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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西方历史是系统性，自1670年开始，系统性伪造的，这一点就不特别赘述了，网上有不少资料，搜一搜就可以找到。 西方为什么要伪造历史，我这里有一个原创的思考结论。 西方十字军东征之后接触到了中华文明，就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历史悠久、记录详实的文明存在。 这就为天主教带来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这个跟天主教扯不上关系的文明如此之强，历史更悠久更先进，那么怎么能证明上帝存在呢？ 所以，教会牵头，各地诸侯出力，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也有了伪造历史和文物赚钱的机会。 所以伏尔泰就说过嘛，对于西方的历史书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他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伪造历史的过程。 西方伪造历史是一个实施了四五百年的系统工程。 论证伪史是一个特别费力的过程，不过抽丝剥茧抓住两个核心伪造的逻辑就好了，可以一眼看穿。 西方伪史的“两大逻辑”是：辉煌逻辑和古老逻辑。辉煌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辉煌的文明。古老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古老的文明。辉煌逻辑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依托，古老逻辑以古埃及、苏美尔、克里特文明为依托。 西方伪史在“两大逻辑”之下，运用各种所谓的历史学把碎片化的神话、故事、传说改编成自洽的伪史体系，并依托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为该伪史体系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建立起庞大的系统。 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更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从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西方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伪史；从西方“历史”的标准看，中国的历史就像宇宙规律一样严谨，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至臻至善。 西方伪史基本成型于1951年碳14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以碳14测年来编排年代，而是以所谓“破解死文字的记载”来断代。这是极不靠谱的，乃至荒诞不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编年是西方伪史参照的唯一标准。1600年前后，被称为科学的西方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一1609)跑到荷兰(莱顿当时为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详见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 西方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都是大量个人历史写作(没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齐，菁芜难辨，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说法、学说、假设、理论、模型都有，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信口雌黄”之中，最终由时代思潮从“茫茫说法”中选择某一些说法成为西方主流历史。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以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可想而知，以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厘定的西方当前“历史”中会选择哪些个人说法成为主流历史？而真知灼见必被束之高阁而珠玉蒙尘。 同时，西方运用近代对于人类起源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认识，建构出所谓科学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帝国历史。 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出版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西方早已酝酿中，摩尔根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 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共和国就开始类似的实践，但此时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直到17世纪下半叶对强大的土耳其的恐惧消失，对专制土耳其腐败衰弱的深刻认识，对清朝专制体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建构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伪托于古典希腊罗马及其相关“历史人物”。 所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其实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全球视野的产物并伪托于其“古人”而已。 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性、哲学等，莫不如是。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伪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编年，个人写作，时代选择，科学建构，伪托古人。 我们要自信，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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