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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洞庭东山启园一带，过去称橘社，早在《吴郡志》里已有记载，说是“小说载柳毅传书事，或以谓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说有橘社，故议者又以为即此洞庭山尔”。好事者就因为东山有橘社，就制造了一个柳毅井的古迹。世上不少假古董就是这样来的，不足为奇。但有一个真实的历史遗址，即纂修《大清一统志》的书局就曾设在橘社，这倒是应该纪念的。
《大清一统志》是清代惟一官修地理总志，怎么会将它的纂修书局设在僻处太湖之中的山隈水隅呢，那得从徐乾学说起。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乃顾炎武外甥。康熙九年（1670）探花，累官刑部尚书。他的大弟秉义，字彦和，号果亭，康熙十二年探花，累官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他的三弟元文，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1659）年状元，康熙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像这样一门同胞三鼎甲，跻身政府，并列公卿，且备极恩荣，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兄弟三人中，以徐乾学学术贡献最著，文化影响最大。
徐乾学博览群籍，原本以求措诸实用，这与顾炎武的观念一脉相承，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二记“顾炎武勖甥语”就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在顾炎武的影响下，徐乾学的眼光和格局也就超乎寻常，举进士后更是广交声气，延揽士人，俨然是朝野文坛的一方领袖，这就受到圣祖的格外关注。当时朝中有两大党，纷争激烈，一党是太子党，以太子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叔父、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索额图为首；另一党是皇长子党，以皇长子胤禔舅父、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为首。在圣祖眼里，索额图专横难驭，就有意扶植明珠，以分索额图之权，而徐乾学是依附明珠的，圣祖就提携徐乾学，以增强明珠的力量。据《康熙起居注》记载，二十四年正月召试翰林诸臣于保和殿，圣祖说了这样一段话：“朕观翰林文颇多佳卷，而笔力高古无出徐乾学之右。朕向闻徐乾学文字最工，诸翰林官莫不向彼请正。今细阅其所试文，果堪领袖，置之第三，恐众论不服。即其为人，或有被人议论处，然此考试止论文章，不及其他。尔等以朕所阅各卷传集诸翰林官，令其自行阅看，视朕所定次第如何。”结果徐乾学被列为上等第一，旋奉命入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翌年充《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擢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二十七年，充会试正考官，迁刑部尚书。
徐乾学随着权势日大，在会议会推时，就同高士奇、王鸿绪等结盟，经常与明珠一党的科尔坤、余国柱、佛伦等发生龃龉，互相抨击，当时有人称他们为“南北党”。就在这时，人称“铁面御史”的郭琇开始参劾明珠、余国柱等背公行私诸事，又由张汧行贿案牵出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因为涉及的人太多，圣祖下谕：“此案若严审，牵连人多，就已经审实者即可拟罪，勿令滋蔓。”结果“勒德洪、明珠着革去大学士，交与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李之芳着休致回籍；余国柱着革职；科尔坤着以原品解任；佛伦、熊一潇等着解任”（《清史列传》卷八）。而王鸿绪以“植党营私、招摇撞骗诸款”解任；高士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书副总裁等项，着照旧管理”；徐乾学“准以原官解任，其修书总裁等项，着照旧管理”（《清史列传》卷十）。
康熙二十八年，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疏劾徐乾学，说他“不顾品行，律身不严，致被罪臣张汧所供。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留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即无官守，落得招摇纳贿、‘五方宝物归东海’之谣所自来也”。又说：“徐乾学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徐乾学急了，申辩说：“臣若果受张汧一钱，臣甘寸磔。”他又说自己“每隔数日入直，与高士奇等共订书史，校雠御选古文，此外一无干涉”。于是圣祖就责备许三礼所劾无实，拟降二级调用。许三礼更恚怨了，于是再上疏，列举徐乾学受贿营私的种种劣迹，共八条，还引用了民间流传的谣谚，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等，说是“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圣祖知道不少所谓谣谚是政治斗争需要创作出来的，但毕竟不高兴，因此虽然仍强调纠劾当据实一并指陈，却免许三礼降调，继续留任。这样一来，徐乾学感到不能再在京城呆下去了，就上书乞归，说是“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圣祖同意了，下旨：“请归省墓，情辞恳切，准假回籍，书籍着随带编辑。”二十九年二月陛辞，圣祖亲书“光焰万丈”四字匾额赐之，那年徐乾学正好六十岁。
古人以书局自随，有两个典型，一是宋祁修《唐书》，曾以书局自随至成都；一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西京留司御史台及至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这次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也是格外开恩，书局设在哪里，又邀哪些人来共事，都可由他来决定。
据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记载，当圣祖同意徐乾学书局自随后，他首先辞却官拨经费，“力辞帑赀并应领二品奉给，且勿烦所在官司供亿，远嫌矢洁”。对书局所在也有要求，他对同人说：“奉一人命，招四方士，订千秋业，非觅闳远邃幽丽靓之乡弗称也。”既要节省经费，又要觅个好地方，他就选择了洞庭东山的橘社，因为那里有他的熟人翁天浩，且有一处颇有规模的园墅。
翁天浩字元直，号养斋，国学生，考授县丞，娶席本桢女为妻，他的园墅就在橘社西隅。徐乾学在《翁元直暨配席孺人合葬墓志铭》里说：“昔翁氏盛时，其族人园林台榭甲于东南，数十年间渐次衰落矣。惟此社西数亩地为翁氏别业，流水周阶，青山在牖，不事雕饰，居然有林壑之胜。君曰：‘吾先人尝欲为之，凡吾之逐逐就此者，期无损旧业而已。’岁庚午，余请告归里，特恩以书局自随，避城市喧嚣，就君假馆焉，君亦惟恐余之不往也。于是晨夕数见，率其子文模执经问业。”园中有社西草堂、敞云楼等建筑，翁天游《寄题养斋弟新构敞云楼》诗曰：“湖山秋老醉霜枫，闻说岑楼倚碧空。新筑已知仙岛近，故园仍在洞庭东。樽前袅袅歌金缕，槛外粼粼走玉红。自昔主人能爱客，唱酬争向图画中。”又，查慎行《敞云楼次顾丈景范韵》诗曰：“堵墙高下列丹枫，平视茫茫但碧空。地迥最宜千尺上，景奇独占一山东。湖光夜闪疑飞电，磴道秋垂似偃虹。多愧元龙豪气在，每闻清啸发楼中。”那里倚山面湖的秀丽景色，从诗中也可见得的。可惜主人翁天浩天不假年，园中设书局的第二年，即康熙三十年二月，因旧疾复发去世，年仅四十八岁。
《大清一统志》的分纂者，也都为一时之选。康熙二十八年冬，当徐乾学获准回里修志，他就奏请翰林姜宸英、黄虞稷共事，另外，顾祖禹、徐善、阎若璩、胡渭、黄仪也将随他一起南下，万斯同、梅文鼎等就在碧山堂集会饯行。万斯同在《黄子鸿六十寿序》里记道：“己巳之冬，玉峰司寇徐公乞假旋里，以所总裁《一统志》自随。维时锡山顾景范、鸳湖徐敬可、淮阴阎百诗、吴兴胡朏明、虞山黄子鸿皆馆于公家，预闻斯事，而慈水姜西溟、金陵黄俞邰则固奉命纂修者，咸将从公而南。余与宛陵梅定九辈久与诸子交，而惜其离也，集于碧山堂而饯之。酒半，余作而言曰：‘今日之会盛矣哉，然今日之盛即来日之衰也。诸子皆海内之英，自兹以后，宁复能相聚一堂，若今日之盛者？此不独吾党聚散之感，抑亦京国人文盛衰之会也，诸子其为我进一觞。’于是，诸子欢然以乐者更悄然以悲。”这次徐乾学带了不少学人南下，确实影响了“京国人文盛衰”。据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记载，橘社书局除徐乾学外，主要有十四人，他们是姜宸英、黄虞稷、胡渭、阎若璩、沈佳、吕澄、裘琏、顾祖禹、顾士行、秦梓、吴暻、唐孙华、黄仪、陶元淳，不包括应聘而来，但不久就离去的查慎行、张云章、徐善、李良年、刘献廷等。此外，还有供事之员、善书之士，以及奔走使令之役，总有三四十人之多。
如此人多，翁氏园或许就容不下，可能一度又借过那里的刘姓园墅，查慎行在书局仅三个月，《敬业堂诗集》卷十二题名《橘社集》，自注“起庚午秋，终十二月”，卷前小序曰：“橘社在洞庭东山之麓，刘氏取以名园，秋冬间假馆于此，与书局诸同人唱酬不少，疁城张汉瞻为镂刻于吴中者，非足本也。”卷中有《题刘氏东楼》，诗曰：“连山正缺西南角，合有高楼面太湖。不许游人夸目力，淡云浓日两模糊。”但查慎行在《橘社集》里，未曾提到翁氏，敞云楼则不止提到一次，除前引《敞云楼次顾丈景范韵》外，又有《张汉瞻有喜余至山中之什次原韵奉答》，诗中“坐拥画屏长对榻”句下自注“时同寓敞云楼”，可见他是住在敞云楼的，然而并不知道居停主人翁氏，或许因为时间太短，未曾有机会交接。
橘社修志，乃徐乾学晚年的一件大事，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说：“入膺圣明之眷，出定经纬之文，广罗幽遐之彦，精覃渠禄之籍，固已轶驾前贤、枳鞅后途矣。又慨夫昔之作者，移张卷轴，罔顾纰缪，而公核校精严，务极根柢，稗言莠字，片只不安。或集多士，送难于登临；或抽架帙，刻烛于飞觞。拨繁壹虑，不废以乐，公于是书可谓勤矣。夫揽大纲者多忽细故，善器使者或略躬亲，公则体国奉公，不辞劳勚。一日之耗，动逾中产，公犹必以尽善切嘱多士，而不务求速成塞责。方之昔贤孔明之小心谨慎、士行之恪勤庶务，岂复能加此哉。”
诸多学者聚集橘社，除修志外，更得切磋之益。胡渭在《禹贡锥指略例》里就说：“公请假归里，上许之，且令以书局自随。公于是僦舍洞庭，肆志搜讨，湖山闲旷，风景宜人。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翻阅图史，参订异同，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当然游览唱和更是免不了的，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说：“琏等校辑之遐，间与诸君子凭眺湖山，寄情鱼鸟，作为诗歌，共相唱和。”就在设局当年，查慎行就编了《橘社倡和集》一卷，《贩书偶记》称“康熙庚午精刊”，当即是“疁城张汉瞻为镂刻于吴中者”。可惜的是，这本《橘社倡和集》至今未尝寓目，故也不清楚有哪些作者，否则书局初期的人物，就大致清楚了。
初来乍到，徐乾学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有《山居作三首》，其一曰：“湖山佳处静安居，且喜门无热客车。伍相祠边吹角晚，莫厘峰际坠梧初。舞楼寂寞吴趋曲，战垒消沈越绝书。玉柱金庭何处是，闲时行乐问樵渔。”
然而徐乾学未能安享湖山清福，就在设局洞庭的当年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就疏劾徐乾学，说他三月回籍，四月就嘱人具呈苏州巡抚洪之杰，要在虎丘山建造生祠。另外，他的儿子树敏、树屏和徐元文的儿子树声、树本交结洪之杰，借势招摇，竞利害民。圣祖下旨，命徐元文休致回籍，其他不予追究。元文抑郁而归，翌年七月卒于家，年五十八岁。元文下葬时，亲故避嫌，竟无人视窆，姜宸英有感而作《苦寒行》一首，诗曰：“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猿。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那得青蝇为吊客。”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元文死后不久，山东巡抚佛伦审讯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一案，又牵涉到徐乾学，因为徐乾学曾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徇庇朱敦厚，经部议，徐乾学和钱珏均被革职。这前后两件事实际是有联系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说：“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复，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有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职，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遂园禊饮集跋》里记道：“余领故宫图书馆时，于懋勤殿搜得秘箧，中储故牍六七十通，皆江南士民控诉健庵交通外官、营求索贿，与夫子弟、奴仆乡里横恣之事，与董香光家居时控案情状相类。其中亦附总督判牍，意督臣傅拉塔以原卷解送于朝，仁皇不欲暴扬其罪，故搁置未究，遂扃鐍至今也。余别藏有写本李光地《榕村语录续编》，其言健庵阿附明珠、余国柱，与横云、江村交结党援，排除异己，争权怙势，机诈百出，声光赫奕，震于一时。榕村身受其害，故言之尤为痛切。以是参之，则许三礼所劾八款，如考试关节、嘱托受贿、营利置产、子弟招摇诸事，其言或非尽无因耶。健庵回籍，于虎丘建立生祠，为傅拉塔所纠，下部严议，则退居后犹不自敛抑可知。”傅增湘亲眼见过这些举报材料，可见徐乾学的被黜，实在由于怨声载道，朝野同忾，连圣祖也改变了态度。
徐乾学被革职，自然影响到橘社书局的存在，康熙三十一年初，书局被裁撤，因修志尚未竣事，徐乾学等移居嘉善，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记是年“健庵因潍令朱敦厚事落职，书局亦撤，仍奉旨续进所纂书，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华山之凤村”。夏定棫《阎潜丘先生年谱补正》引查慎行《他山日记》，称“壬申正月二十五日，徐健庵由昆山移居魏塘”。可见在洞庭东山橘社的书局持续了近两年，后来在嘉善、昆山等地继续纂修。
又过了两年，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圣祖下谕大学士奏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的翰林官员，王熙、张玉书等就推荐徐乾学和王鸿绪、高士奇。圣祖下旨：“徐乾学等来京修书，徐乾学弟徐秉义学问亦优，并着来京。”但徐乾学未闻旨意，已于七月十七日病逝。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则另存一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使者来，而不测祸福，遂卒，盖悸死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下，徐乾学的心理承受力已极脆弱，不会想到来的是喜鹊，总以为是乌鸦，也就惊惧而死，那年他六十四岁。据《清史列传》卷十记载，“遗疏进其所纂《一统志》，下所司察收”。
但这部《大清一统志》并没有完成，康熙三十四年由徐秉义在北京继续主持纂修。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引徐秉义《禹贡锥指序》说：“往予伯兄尚书奉诏总修《一统志》，一时博学洽闻之士尽招集邸舍，其精于地志、山经、水注者，则若无锡顾景范、常熟黄子鸿、太原阎百诗及德清胡朏明，未几伯兄归田，不幸即世，诸君子亦云散而不复合。予被恩复起，仍奉命卒《一统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鸿、百诗间一来，亦先后沦没。予潦倒京华十馀年，书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五，圣祖下旨开馆纂修《大清一统志》，以陈廷敬为总裁官，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四月十三日任命徐元文、徐乾学、张英、郭棻、高士奇、曹禾为副总裁，明珠请旨：“此内专委何人？”圣祖曰：“着陈廷敬、徐乾学专理。”可见徐乾学是这部《大清一统志》草创期的实际主持人，而徐秉义克承先兄之志，使之初成规模。
徐乾学《憺园集》里有两篇关于《大清一统志》的文献。一篇是《备陈修书事宜疏》，向圣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题请姜宸英、黄虞稷两人作为助手；二是盛京边外所辖地方的沿革、风俗、山川、物产缺乏资料，请在馆诸臣撰成草稿寄付；三是本朝重要人物不敢轻易作出评价，请在馆诸臣共同酌定。还有一篇是《大清一统志凡例》，提出了纂修的宗旨：“谨自《禹贡》、《职方》及于近世，博采古义，参决群言，标其大凡，以为成书之准。务使识其大而略其细，考其实而阙其疑，取类周详，措辞质古，展卷之下，条晰缕分。庶几体国经野，不窥牖而可知；观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全书有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风俗、山川、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关隘、桥梁、土产、人物、仙释诸部，各部都有具体要求，他于纂修的毕力殚虑，也可聊窥一斑。《钮非石日记》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就记道：“袁绶阶来，言云段公云，《大清一统志》初修稿见存翰院，其中引《水经注》本不混淆，东原先生所校正处，与之往往而合。”可见徐乾学等人的修志，也是费足工夫的。
《大清一统志》在雍正、乾隆朝继续纂修，至乾隆八年告竣，凡三百四十二卷。因乾隆前期幅员日辟，户口日蕃，赋税日增，初修本既不能反映现状，记载、体例、征引等亦多未协，故乾隆二十九年又令续修，至四十九年成书五百卷。嘉庆十六年，方略馆因续修本仍存在初修本的不足之处，奏请再修，仁宗委任穆彰阿主持其事，至道光二十二年始克成书。因其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断，故又名《嘉庆重修一统志》。这部《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持续五朝一百五十六年，徐乾学乃有筚路蓝缕之功，那是不应该遗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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