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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路簿》的多重版本 刘义杰 《更路簿》是我国海南渔民早年使用的一种航海指南的统称，它跟《针路簿》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称谓。 1971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和海南水产研究所曾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今天三沙市所辖的海域进行调查。有关人员在调查报告中记录：“在海南琼海一带的渔民中，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航行更路’手抄本”，该报告中提及的手抄本就是《更路簿》。  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更路簿》  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前往西沙群岛进行考古发掘，在他们编撰出版的《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一书的插图中，附有被称作《水路簿》的4幅照片，“航行更路”手抄本从此进入大众视野。那本被称作《水路簿》的航海指南是由海南琼海潭门港的渔民苏德柳于1921年抄录的，随后他赠与了广东省博物馆。据悉，该手抄本一开始并没有名称，只是在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相关页面上有分段独立的标题。调查人员给手抄本起名《水路簿》，因此，最早被记录在案的《更路簿》就被称作《水路簿》了。此后，海南渔民使用的这种主要用于南海海域的导航工具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专家学者开始了对《水路簿》的收集与整理，并不断地研究发掘它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水路簿》又是何时被称为《更路簿》的呢？ 1977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教授赴海南琼海、文昌一带做调查，发现了与苏德柳手抄本完全不同的3种手抄本，他将这一发现发表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刊物《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上，并全文刊登了4种手抄本的内容。原先被命名为《水路簿》的航海指南更名为《更路簿》，韩振华教授对此作出如下解释：“1974年由广东省博物馆编著的《西沙文物》一书中，把海南岛渔民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等地所使用的海道针经书——《更路簿》称为《水路簿》。但根据海南渔民的叫法都称之为《更路簿》，同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都用《立××更路》之语来立篇名。譬如陈永芹抄本的《更路簿》，明确用《西南沙更路》的书名来命名。因此，我们认为《更路簿》比《水路簿》更为贴切。”当年，韩振华教授所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是我国最权威的南海问题研究机构，经过他们校释过的4种《更路簿》一经发布，便被学界普遍接受，广为征引。至此，《更路簿》成为海南渔民手中持有的航海指南的统称。 不过，并非所有的航海指南都没名称，迄今为止发现的30多种《更路簿》中，也有叫《水路簿》的。如苏承芬收藏的《中沙水路簿》，黄家礼收藏的《驶船更流簿》。在海道针经中，有一本《针路簿》大名鼎鼎，就是大家熟知的《顺风相送》，海南《更路簿》也有一本与之相近的，即王国昌保存的《顺风得利》。 《顺风得利》记载的航路众多、结构完整。由《东海更路》《北海更路》和《琼州铺前急水门（木栏头）流水日期》3部分组成。海南渔民将西沙群岛称作“东海”，南沙群岛称作“北海”，《顺风得利》是海南岛渔民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导航手册。与其他海区出现的海道针经一样，《顺风得利》中也记录有特定海区的潮汐时刻，手册中的《琼州铺前急水门（木栏头）流水日期》完整记录了琼州海峡东北口急水湾海区的潮汐时刻。更为难得的是，在《北海更路》中，不仅记录了前往南沙群岛各岛礁的更路，还有多达25条由南沙群岛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更路。其中多条更路以南沙群岛的南通礁（今丹节沙）、南屏礁（今墨瓜沙）和南威岛（今鸟仔峙）为始发港，前往南洋各港口。说明在很早以前，我国海南渔民就已开辟出多条串联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并前往海外的航线。 以上文字转自深圳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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