘟疫在古代社会带来的人口死亡大多令人触目惊心。公元前430年的那场雅典大瘟疫据《剑桥插图医学史》记载，甚至导致了雅典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和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 瘟疫对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战争初期，雅典城约有 20 万人。据后人统计，在整整持续了两年的瘟疫第一次高峰里，死去了二分之一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雅典军队。而瘟疫的第二次高峰里，即公元前 427 年，修昔底德直接记载的“在册的公民兵”死于瘟疫的数字为“不下 4400 名重装步兵和 300 名骑兵”。这里“在册的公民兵”死亡数字是来自对雅典帝国一方包括其中的所有城邦的统计，还是仅限于雅典城邦本身的统计，现已不得而知。此外，雅典军队中其他身份人员死亡多少没有统计数。“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修昔底德说，“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的”。 瘟疫横行是人口骤减的主要因素。在人口出生率的高峰期，社会往往会担心和过多地考虑人满为患的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面，比如城市的基础设施、食物短缺、人口拥挤、水、垃圾处理系统的超载使用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为瘟疫横行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瘟疫不一定对人口数量的增减起关键性的作用，但它的致命杀伤力却会在短时间内给某一地区、国家甚至跨领域造成人口的骤减，虽然它是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凭借着一种破悲剧性的、破坏性的手段。 二、对公共建设的影响 在古代，埋葬瘟疫受害者的墓地很特殊，被称为“瘟疫坑”。“ 死于瘟疫的人必须被关在住宅内数月，而且一段时间内死于瘟疫的亲戚朋友邻居都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所。脏水不能倒进公用的排水沟，食品必须放在自家的门口，病人或死者的衣服不能在井水或者河水中冲洗，照顾病人的人们需要佩带白色的标志，不允许任何人从死亡区以外的地方把病人带进来。市政府的负责管理控制瘟疫的工作人员必须完全地确保以上制度的执行。” 每次的瘟疫发生之后，除了在医学上促进人们的积极向上的思考之外，它也将吸引广大市民对健康和卫生的热切密切关注。而事实上，很多次的瘟疫流行和广泛传播蔓延与当时的公共卫生设施不健全、卫生条件差息息相关。快速的人口增长对人类生存的公共卫生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人们在斗争和教训中学会了生存，从而更好的生活。人类正是在面对这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时才不断地通过自我检讨、自我审视、自我完善来解决问题。 结语：瘟疫面前，人们的恐慌往往比瘟疫本身更可怕。这从瘟疫与人类文明互动的关系中看得非常明显。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社会，人们谈疫色变，每当大疫来临，要么弃城而逃，要么归罪于某人或某群人或某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产生的后果是可怕的，要么是集体无意识，要么是被群体几乎疯狂的偏见所左右。前者造成了某地区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终结；后者催生了可怕的愚昧，甚至是畸变。 同时我们也看到，隐藏在瘟疫背后的因素很多，战争恐怕是瘟疫的最大温床，又是瘟疫的最大制造者。战争是最大的人祸，往往带来比瘟疫更大的灾难。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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