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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每天都在与病毒“赛跑” 从感染者身上“抓获”元凶 追踪密切接触者阻断病源 他们不畏生死，不计得失 每日奋战在抗击病毒的最前沿  1月28日晚流调 截至目前 云南省大理州确诊的7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中 有5名是由他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和采样送检 他们是与病毒靠得最近的大理疾控人 阻断病毒传播，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杨燕：一天中参与三场采样 2月2日 大理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杨燕 来到大理州首例出院患者王某居家留观处所 再次提取了他的检测样本 “我都已经治愈出院了，为什么还来采样？” 王某产生了抵触情绪 “我是为了对你和你的家人负责。 如果你身上还有病毒，会最先传染给他们。” 杨燕耐心地作了解释。 检测结果出来，确认是阴性， 杨燕才终于放心了。  1月24日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流调 从1月23日接到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王某的高度疑似病例报告，至2月1日出院，大理市疾控中心已先后对王某进行了5次检测样本采样送检，采样内容包括咽拭子、全血、粪便、口痰、眼结膜拭子。为了保证采样准确，杨燕每次采样都用两根拭子，不断改进采样方法。 “影响采样结果的因素很多，不能仅凭一次采样结果就来判定。特别是咽拭子采样，要用拭子采集患者的双侧咽扁桃体及咽后壁组织，磨擦的轻重、位置不同，结果都会不一样。如果未采到病灶部位，带病毒者的检测结果也是阴性。”杨燕说，“第一例患者王某的确诊，经过了1月23日、24日两次采样确认。第一例患者入院两天后，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又报告了第二例疑似病例。第二例患者第一次采样结果为阴性，第二次采样结果为阳性，才得到了确诊。”  杨燕今年57岁，已在防疫部门工作了37年，是大理市疾控中心技术最过硬的实验室检验技术人员，曾多次参与疫情的采样检验、流行病学调查处置。 大理市首例患者王某确诊的当天，恰逢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检验结果出来后，杨燕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理州疾控中心开会开到了晚上9点多钟，家里的年夜饭都没能吃上。 王某参加了一个36人的旅行团到大理旅游，原计划游完大理还要到丽江。王某在大理出现发热症状后，他的5位家人也和他一起离开了旅行团。王某确诊后，他的5位家人也被隔离留观。大年三十晚上，王某之前跟的旅行团中另外30人继续前往丽江，大巴行驶到邓川时，被洱源县疾控中心截住，30名游客、导游、司机就地隔离留观，及时、有效地阻断了病毒继续扩散。 为了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大理市疾控中心成立了流行病学调查处置、标本采集运送、疫情信息等8个工作组，24小时运转，开展疫情信息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处置、标本采集运送等相关工作。杨燕担任标本采集运送组组长，带领8个组员，分成8个行动小组，昼夜奋战。她说：“轮到值班的组员，都几乎不敢喝水。一接到疫情报告就得出发，穿上防护服就不能上厕所，一坚持就是几个小时。”  采样准备 按照疾控中心的安排，每次到现场采样，3个人一组：两名流调人员、一名采样人员。出发之前，要穿上“三级防护服”：第一层贴身棉布隔离服、医用防护口罩、帽子、手套、脚套、雨靴，第二层杜邦防护服、N95口罩、手套，第三层普通防护隔离服、再戴一层手套、脚套、护目镜。 进入隔离病房前，戴上防护面罩。一套三级防护服穿上身，再检查一下采样用品，需要20多分钟的准备期。为了第一时间能够出发，往往在第一组出任务后，第二组就领好防护服待命。大年初二以前，大理市辖区内49所医院发现的疑似病例，都由大理市疾控中心流调、采样，一天当中要多次出现场。杨燕就曾在一天当中参与过三场流调、采样。  流调回来内消 对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二次、三次采样工作，她总是主动要求一个人去，因为“防护服太紧缺，尽量我一个人去，节约一套防护服”。采样、送样回来后，她还要统筹全组的工作，每次值完夜班，第二天还得继续上班。  流调回来内消 “每次现场采样，都要先进行流调，弄清病例曾到过什么场所、乘坐过什么交通工具、接触过什么人，对与患者密切接触人员进行追踪管理，切断传播途径。”自1月25日大理市启动一级响应以来，大理市疾控中心共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41次，采集运送标本102份。截至目前，共确诊病例5例，排查密切接触者105例，从源头上阻断了疫病的传播。 杨凤娟：不漏掉一个密切接触者 “截至2月3日，凤仪留观点累计留观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49人，其中6人已解除留观，43人仍在留观。居家观察61人，发函协查19个。”从1月21日开始，大理市疾控中心疫情信息组杨凤娟和她的战友，每天24小时都在马不停蹄追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办公室两部值班电话从早响到晚，每天接打200多个电话。杨凤娟个人的手机每天接打电话不下100个。“辖区49所医院上报的疫情要接听，每个密切接触者都要打电话了解行踪，耳朵都打到听不清楚了。” 疫情信息组是大理市疾控中心的“中枢神经”，承担着疫情信息的收集、整理、统计、分析，以及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流调、采样两个组出现场，也要听候疫情信息组的调度。  杨凤娟整理流调表 刚开始成立时，疫情信息组只有5名工作人员，由于工作量太大，目前已经增加到10名。杨凤娟刚刚做完肾积水手术，一天也没来得及休息，就顶在了工作岗位上。 从1月23日开始，全组人员2人一班、24小时在岗，值夜班的要坚持到第二天中午才下得了班。休息半天，又接着来上班。“我们组组长杨云艳扁桃体化脓发烧发到39.5度，输完液又接着上班。杨晖抽调到其他部门，值完自己的班，也趁着单位休息，跑回来顶岗上班。大家都很拼！” “每确诊一位患者，他发病前坐过的火车、航班，住过的宾馆、饭店都要追查到，他航班座位的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宾馆饭店的保洁、前台，都要及时联系上并就地隔离留观。我们与各地疾控中心互通信息，在大理市范围内的，由我们安排留观。离开大理市的，由所在地疾控中心安排留观。大理市卫健局公布的社会咨询、投诉电话，也留的是我们的号码。我们还承担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的任务，发现新冠疑似病例，2小时内就要上报。”疫情开始以后，大理市疾控中心主任杨彩艳每天接打三四百个电话，接连四五天回不了家，一岁零一个月的孩子见到她时，都已经不会叫妈妈了。  大理市疾控中心为每个确诊的病例都建立了一个档案，把密切接触者的资料全部汇总。这个工作也是由杨凤娟和她的同事来完成。 “有时候，一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打五六个电话都找不到。大理市的第一个确诊患者王某，为了排查高危人群，我们给他打了86个直通电话，给他的密切接触者打了100多个电话。他的行动轨迹比较复杂，坐飞机、坐火车，又参加旅行团、住酒店，每一个密切接触者都不能漏掉，每个细节都要顾及到、问到位。碰到不配合的人，还得求助公安局，费尽心思地去找到他，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杨凤娟说，“相比较而言，密切接触者比较好说话，患者本人更难打交道。最近确诊的一位患者，一晚上辗转3个酒店，还不愿提供相关信息，我们正在攻克这个难关。追踪密切接触者的目的，是为了切断传播途径，避免扩散到更多的人群，希望患者能够理解。” 2月3日上午，记者在大理市疾控中心采访时，杨凤娟又接到了辖区一家医院打来报告疑似病例的电话，她和战友们又一次奔赴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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