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欲望：罗素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罗素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人性的欲望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在被颁奖时的演讲：

蟒蛇吃饱了之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下一次进食才再醒来。而人类，绝大部分并不如此。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来演讲是因为当前关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往往缺少对心理学的关注。在朝鲜战争开始之际，要说清南朝鲜有多少人、北朝鲜有多少人没有任何困难。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朝鲜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各自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你就是把这些书翻遍，也是徒劳。这些问题往往被那些大人物忽视了，从而错失民心。如果要让政治变得科学化，我们就必须深入到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所有人的行为都被欲望驱动着。然而有些热心的道德家却以为靠责任和道德原则，就可以对抗欲望。我之所以说这是异想天开，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表现得很有责任，而是因为如果不是一个人渴望表现得有责任心，则责任一词对他毫无意义。

在政治上影响力巨大的欲望可以划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来自于对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当这些东西变得稀缺时，为了生存下来，人们会不遗余力地获取它们。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学者表明，在四次不同时期的干旱年代，阿拉伯半岛上的人口大量外流，给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带来深远影响。这四次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事件，造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

但是人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其他欲望。蟒蛇吃饱了之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下一次进食才再醒来。而人类，绝大部分并不如此。这些欲望让他们保持积极，尤其包括占有，虚荣以及对权力的热爱。

占有欲 —— 我想它的动机是出于恐惧心理和对必需品渴望心理的交杂。阿拉伯的酋长在他们柔软光滑的拜占庭会议室，还是不能忘记沙漠，依然储存着实际上不可能花完的财富。心满意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虚荣心是威力巨大的动机，任何有过很多和孩子相处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坚持不懈的傻傻的表演，以及说着“看我的”。“看我的”是人类心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虚荣的一个麻烦就在于它是越来越膨胀的。被允许在报纸上翻看关于他自己的审判过程的杀人犯，如果发现某个报纸报道得不够详细就会很气愤，如果他发现关于他自己其他报纸报道得很多，他对那些极少报道他的报纸就会更生气。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如此，剪报处发现他们越是有名望，就会越难满足。

还有一种动机也与上述动机一样影响巨大，而且远超它们，是对权力的迷恋。这有点类似于虚荣，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同一种东西。虚荣需要的是赞美，没有权力也很容易得到赞美。在英国，国王比首相能享受到更多赞美，但是首相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多人更热爱赞美而不是权力，但是那些人在很多事情上的影响力不如那些迷恋权力者。1814年，布鲁克（普鲁士元帅，击败了拿破仑）在参观了拿破仑的宫殿后大叹：他拥有这一切还要去攻打莫斯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对于拿破仑来说，他当然不是没有虚荣心，只是当他必须做出抉择时，他更向往权力。

这也有一些可取的方面。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所有科学技术的改进也是源于此。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一位改革者也能拥有强烈如暴君的对权力的迷恋。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论方面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你将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做出贡献。通常，你的行为有益于社会。如果你是一个政客，你可能希望看到现有局面按照你的个人喜好而改变。

最纯粹的出于对权力的迷恋的一类人要属于那些幕后操纵者——那些人躲在王位宝座的背后，从来不公开露面。他们仅凭着一个念头就足以慰藉平生：那些木偶对到底是谁在指挥着他们都还不知道呢！荷尔斯泰因男爵，从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居住在贫民窟中，从来没出现在社会上，除了有一次皇帝强求要与他见面，他无法拒绝外，从来不与皇帝见面，他拒绝所有的宫廷活动的邀请，他说他没有宫廷礼服。他掌握了可以要挟宫中大臣和皇帝亲友的各种秘密。他利用这些作为要挟，不是为了去获得财富、名声或者任何其他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强迫大家采纳他的外交政策。在东方，在宦官群体中，这种人物也并不罕见。

现在提一些其他的动机，虽然和我们之前考虑过的那些动机相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少些重要性，但依然是相当的重要。

其中的第一种是对刺激的热爱。人类相比于动物的优越性在于他们容忍无聊的程度。虽然我也多次想过，观察动物园里的猿猴可以得知它们也有这些不甘于枯燥的情绪萌芽。逃避无聊几乎是所有人类都共有的一种影响甚大的欲望。当白人第一次和野蛮的原始部落接触时，他们给那些人几乎所有的好处，从福音书到南瓜派。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还是会很遗憾，因为大部分野蛮人接受那些东西时非常冷淡。在那些礼物中，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令人沉醉的酒，那些酒可以让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纵使很短暂的幻觉，觉得活着比死了要更好。印第安人保持在依然未开化状态时，他们吸他们自己的小管烟，不会跟我们做的一样冷静，而是极度狂欢，在过于兴奋时会陷入昏迷，当尼古丁不能再引起他们激动时，一个“爱国”的演讲家会鼓动他们去袭击临近的部落，那可以给予他们就像我们（按照我们的性情）在平常赛马中能获得的那种享受。对于文明人群体，正如对于早期的印第安部落，我想它是主要出于对刺激的热爱，那种刺激可以使得平民在战争突然爆发时鼓掌；这种激情非常像足球比赛，虽然它的结果在有的时候稍微要更严重些。

到底什么是人类热爱刺激的根本原因，是很难完全肯定的。我倾向于认为是因为我们精神上的天性为了适应当初主要靠男人打猎为生的那个阶段。

当一个男人带着原始落后的武器，带着对晚餐的期望，为了围捕一头鹿而忙了一整天，当日落的时候，他拖着猎物胜利性的回到洞穴，带着疲倦心满意足的躺下，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开始整理和烹饪食物，他身体困乏而又骨骼酸痛，烹饪的香味充斥所有他能意识到的场所，最后吃完晚饭过后，他进入沉沉梦乡。在这样一种生活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厌倦。

但是当他进入农耕时期，让他的妻子做田里所有的重活，他就有时间去想着人类生活的虚荣，发明神话和哲学系统，并且梦想从此就过着他将永远在神殿里打猎追逐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品质是用来适合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在假期里每天进行25英里的徒步旅行，夜幕来临时，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排解无聊，因为坐下的快乐就完全能满足我了。但是现代的提升无法用这些身体上的奋发向上的原则来引导。大量工作都是坐着做的，并且大部分手工工作只用到特定部分的肌肉。当伦敦的人群集聚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大声为政府决定让他们送死的声明而喝彩，如果他们那天步行了25英里之后就不会那样做了。要治愈好战心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要幸存下来——也许一件战争之外大家并不喜欢的事——必须被找到来当作我们富余精力的一个稳定而无害的发泄途径，这样可以引导对刺激的追求。

这是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都很少考虑的事，社会改革者觉得他们还有更严重的事需要考虑，另一方面，道德家对所有用来转移人们对刺激的向往的事情，都极其夸大它们的严重性。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意见里，严重性是关于罪恶的严重性，比如舞厅，影院，时代爵士乐都是。如果我们相信耳朵听到的东西通向地狱，那么我们最好花费所有时间坐在家里反思我们的罪恶。我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同意那些说出这些警告的严肃的人们。魔鬼有很多种样子。一些用来欺骗年轻人，一些用来欺骗年长和严肃的人。如果引诱年轻人享受快乐是魔鬼，那么说服年长者谴责年轻人的快乐，不也可能是同一个魔鬼做的事？而且谴责不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分配给年长者的兴奋的事？而且谴责不可能会如鸦片一样必须持续加大剂量来产生想要的效果？谴责岂不是要担心那所有的，从邪恶的电影院开始，我们要逐步的导致谴责对立的党派，意大利人，南欧的黑裔，亚洲移民，简而言之，每个除了我们一派之外的人。并且它正是广泛存在的导致战争发生的该谴责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舞厅而发生的战争。

兴奋的严重性在于它很多种形式都是破坏性的，兴奋对酗酒或沉迷赌博而无自制力的人来说是破坏性的。当它带来群体性暴力时，也是破坏性的。尤其当它导致战争时，更是极具毁灭性。这种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无害的发泄方式不是唾手可得的话，就很可能会把人们引向有害的发泄方式。目前在运动方面有这么多无害的发泄方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前提是那些活动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那种导致群情激奋的政治活动，经常导致大量伤害事件的发生。

人类城市生活过于乏味了，如果要不生变数的话，必须为冲动提供一些无害的发泄方式——我们远祖只需要打猎就能满足那种冲动。在澳大利亚，人少而兔子多，我看到过很多百姓用原始的技巧狩猎成千上万只兔子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原始的冲动。但是在伦敦或纽约，人多而兔子少，必须有其他方式来愉悦大家。我想每一个大一点的地方，都应该有个人造的瀑布，然后人们就可以乘坐脆弱的小舟滑下。并且也应该有放满了凶猛的鲨鱼的游泳池，任何被发现支持预防性战争的人，都应该被投进泳池，罚他们每天与这些灵巧的怪物们共处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