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古至今，结婚都被看作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在中国人眼里，只要没成家，就不能算真正长大。在花好月圆的祝福中，无数对痴男怨女，跨进了婚姻的大门，从此承受命运带给他们的幸福或苦涩。而圈定婚姻的那一纸婚书，在见证他们悲欢离合的同时，也记录了中国两千年婚姻制度的发展和变迁。
婚书和六礼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书与媒人、聘财以及婚礼共同构成婚姻成立、合法的要素，并成为双方婚姻得到国家、社会、宗族承认和保护的前提及凭证。婚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婚书专指古代男女初婚时交换的文书，广义的婚书泛指所有与婚姻有关的文字凭证，包括聘婚书、许婚书、结婚书、休书等等。 古时嫁娶一般要经“三书六礼”。与现代的结婚过程一般指结婚当日所举行的礼仪不同的是，“三书六礼”的结婚过程则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聘书、礼书、迎书，统称“三书”，是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合称“六礼”。此后2000多年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谨遵“六礼”举行的婚礼，成为最受尊敬、最多祝福的婚姻。交换婚书，是“六礼”中的一礼——纳征。纳征时男女双方父母互下“定帖”（即“龙凤帖”），然后男方下聘、请期、迎亲，一桩由父母包办“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便算圆满完成。
而“六礼”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交相授书”：“纳采”时互授“求婚书”(通婚书)、“允婚书”(答婚书)；“问名”时互授“门户帖”、“年庚帖”；“纳吉”时开出合婚八字帖；纳征时男女双方父母互下“定帖”(又称“大帖”、“大八字帖”、“鸳鸯书”、“鸾书”、“龙凤帖”等，一般认为此是正式婚书)；“请期”时男方致女方“婚期帖”，女方同意致男方“回帖”；“亲迎”时新郎具“迎亲书”代表父母宗族赴女方迎娶新娘回家等。 直至现代的婚俗礼仪中，尤其在一些乡村地区的婚姻形式，仍可见到“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但在现代的婚俗礼仪中，“三书六礼”的婚俗礼仪已化繁为简，一般遵循提亲、纳征（即过大礼）和亲迎（即接新娘）内的某些礼仪。而其中，“纳征”是保留得比较完整和受较大重视的传统礼节。
婚书和法律 最早的婚书始见于周，书于竹简，男女两家各持其半。《周礼》有媒氏司婚姻之事，男女订婚后，即立婚书报之，不报者为私约。但此时的婚书，还不是所谓的民间婚书。 据资料记载，民间婚书最早起于唐代。《唐律》中明确规定，男女缔结婚姻两家需互报婚书。此后历宋、元、明直至清代，这项律条未改，婚书也因此成为古代结婚必须履行的手续。在古代，婚书是婚姻成立的文字凭证。及至清朝，从州县到省院的各级官府都一再昭告，凡民间婚姻纠纷需状告官衙者，必须出具婚书方准受理。 从传统社会早期直至清末的漫长时期，婚姻始终划在“礼”的范畴之内。直到清宣统年间，才有地区正式出台经政府审定颁发、领取时需加贴印花税票的结婚证明，表明国家已经将婚嫁行为正式纳入到法的轨道，由官府来保障婚姻的合法性了。 婚书和年代 不同年代的婚书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婚制婚俗的变迁。 传统婚书多为红纸墨书，一般以联姻双方的父亲名义交换，上面写明籍贯、姓名、年庚、媒人(冰人)，甚至祖宗三代的名字，有的还附有聘礼单。可以说，一份婚书，就是一份当事人的“档案”。而这份“档案”，不但是两家结亲的合约，也是社会认可、官方承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文书。 婚书作为婚姻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为我们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从现有资料显示，民间婚书最早起源于唐代。早期的婚书在行文中不乏套语虚词，及至清代这种情况越来越趋简化了，尤其是契约式婚书，往往一开始就直入正题，显示人们对于婚姻从注重形式向更重实质的转变。但从历史的纵向观察，婚书的主要内容与形式还是基本不变的。 清朝时期：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 大清时期，各地的婚俗不一，婚约的表现形式繁复多样，有口头约定、以庚帖代婚书等多种情形。但大清的婚约形式已经趋向简约并有较固定的模式，按大清律法规定，婚约必须是男女双方交换的定帖（婚书）。 官方颁行并制定了婚书格式，内容包括：双方籍贯，父祖三代姓名，男、女行次、年庚以及主婚人、保媒见证人签押。民间也出现了婚书形式，民间初婚的婚书必由家长开具，内容包括：男女生辰八字、三代姓氏、籍贯和保媒人（介绍人）、见证人（证婚人）；另外，还有再婚、人赘婚、童养婚等，这婚姻类型的婚书则由出嫁的一方开具，内容包括：婚嫁缘由、聘金数额及其他业经商妥的事项，同时必须有开列婚契的一方与保媒人（介绍人）、见证人（证婚人）共同的签字画押。 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只以婚书或者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和标志。如四川省某县规定：”告婚姻无庚书及媒妁聘礼年月者不准。”顺天府所属某县规定：”告婚姻无媒妁、婚书者不准。”故民间婚姻关系发生纠纷诉至官府，是否有婚书已成为官府是否受理婚姻纠纷的必须条件。 大清律法规定，婚书强调男女定婚必须将各自有关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实情相告，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书一旦订立或女家收受聘财，双方就必须履行，不得翻悔。女家若悔约，主婚人笞五十，婚约有效，女嫁夫家。若女家另与他人再订立婚书，但未成婚，对女家主婚人杖七十；若另与再他人订立婚书并已成婚，对女家主婚人杖八十。后定夫家若知情，其主婚人与女家主婚人同罪，财礼收归官府；若不知情则不予处罚，但追还财礼返还后定夫家，前定婚约持续有效，女嫁前定夫家。前定夫家若不愿再娶，则加倍追还财礼返还，后定婚约生效，女从后定夫家。同理，男家悔约另聘，罪同前述，前定婚约持续有效，仍令娶前女，后聘之人听其别嫁，不追返财礼。另外，婚书还对婚姻的履行时间做了限制，聘娶一般都应按婚书所定的日期完成。若不按约履行，亦将受到律法的制裁。 因为婚书的规范、法定化，清代离婚也出现了正式的程序。一般而言，违律成婚者，由各级衙门审结核定后由官判离，将原订婚书上缴、涂毁，聘礼发还或入官，女子归宗或由官媒另行嫁、卖。另外，解除权在夫家的离异，则由夫家出具休书作为婚姻解除的凭据。 （注：本文未标注来源的婚书、文契样本，均来自银帝艺术馆馆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