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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后一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温州同乡王强纪念林斤澜先生的文字，我猛然想起，林先生逝世已10年了！作为林先生的同乡和文学晚辈，30多年前，我曾有幸得到过林先生的悉心教诲。此时此刻，我不由地想起了许多往事。 1979年，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81年进入大二下学期，同学们开始议论下学期专业选择问题。当时我考虑，现当代小说研究是个方向，最好选择冷门一点的作家、作品，避免与他人“撞车”。起初，我想选择庐隐的小说。庐隐是现代女作家，在世时评价较高。她的作品选集，我看过，其中的《父亲》、《海滨故人》，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研究她的作品，好处是研究的人不多。我花了一些时间，到校图书馆查找，从书名目录中，没找到她的书；又利用几个星期天，去上海市图书馆查找，可能是她去世早，留存作品及资料不太多。她的小说大多数刊登在《小说月报》上，但评论文章不多，感觉研究起来，难度挺大。 在此过程中，林斤澜，这位出生于温州的当代作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在校图书馆阅览室，我阅读了《林斤澜小说选》。在此书前言中，林斤澜表达了对家乡温州的思念，“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温州话特有的词汇，被他运用得生动传神，画龙点睛。作为温州同乡，阅读他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的短篇小说，不仅语言凝炼，有个性，而且结构独特，短小精致，每篇耐人寻味。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在当代作家中，林斤澜并不知名，研究的人也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那段时间，我阅读了所能查找到的林斤澜小说，得到初步印象是，与一些作家勇闯禁区、造成轰动效应不同，林斤澜在创作中，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专注于结构的精心构思和语言的精雕细刻，对于现实生活和敏感话题的思考，包括对“文革”的反思，不作正面激烈的抨击，而是深藏于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背后，留给读者去体味去思索。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给人以冷峻、陌生的感觉；在当代作家中，他显得有些另类、孤寂。我认为，这样的作家，更值得尊敬，更值得研究。 4月里，我鼓起勇气，给林斤澜先生写信。在信中，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对他的作品的景仰，并寄去收集的他的小说资料目录，以及几篇习作，谈了写作中的一些困惑，期望能得到他的指导。信寄出后，我有些忐忑不安：我与林先生素昧平生，此次去信，是否过于冒失？ 没想到，5月中旬，我就收到林先生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五一’回来，读到你的来信和来稿。在写作的道路上，我还在摸索着前进，也没有系统地学过文学。你现在大学中文系，怎么能说没有老师呢？小说没有一定的写法，单就这一点来说，则靠自己摸索。再注意一下有些有成就的、又肯说实话的作家经验之谈。有时请人看看稿子，也无不可。主要是多读多写，写作不是短时间见效的事，要坚持、要忍耐，要甘于寂寞。 你毕业后回温州的想法不错，生根在乡土，大有好处。我前年回过一别三十年的家乡，很想常常回去，但毕竟长期在外边工作，不那么容易成行。 你寄来的四篇东西，我都看了，但两三天后又要外出，身边要处理的杂事甚多，不能细谈，信上也谈不清。只感觉到一点，一个短篇，用不到写那么多事情。抓住一两个感人的关节，写足写好。别的都作为背景，或如远山，或如陪衬，略抹一下，略勾一笔即可。'卖香烟的姑娘’有几个可以写好的场面，如'遇见都是’，如'老师去找她’，或如'压断手指头’……为什么不抓住一个写够，写出特色来呢？把动人的和不动人的一样来写，动人的也埋没了。应是沙里淘金，不是沙里埋金。'一篇作文’事情更多更杂，进展也缓慢。多读些杰作吧，如鲁迅的、契诃夫的，他们有的短篇只选择一个场面，写好一个就够了。 我感谢你对我的关怀。但我们离得太远，你还是就近和师友探讨得好。我常不在北京，不能及时回信。目录一并附还，补充了些情况，但平常不存资料，也记不确实了。” 看完林先生的信，我深受感动。第一次去信，林先生百忙中给我回信，不仅没嫌我冒昧，而且对我的想法给予肯定，对我的习作给予非常具体的指点。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林先生对于短篇小说创作的看法，十分精辟，看得出来，直接师承自鲁迅先生。对于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暑假我回温州，见到小学同学金孝真，谈起与林斤澜先生通信的事。孝真说，很巧，他有个中学同学，就住在林先生家老宅。过了几天，孝真带我去看林宅。林宅离我家不远，进去看，一片衰败景象。没有大门，院子里乱石满地，坑洼积水，臭气冲鼻。前边正房和厢房，都搭出房间，已看不出宅院原来模样。见到孝真的同学，他向我们讲了林家一些事：林先生的父亲林炳坤，早年创办沧河小学，任校长到解放以后，是“温州教育界三巨头”之一，以循序善诱的教育方法而著称，共有十个子女，个个能歌善舞，几个女儿才貌出众，外人无不说他很有福气。没料到，解放后，林老先生因历史问题，校长职务被撤，最后竟然被逼致死，林斤澜的兄弟姐妹由此东离西散。林家老宅一半，被“经租”给别人住了，现在只有他长兄的儿孙，还住在这里。林斤澜在抗战爆发后，就离开了家，年仅14岁的他，与一批进步学生，到浙闽交界游击区，加入粟裕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后来去重庆，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当时任教教师有梁实秋、焦菊隐、史东山、郑君里等名流。毕业后演过话剧，再后来去台湾，做地下党工作，“二·二八”起义时，曾被捕入狱，侥幸逃脱。解放后，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创作员，再调到北京文联，开始发表话剧剧本和小说。我听后，感到很震惊，没有想到，这位老乡前辈的经历，这么富有传奇色彩。 接着，我们一起去温师院写作教研组，拜访了对林斤澜作品很有研究的姜嘉镳老师。姜老师个子不高，身材消瘦，说话风趣。他的哥哥姜嘉锵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擅长演唱中国古曲诗词歌曲。姜老师得知我也是学中文的，喜欢林斤澜的小说，很是高兴。他提起上一年在武汉召开的写作年会，讲起我们系里的祝文品老师。我们谈论较多的，还是有关林斤澜的作品。他拿出一份教案：《关于林斤澜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并介绍了茅盾、老舍、冰心先生等人对林斤澜作品的评价，以及1962年5、6月北京市文联召开的林斤澜作品座谈会有关情况，还让我看了林斤澜几本作品集：《春雷》、《飞筐》、《山里红》。 回到师大后，上课之余，我继续到校图书馆查找林斤澜小说和有关资料，按照收集的目录，逐篇通读，就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分别作札记，准备动手写评论。1982年4月下旬，我又给林斤澜先生写信，谈了对他的作品一些想法，连同收集的资料目录以及我写的几篇习作稿，一并寄去。 这一年暑假前，班里几位同学，商量要去北京玩。我很想去首都看看，同时可拜访林先生。可考虑北京路途遥远，所需旅费不菲，我承受不了，只好抱憾回家乡。回到家里，我正着手撰写评论稿，收到了林先生的回信和他新出版的小说集《石火》。这封信写于6月28日，寄到了师大，由在校的同学转寄过来。 在这封信中，林先生写道：“我经常外出，各处奔走。你的来信及来稿都是最近才阅读。你寄给我的作品目录很好，感谢你的细心，恐怕耗费了你许多时间。我还没有仔细订正，有的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目前实在没有时间查证。只是觉得不大完全。关于评论文章部分，手头有些资料，补充了一点（见附纸）。 你的稿子我也读得匆忙，因为有会要开。要我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确有困难，信上也说不清楚。只能说些笼统的感想，略略提供参考，千万不要认真以为是什么好的意见。 '旅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很多人写过了，当然现在也还可以写，但要有点新意才好。怎样才能够'新’呢，我想无非是往'真’里走（刻意求新是求不到的），真实地写这时代的这个人，那是别的时代别的人替代不了的，这就出'新’了。爱情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哪个青年都经历过的，我们写的，是'这一个’。再者，好人什么都好，漂亮的女孩子'通体漂亮’，真实吗？鲁迅先生用过'通体漂亮’，那是讽刺，意思其实是庸俗。过于漂亮，过于甜蜜，会落入廉价的'言情小说’的窠臼。 '除夕静悄悄’，为什么起这么个题目呢，从翻译小说'黎明静悄悄’之后，出现了多少'静悄悄’。语法上很'洋’，即使说很好吧，别人用过了，就要避免，不去套用。创作贵在创字。立意，形象，情节，题名都不去套用人家的。开始写作时，难免模仿，但模仿也要力求神似，避免形似才好。'十年内乱’当然还没有写够，大有可写，但要注意突破现象的罗列；要深入一步，无论是事件中的意义或人物的内心，都要有所突破，方是佳作。我知道突破多么难呀。我比你年长，何尝突破了什么呢。但总得这样要求自己，如何？ '书迷’我觉得写得最好，取其一点，往纵深发展，这原是短篇小说的'拿手’。本想转给北京文学看看。但稿子看来是复写的，怕已寄给别的刊物，弄成一稿两投就不好了。 《上海文学》近有一篇评论我的文章，作者是业余的（好像是工人吧）。从文章看，他是下了些功夫的。不知你的看法如何。《文学评论》上的那篇，长达两万多字，也可一看。你信上说的，有的是过奖了。好比说'风格’或'特点’，大家都说是'有的’，但究竟是什么风格，哪些特点，好像都觉得难以概括。我自己也茫然。如果有说的确切的，对我是莫大的帮助。 附上小书一册，是1980年前的习作。请多告诉我些毛病。握手。” 在附纸中，林先生列出了部分有关他的作品评论文章的目录。小说集《石火》包括了他“文革”前的作品10篇、“文革”后作品19篇。有几篇小说，以前选集中没有，对我写评论很有帮助。特别是，林先生在信中，对我的习作稿的点评，真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对我提高创作能力，帮助更大。 那段时间，我放下手头其它事情，潜心在家撰写关于林先生小说的评论文章。经过十几天努力，拿出了初稿，暂定名为《真情独特的歌——谈谈林斤澜小说的艺术特色》。我的看法是，林斤澜先生善于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善于通过平凡人物身上富有个性的特征，来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善于吸收中外小说艺术精华，营造短篇小说的精巧结构；善于从各方面汲取语言营养，锤炼形成自己简练含蓄、冷峻沉郁的语言特色。因而，他的短篇小说独具风格，耐人寻味。在此过程中，我深切感到，搞文学批评，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独到的鉴赏眼光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而林先生的小说，风格独特，无论人物、结构、语言，都迥异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把握起来难度更大。虽说完稿，但不知它会有什么命运？先寄给林先生过目，再根据他的意见修改吧。记得那天，温州正遇上台风，天昏地暗，风狂雨骤，我跑到邮局，把给林先生写的信和这篇稿子寄走。 在这之后，好长时间，没收到林先生来信，却收到北京市作协转寄来《芙蓉》杂志的退稿信，退回的稿子，就是我寄给林先生的评论文章。那段时间，我写的东西，也是屡投屡退，未免有些气馁。 大约1983年3月，我在校图书馆，看到了黄子平的评论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这篇文章，对林斤澜先生近年来30余篇小说，作了较全面的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主要观点：（一）林斤澜小说，有“从真情实感中提炼出来的魂儿”，这个魂有别于一般所说的“文学创作的主题”，“它应该是作家自己的、独特的；它应是从生活中来的”；（二）林斤澜小说，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往往是在“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人物和环境的强烈对比，就达到了一种震撼性的艺术效果”，“这是作家独到深邃的'魂’渗透到人物形象时产生的特点”；（三）“林斤澜最重要的艺术手法——艺术变形的规律”，“他的小说，冷峻中有暖色，压抑中有力量感，经看，耐嚼”。 读罢此文，一方面，我欣喜地感到，作者这篇文章，很大可能会引起文学评论界对林斤澜这位“思想的深邃和独特，艺术探索的多样和奇特”的作家的“应有的重视”，相信林先生近年来的小说的价值，将会被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所正视；另一方面，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简直小巫见大巫，差距太大了，被杂志退稿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不久，林斤澜先生给我来信了，信中说：“今早从山西回来，下火车才读到你的3月30日来信，总是各处奔走，不能及时复信。你的文章曾寄给《芙蓉》，他们考虑了一阵，不用，退回给我时寄到'作协’，我在外地，由他们寄还给你了。 今年二月的《文学评论》上，有黄子平的评论我的文章，有些新意，还有北大副教授谢冕的一篇，将于近期发表在《钟山》，你得便可以看看。当然，评论最要紧的是自己的见解，你还可以大胆一点，说错了也无妨。 你面临毕业，想必忙些，可以先放下这些事，到工作岗位上再说吧。祝你诸事如愿！” 看了林先生的信，鼓起了我的信心。我把那篇评论文章作了修改，给《江南》杂志投稿，还送给了师大学报编辑部。到了6月，《江南》杂志发来通稿信，说有关林斤澜小说的评论文章，原定是要留用的，因考虑是全面文章，不适合本刊，如改成专题文章，可再给他们看看。另外，学报老师通知我，我那篇有关林斤澜小说评论文章稿有质量，准备留用，但需要作些修改，在毕业前交给他。但那时，已面临毕业分配的关头，我没有心思考虑修改的事，稿子一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世事难料。上一年，我想去北京旅行，未能如愿。没想到毕业时，我却意外被分配来北京，进中央机关。在来京的火车上，我想着，今后在北京，可以当面聆听林先生的教诲了。到北京，去机关报到、安顿下来后，我就想着尽快去拜访林先生。 8月24日晚，我按照林先生来信上的地址，先乘9路公共汽车，再转8路到幸福大街，下车后，一路寻找到幸北11号楼3楼1号。我站在门前，平静了一下心情，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看到门框有电铃，就按了一下。随之就听见清脆的一声“谁呀”，门开处，我见是一年轻姑娘，连忙问“是林先生家吗？”她说了声“是”，一边让我进去，一边返身进去，“爸爸，找你的”。 我跟着她进门，见屋里有几个人围着饭桌吃饭。我正想仔细辨认，从沙发上站起一个人来，中等身材，穿白色圆领汗衫，花白头发，面容慈祥，两眼微眯，打量着我。我立即意识到，他就是我景仰已久的林先生！ 我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哦，是你，好，我们到这边来”，林先生把我带到后边一间小屋，拉过一把藤椅坐下，让我坐在他对面椅子上，问道，“你这次是来北京游玩？”我回答，“不，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了。”林先生又问，“你不是说要回温州吗？”我告诉林先生为什么分配来北京的原因，他听后略微为我惋惜，接着，关心地问起我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我一边回答，一边看了看屋里的情况。 这房间不大，被书橱等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靠西墙的书橱，一直顶到天花板，里边密密麻麻塞满了书籍，其中大多数是各种小说。我立即想到，刚才走过的那过道上，也有这样一个书橱，里边也装满了书，第一次意识到作家与众不同之处。靠南墙，摆着一架钢琴，看样子，他女儿是学音乐的吧。（后来才知道，林先生的夫人谷叶是解放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学生） 林先生说，他刚从山西回来。这时，他女儿在门外说，“爸，我要卷头发”。林先生站起来，说“我们到前面吧”，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前面的房间。这房间也不太大，摆了大床、书桌和沙发，后边还有张方桌，也是挤得透不过气来。房间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我没有仔细看，大约都是名人所赠。桌上一台彩色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沙发边上还有一台电视机，用绒布盖着。林先生坐在沙发上，我坐到他旁边。林先生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希望我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不要丢掉文学。我点点头。讲起创作难、进步慢的苦衷，林先生恳切地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马拉松”，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要希望一下子就能成功，还是要靠多观察生活，多读多写多改。 林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家乡，谈起了家乡的文学创作。虽然林先生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但温州情况还是那样熟悉，那样一往情深，对温州的文学创作，更是关怀备至。他谈到，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温州同学会，共有200多人参加，年纪最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夏鼐，还有许多年轻大学生。我问林先生，温州话怎么讲得还这么好，是否经常回家乡。林先生说，不经常回去，最近一次回去是1979年，见到了许多老同学、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现在这些人经常来信或来京拜访。他还回忆起那次回乡许多情景：到平阳山门和乐清、台州交界的山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打游击时的踪迹；正值春雨绵绵时节，山陡路滑，陪同的人都要打退堂鼓，他仍然坚持到底。林先生说，他自己认定的目标，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他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林先生之所以在小说创作上独树一帜，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他坚持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 我问起林先生近来的创作情况。他说，9月份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陆续有他的小说发表。他还说，现在主要是行政事务太多，没有时间写作，要是能自由地出去跑跑，有充裕的时间创作就太好了。 林先生又谈到，浙江本来是文化之邦，但目前文学创作不景气，省刊没人看，这里边肯定存在一定问题。提到上海作家近年来没有大的成就，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团结没有搞好，而北京作家比较注意团结，互相促进，积极扶持新人。他举张洁和陈建功为例，认为这两位就是在《北京文学》连续发表其五、六篇作品后才出来的。说到短篇小说体裁问题，林先生认为，以前大家太不注意，现在认识也不统一。说到文学评论问题，他认为，现在老评论家能够新观点太少，能数得出来的，也就吴组湘、王西彦。 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林先生常发出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不觉之中，时间已到九点钟。我怕耽误林先生的时间，也怕影响他休息，于是告辞。林先生一边送我出来，一再叮嘱：“现在来北京工作了，有空经常来！”离开林先生家，我的心里感到暖暖的：多么亲切和蔼的长辈，多么平易近人的名家！ 来京后，由于单位、工作性质的变化，也由于结婚和生孩子诸多杂事，我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从内心讲，我觉得辜负了林先生的教诲，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虽然如此，长期以来，我还是十分关注林先生的作品，经常从文学杂志上，寻找、拜读林先生的小说。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与林先生同时代的作家，一个接一个淡出文坛，而林先生却迸发出惊人的创作后劲，不断有短篇小说佳作面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林先生短篇小说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认为，“林先生的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收获，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应和了时代的同时又超越了时代”。林先生的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短篇小说佳作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并且于2007年被北京作协第二届文学节授予终身成就奖。 林先生毕其一生所做的这件事：写小说，写短篇小说，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林斤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贡献，无人能及，是为珍贵遗产”（章德宁语）。他被文学评论界公认为“短篇小说圣手”，与著名作家、也是他的好友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作为林先生的温州老乡与后辈，我为林先生感到无比骄傲，也为自己曾经喜爱、研究过林先生的作品而自豪。 2009年4月，我从国内众多媒体上获知林斤澜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与伤感。当时，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撰文，表达对林先生的逝世的哀悼与思念。张颐武《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念》一文，在悲伤、追念的同时，对林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的精神和温厚的性格仍然在给与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他自己的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林先生的故去让我感到我自己和有机会聆听林先生的教诲的八十年代也最终划开了界限，林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了那个我的青春时代已经彻底地消逝在时间的深谷的另一面，无可追寻。新的时代不会再有林先生这样的人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都未必是林先生能够想到的，但林先生的写作其实为这个新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见证。林先生因此仍然属于我们，也属于未来。” 张教授这段话，非常真切地表达了我的内心的感受。
我写了博文，表达对林先生这位尊敬的文学前辈、温州同乡的深切怀念。之后，我回忆起来京后拜访林先生的情形，写了一篇《初见林斤澜先生》，发在我的博客上。不久，《北京文学》月刊社编辑联系我，索要这篇文章，最后编入了该社主编的“《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丛书”第4辑《记忆与足迹——史料汇编和“《北京文学》60年”征文作品集》（同心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一书。这也算是我对林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林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高尚的人格和经典的作品，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被世人所遗忘，而更因岁月的擦拭，散发出金子般耀眼的光辉。2012年6月，以林斤澜先生名字命名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温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设立。这是第一个以温州人命名的文化奖项，也是全国唯一以“短篇小说作者”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奖项，以表达对林先生的精湛艺术、富有公共承担的文学精神和对温州地方文化的深切情感的敬意。该奖至今已颁发了四届，获奖作者有著名作家王蒙、刘庆邦、苏童、莫言、毕飞宇等。这对于重申短篇小说写作的文学价值和短篇小说写作对于民族语言与生活的责任，无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9年4月11日，是林斤澜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同时举行了多项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的“林斤澜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与会作家高度评论林先生崇高的人格与卓越的艺术成就。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说，林斤澜一生经历坎坷曲折，但从没有放弃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文学信念，始终乐观面对，从他的为人处世中可以体会到高妙的人生智慧和哲理。刘庆邦说，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深受林斤澜的提携与关照，对他既有敬仰也有感激，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善良、智慧、独立，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伤害过别人，而且尽自己所能帮助了很多遭遇困难的人和文学后辈，他的仁厚、宽容、谦谨和通达是所有同仁学习的典范。程光炜说，林斤澜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尤以短篇小说创作著称，他的作品文字考究，内蕴丰厚，评论界虽已有很多论述，但挖掘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进行更多有系统、有深度、有高度的研究工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在同日举行的“林斤澜先生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与会作家深情地追忆了林先生生前的许多回事，谈论最多的是林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对青年作家的极力扶持。大家对林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林先生作为与汪曾祺先生并称的“文坛双璧”，其短篇小说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经典。
在这一天，《北京文学》特意推送作家刘庆邦和编辑家陈世崇的两篇纪念文章，以表达曾经担任过该刊主编的编辑前辈林斤澜的深切怀念。刘庆邦《高贵的灵魂》一文，回顾了他在创作道路上得到林老的器重和提携的往事，认为自己“能在创作上走到这一步，林老对我是有恩的”，赞叹“林老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陈世崇《难以忘却的思念》一文，回顾了他与林先生在《北京文学》共事的情况，认为“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林老对文学的执著。我们聊天、谈话，话题多是与文学有关”，“与林老相处，最令我佩服的是他那忠厚的人品和长者之风。他有一种随遇而安、参透人生的练达”。 忆往抚今，林斤澜先生离开我们，虽已10年了，但所有崇敬他的人，喜爱他的作品的人，所有像我一样受过林先生谆谆教诲和指导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林先生人格的魅力、作品的魅力，将永存人间。 2020年2月10日于北京甜水西园 （注：文中照片均来自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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