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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 北京：千年毒瘤，一夜铲净 解放初，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其中有著名的四大妓院老板，人称四大恶霸。 北京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北京市政府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解放军进入北京，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改造清理妓院问题。叶剑英指示：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7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京的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妓院区，了解到妓院中连13岁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坚定了取缔妓院的决心。 1949年8月9日，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一经颁发，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北京有关部门联合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 8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2400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妓院。 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经过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都被释放。  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封闭全市妓院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 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 天津市解放后，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及妓女非常恐慌。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促使其逐步灭亡的方针。同时明令规定废除残暴的领家制度，严禁虐待妓女。 按照天津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在积极鼓励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200多人，回原籍的100多人，做工学艺的50多人，私逃的60多人。 北京市1949年11月12日一夜之间封闭全市妓院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攻势，一面命令公安机关加大对各个妓院的限制，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一面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 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1年6月，全市各区相继召开控诉大会，妓女们勇敢地登上台，愤怒控诉恶霸妓院老板的罪恶。6月15日，在九区召开的1500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把妓女对妓院老板的控诉推向了高潮。最后，受害妓女们宣读了她们用血和泪写的《联名控诉书》，强烈要求讨还血债，枪毙反动恶霸妓院老板，为死去的姐妹报仇，为社会除害。 在全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得充分证据后，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将他们压榨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妓院老板，使还在等待观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胆裂，纷纷要求歇业转业，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老板的恐惧，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抓住这一时机，公安机关同民政、妇联等部门配合，迅速帮助脱离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就业。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  民国妓女许可证 上海：全面封闭，收容改造 旧上海曾经是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成为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所以，陈毅市长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我们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的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年苦，不过，一定会解决的。”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批后发证。 7月，上海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 公安机关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到1950年底，妓院缩减到156家，妓女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逮捕100多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严格管理和限制取得显著效果，全面封闭妓院的时机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公开的妓院封闭之后，又着力解决数量较大的暗娼问题。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7000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旧上海妓女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  治病与改造 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禁娼历史，查封妓院，宣布娼妓业非法和镇压妓院主是消灭这个行业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妓女改造，这一项工作更加复杂，也容易引发争议。而且在妓女改造方面，各地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同样，北京和上海更具典型性，也有一定的不同。 在北京是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然后统一改造。教养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指挥部就在原八大胡同的春艳院。教养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公安站岗。妓女被收容以后，不再用艺名称呼她们，而称为学员或姐妹。 在上海，1951年市民政局将通州路上的第二劳动教养所改为妇女劳动教养所，专门作为收容、改造妓女之用，除从民政局、上海市救济分会抽调干部外，还从民主妇联吸收有组织之妇女干部50名参加工作。甚至还调拨了数十个难民给被收容的妓女当服务员。妇女劳动教养所有4个庭院，设有工场、托儿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医务室、大礼堂以及厨房、舞台、饭厅等。第一次大收容进所的收容人员全部使用新被褥、床单，每人免费领取新的全套生活必需品。 京沪的妓女改造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抵抗，据《北京改造妓女纪实》记载，在妇女生产教养院，有学员们哭喊、吵闹、装疯卖傻、满地撒泼打滚，还有脱光衣服对士兵示威。 各地政府对此采取软硬相加的各种改造方式。 在北京，等情绪逐步稳定下来。把妓女编成中队和班组，每天按照作息时间活动，培养她们劳动生活习惯。在妓女们生活步入正轨后，开始每天上半天课介绍政府的政策，解释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目的，学习文化知识、灌输阶级意识及对老板和领家们进行批判。 思想改造的重要落脚点是告诉妓女，她们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一分子。在北京，开展诉苦运动，教管员会带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四等妓女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批斗会也少不了，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政府工作人员张洁珣回忆，“批斗会上，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之前，教养院特地安排囚车从教养院门口路过。执行枪决时，也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 除了硬性的思想改造和参加劳动，也有一些怀柔的做法，参与北京改造的政府工作人员陈心濂回忆，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拿自己的钱去买。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妓女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画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最重要的是归还妓女财物，查封北京妓院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后来组织妓女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北京政府工作人员裴棣回忆，“看得出她们很高兴。”另外，妓女家里有老母亲、孩子没人管的，都接过来一起住。  图为1949年11月，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 除了思想和劳动改造外，治病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旧中国的妓女普遍患有性病，在北京被收容的妓女当中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的占全体人数的96.6%。在上海，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患性病者高达89.9%，从1951年到1957年被收容的5000多名妓女中，经检查有2267人患有梅毒，占41.98%。在北京、上海和南京，都拨出重金购买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的青霉素来为妓女治疗性病，北京为此专门拨款1亿元（旧币）。 完成这些改造后，就是安置问题，美国学者如贺萧与安克强评论，中国政府认为重新恢复妇女在家庭秩序中的自然地位，就能使得整个社会恢复秩序。妓女被收容以后，并不能将其一辈子关押在教养所，而必须给她们适当安排，而最好的安排就是回家。1953年上海市政府规定处理妓女的办法：有家（丈夫与父兄）可归的遣送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可依《婚姻法》办理，其他尽量介绍参加工作。这与20世纪上半期传教士创办拯救妓女的济良所和上海绅商创办的拯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的做法有相似之处，被认为带有实用主义色彩。 在北京，妓女的改造大约历时半年。之后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甚至有妓女因为表演反映妓女改造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而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 根据记录，到1950年6月底，被改造的1200余名北京妓女中，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在上海，1952年开始处理被收容起来的妓女，到1955年底，共计出所妓女近4000人，其中回本市家中的1071人，由民政局遣送回农村或外地家中的834人，回家的占将近一半，剩下的有727人被介绍到各工厂做工，515人由妇女所调往民政局接管的婴幼单位做保育员，去其他单位68人，还有法办、潜逃、死亡共计110人。可见这一时期上海最主要的安置方式是遣送回家，交由父兄或丈夫管教。 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来访者中，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警务人员，有的是记者、作家。这些人中，有的是慕名前来学习改造妓女经验的，有的是半信半疑前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他们参观这里的工厂、医务室、病房、宿舍，召开妓女座谈会。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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