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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曾经给了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从西安出发，对大明王朝发起最后的总攻。大军所到之处，宣传“除暴安良”、“蠲租免税”等政策，地方官绅无不闻风而降。三月二十八日，李自成进抵北京城下，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十九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城，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进入北京，标志着农民起义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李自成等大顺领导人未能认清时局、对明朝旧有的官僚贵族未能有效拉拢利用、也未能及时对军事部署和政策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坐失了稳定和控制全国的最佳时机。所以当吴三桂与清军“结盟”时，李自成还浑然不知，而后经山海关一役，大顺军打败，被迫退出北京城，李自成率军返回西安。并在次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九宫山，遭遇地方武装的突袭，不幸去世，大顺政权由此覆灭。 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从1644年灭明时的势如破竹，在北京城待了42天后撤出北京时的兵败如山倒。曾经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大顺军为何会如此的不堪一击？从各地官绅闻风而降、夹道欢迎，到各地“反叛”浪潮四起，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从撤出北京后仅一年不到的时间，李自成所建立起的大顺政权便覆灭，由极盛到覆灭，难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失败是必然吗？ 关于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关于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像素以下的观点主要参照顾诚先生《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文以及自己个人观点的融入，即大顺政权还是有存在的可能，只是他们在建立政权后没能及时的调整策略，导致最终的失败。 其一、腐败说
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城后迅速腐败，失去民心，导致快速灭亡。从刘宗敏、牛金星这一类的高级将领再到普通士兵，全都加入到烧杀抢掠的队伍中去。李自成虽保持着自己的农民的本色，但其有令不行，甚至对烧杀抢掠的行为姑息、放纵。 也正是因为大顺军忙于享乐，才导致失去民心。 的确，部分大顺军的士兵在京城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实际上这些行为更多是“逼饷镇抚”，即打击京师中的官僚贵族。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大顺军进城不过短短四十余天，从所向披靡再到溃不成军，真的是四十余天腐化的直接后果么？ 还有就是，大顺军在京师中的“敛财行为”导致“大失民望”中的“民”，指的是普通的百姓们还是达官缙绅呢？所谓的“大失民望”，是各级地主及官僚之心，而非普通百姓之心。 其二、麻痹轻敌说 对于李自成的失败众多的学者认为：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自起义后，特别是攻破北京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变得不思进取。轻视明王朝的残存力量与无视清军的虎视眈眈。正所谓，尚未能居安，却已忘危，这是导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雪崩式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此时的大顺政权领导人主要由农民组成缺少高远的政治眼光，在很多方面掉以轻心，使得局势突遭逆转。包含李自成在内的农民军领导人对山海关的战略位置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对招降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重视度不够；对于关外的女真人觊觎中原数十年的客观事实认识不清，没有将其列为强劲对手。 但是这一说法无法解释大顺政权迅速败亡的原因。虽说山海关的惨败，与自我麻痹轻敌有很大关系，但惨败以后的大顺军退守至北京之时，也应当从麻痹轻敌中清醒过来了，为什么还会一败涂地呢？显然麻痹情敌只能解释山海关之役的失利，却无法解释大顺政权迅速败亡的根本所在。 其三、对手过于强大说 有不少学者认为，清军的攻击力和作战能力远在大顺军之上，也就是说大顺军不是清军的对手。这一观点只是从最终结果上寻找原因，不免有失偏频。其实，李自成最终是直接亡于地方武装之手，且虽说清军的作战能力确实超过大顺军，但要说清兵强大到足以将大顺军消灭的程度，是不太符合当时军事力量对比的，清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主要是依靠后来的降清汉人。 此外，也有人将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于战略战术的失败。如，北京撤退以后，可以选择到东南财赋充盈之地要比回到西北更好，因为大顺军当时已经控制整个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没有必要仓皇逃回西安等。这只是一种假设，与史实相距甚远。 我们想要正确分析大顺军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整个明末农民军革命的进程中，而且不是放在短时段内，去分析它的全面胜利与后面的兵败如山倒。大顺政权的兴衰，主要是由农民政权的性质、治国的理念和人京后的措施所决定的。 大顺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李自成没有随着时局的变化、阶级关系的的变动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没有从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转变为以缙坤地主为基础的传统封建帝制，最后被以汉人为主体的地主阶级的武力量所推毁。就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而言，转换政权的性质，其实还要立足于地主经济，依靠地主、贵族、官僚、士绅阶层，才是大顺政权存在的前提条件。 李自成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农民本色，加上对大明统治者充满仇根，以他为首的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一直是严厉打击地主、贵族、官僚、士绅阶层。在进人北京后，也没有顺应新的局势，而是继续实行“追脏助前”的政第，导致陷入政治上的孤立。在攻占北京的过程中，大顺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实际上是各级官绅贵族闻风而降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投降，只因为这些阶层也看到了明王朝病人膏育的现实，急于从新立的“大顺天子”那里寻求新的底护。
各级地主、贵族、官僚、士绅，仅有二十余人“以死殉国”，其他尽以“顺民”自称，高呼“永昌皇帝万岁”，为了尽早在大顺朝挂职，争相送礼行贿，为新朝效命。甚至有的外地官员不惜长途践涉到京城以谋取官位。这一切足以说明，各级地主、贵族、官僚、士绅们已经开始从内心接纳新的统治者，为自身的利益寻求新的庇护者。 然而，当大顺军进入京城之后继续采取“追脏助响”政策时，他们才发现新的政权并不属于自己。从京城到地方，在整个华北地区，大顺政权的官与兵，满怀着对剥削阶级的憎恨，各种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在京城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不仅剥夺了官绅、地主的家产，还对他们进行了身体与人格上的打击，这是归降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们所始料未及的，内心的懊悔与愤恨是可想而知的。 或许在大顺军节节胜利之时，地主官绅摄于大顺政权的武力，不敢公然的反抗。但进入京城后新生的大顺政权与地主、贵族、官僚、士绅阶级之间的的矛盾已是非常紧张，“人人饮恨，未及发也”，旧的官像士绅们，伺机待发就不难被理解了。所以，当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后，他们便会开始考虑是继续拥戴新生的大顺政权，还是拥护南明政权，或是拥护作为“异族”的满族入主中原。 从一开始的闻风而降到后来的集体倒戈，官绅贵族的态度让大顺军经历了大喜大悲，自大顺军撤出京城起，在山海关一役后的三个月内，整个原本归降李自成的华北地区出现了近七十次叛乱，官绅地主们先捕抓大顺地方官，后静观事态的发展。李自成的大顺军陷人了地主阶级疯狂反扑的泥塘中，乱了方寸阵脚。 说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理解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直受官绅地主势力的左右，最终导致败亡。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绝对是不可能稳固。 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军虽然可以建立政权，但却不可能长久，“如果不想被官绅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所摧毁，那么起义军的领导人就必须要蜕变为封建政权”，大顺政权的失败在于李自成没有选择这一条路，而是因为始终坚持自己“农民革命政权”的本色。 总而言之，大顺政权有存在的可能性，只是李自成被拒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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