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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开始定居，瘟疫就如同附骨之疽不断纠缠人类，而且越是人口众多、越是文明发达的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和频率也就越高。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跟瘟疫周旋了数千年，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瘟疫的观点和理论，尤其以明末的吴又可提出的“杂气说”为集大成者。 吴又可的“杂气说”，早在微生物学出现之前，就大胆地提出了传染病来自人体之外的“杂气”，而人之间会因为“杂气”的交换，通过口鼻患病，实事求是地说，吴又可的理论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思想贡献。 中国古代的“疫”与“瘟”中国古代将传染病称为“瘟疫”，从词源发展上说，先有“疫”，后有“瘟”。 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疫”字，这并不表示商周之际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当时因为人口较少，且爆发次数较少，所以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并不深刻。到了战国时期，人口增加，传染病开始大规模流行，于是在《墨子·兼爱下》中就出现了“疫”字：“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 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也在《月令》篇中提到了“疫”：“行秋令，则民大疫。”东汉时期，由于传染病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于是《说文》中专门解释了“疫”——“疫，民皆疾也。” 《说文》中有“疫”，但没有“瘟”，是因为“疫”字就可以笼统指称传染病了，而到了东汉末年，刘熙所著的《释名》中出现了“注病”，所谓“注病”，即“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显然就是指急性传染病。 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使得“疫”字无法概括所有传染病的形式，于是“瘟”字就出现了，成书于东晋的《抱朴子·内篇微旨》记载“经瘟疫则不畏”。也就是从这时起，古人称传染病为“温病”，“温”与“瘟”其实是一个字。“温病”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指发病原因——“温气”外侵；二是指患病症状——身体发热。 从词源来分析，“疫”侧重传染病流行的特点，而“瘟”强调人因“温气”外侵而患病，且具有发热体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瘟疫就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身体发热的传染病，可以说中国的瘟疫概念基本上总结了传染病的特点。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研究秦汉至宋元时期 秦汉之际，中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因此瘟疫也开始频繁出现。 成书于秦汉的《黄帝内经》专门研究了“疫病”，书中指出“疫”的共同特征：“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另外，《素问》篇判断了“疫”的爆发原因是天气——“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虽然秦汉时期人们对瘟疫多有研究，但仍然无法制止这种传染病的流行，比如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疠疫，千户灭门”。曹植也在《说疫气》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爆发的一场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户而殪，或覆族而丧。” 由于瘟疫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古人对传染病十分恐惧，所以对待瘟疫的态度十分决绝，比如在《大戴礼记》中，古人提出的“休妻”的“七出”中，就有妻子患“恶疾”一项，这种“恶疾”并非一般疾病，而是有传染性的疫病。因为害怕传染众人，无法参与家族祭祀，所以才规定有“恶疾”的妻子可以休掉。 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百科全书，在《养生要术》篇中，就记载了古人防治“瘟疫”的一种方法：腊夜持椒卧井傍，勿与人言，投于井中，除瘟疫。 明清时期明清两代由于玉米、马铃薯和番薯等高产量粮食作物的传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与之相应的是瘟疫也频繁爆发。据统计，有明一代276年间，共发生大规模传染病64次，而清代国祚295年，瘟疫出现了74次。比如道光年间爆发的一场瘟疫，据汪期莲《瘟疫汇编》记载，当时“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亡者。” 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很多人聚集在村镇和城市，瘟疫一旦出现，必然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中国人在结合古代医学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的基础上，通过防治瘟疫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在明清交替之际成形，明末医生吴又可的《温疫论》既是“温病学说”的理论源泉，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治疗传染病的专著，对医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吴又可与“杂气说”吴又可，原名吴有性，字又可。他生活于明朝末年，当时正是瘟疫频繁爆发的时期，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华中和华东地区疫病爆发，吴又可深入疫区，通过在一线接触和治疗瘟疫，获得了大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完成了《温疫论》一书。《温疫论》首先思考了传染病的起源，吴又可认为“杂气”是造成瘟疫的罪魁祸首。 “杂气”说 吴又可否定了古代关于瘟疫的种种解释，尤其是《黄帝内经》判断瘟疫是“冬伤于寒、至春为温病”。他在《温疫论》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表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叫做“杂气”，并撰写《杂气论》《原病》等专篇详加论述。 吴又可认为传染病有不同种类，不同等而视之，虽然患病原因都可称“杂气”，但杂气之中又分不同气，所以，某些病只传染特定动物而不传染于人，传染人的病也不一定传染动物。 他在《论气所伤不同》篇说：“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吴又可已经区分了传染源，跨出了防治瘟疫的一大步。 “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在这里，吴又可又总结了传染病的一般特征：患病各异，以传染为共同表现。然后，在“杂气说”的基础上，吴又可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传染病的理论。 第一、瘟疫来源 吴又可推翻了前人关于瘟疫跟季节有关的论断，提出了疫病的病因是“感天地之异气”，所谓“异气”，就是他发明的杂气，而杂气，就是充满了微生物的空气，在病毒学和细菌学出现之前，吴又可对瘟疫来源的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第二、瘟疫传播途径 吴又可通过《温疫论》分析了瘟疫的传播途径，他认为瘟疫传播有两个途径，即“天受”及“传染”。所谓“天受”，是指看不见的空气传播疾病，而“传染”指的是病患与其他人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吴又可说“凡人口鼻通乎天气”，所以“邪自口鼻而入”，从这一点上看，他明确发现了病毒和细菌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的。 第三、瘟疫防治方法 经过大量实践，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了许多防治瘟疫的方法，除了外力作用，他尤其重视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作用。吴又可认为“本气充满，邪不可入”：如果人体抵抗力强，即使接触传染源，也未必发病。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总之，吴又可的“杂气说”，以及其著作《温疫论》将中国古代防控瘟疫的思想和理论提到了新高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瘟疫与历史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城市发展水平一直很高，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始终保持着大量人口，社会繁荣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古代瘟疫的传播和蔓延。中国先民通过防治瘟疫，摸索出了一套朴素的医学理论，而明末吴又可的“杂气说”和《温疫论》，将这种朴素的医学理论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便放在现代医学环境中，它们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参考资料： 《中国防疫史》邓铁涛 《中国医学史》甄志亚 《温疫论》吴又可 《瘟疫汇编》汪期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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