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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江南:时刻警惕隐形世界的战争

2020-02-13  天宝堂一...

CFIC导读

◆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和执行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原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领读《瘟疫与人》。

◆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最初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他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蔡江南:时刻警惕隐形世界的战争

01 春节与新冠肺炎

2019年年底,从武汉开始的一场新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了整个中国,也扩散到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这次疫情的高潮正是在中国春节期间,十几亿中国人,在这个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期间,“禁闭”在家中,无法与亲人朋友欢聚,时刻关注着医院里的紧张画面和攀升着的感染人数。

尽管这个病毒的毒性不算那么高,但由于它症状的差异化让我们难以迅速识别,人际之间的传染速度非常高效,病情的发展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从而使得防治工作的难度和挑战特别大。各种自媒体通讯工具极为发达,信息的迅速传播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情绪。总之,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的一次重大事件,必将对我们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带来深远影响。

2003年的“非典”是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传染病,但是那个期间我生活在美国,缺乏直接的体验和感受。在我们这些年代人的经验记忆中,传染病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们从一出生就要注射各种疫苗,除了每年来临的流感外,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重要的传染病。童年时,听说过南方的血吸虫病和结核病,成年后听说传染性的肝炎和艾滋病,近十多年来,除了“非典”,还有禽流感、埃博拉等传染病。但所有这些传染病,似乎都与自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似乎都是别人的疾病。

蔡江南:时刻警惕隐形世界的战争

作为一个在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领域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学者,我知道疾病模式已经从传染病转向慢性病,所以自己一直以为传染病不再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但是这次疫情一下子让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随时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中,把传染病一下子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子中来。

在家的“禁闭”正好创造了一个安心学习的机会,我拿起了书架上闲置了许久的《瘟疫和人》这本书来读。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最初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他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这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于2018年出版。

这本书给了我许多新的知识和看待问题的新视角,确实是当下非常值得一读的经典。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译者余新忠先生,对这本书做了非常好的概括: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的大历史观,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作者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徙、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移、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02 人类与寄生物

由于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掌握了许多科学技术,具有许多超出其他生物的力量,人类往往会把自身看作是天地万物间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类。其实,人类仍然是大千世界自然和生物环境中的一员,是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和影响,既竞争冲突,也适应共存。由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存活时间,放在整个宇宙历史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受到自己短暂经历和经验的局限,从而容易以局部代替整体,以眼下代替历史和未来。

《瘟疫与人》这本书,在我们眼前展示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把人类放在生物链中去考虑,放在大千世界中去考虑。人类从自身的视角来看,处于两个生物圈中,一个是微寄生物,另一个是巨寄生物。人类不断与这两个寄生物圈发生互动,人类的疾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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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寄生物:微小生物体,包括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人类与微寄生物之间可以发生多种关系:

1、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很快杀死宿主;

2、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应,导致自己被消灭;

3、有时,此类致病寄生物寄生到某个特殊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为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自己却基本不受影响。例如,许多种病毒寄生在蝙蝠身上,而蝙蝠本身却不受这些病毒损害;

4、还有一些微寄生物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的发挥。

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有些肝炎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就是如此。

巨寄生物: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怎么畏惧狮子和狼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了,巨寄生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

巨寄生物与个人和人群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存下去。

当食物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为温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获取并消费食物,由此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那些出现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03 社会文化与疾病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疾病概念,是指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受病因损害后,人体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病,通常用无法完成某些社会功能来衡量。微生物,包括细菌和病毒通常是引起人体疾病的原因。这是一种从我们人类出发来定义的狭义上的疾病概念。

疾病与寄生物: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从这个角度出发,疾病这个慨念可以推广到所有生物。所有的动物都以别的生物为食,人类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人类对其他生物的侵犯和杀害时,对于这些生物来说,人类就是它们致病的原因。由于人类的活动,大量动植物消亡了,这与细菌和病毒对人体的消灭相类似。

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病,这并不荒谬。正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形态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来看,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

疾病的社会性: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被早期人类视为生理残疾的近视眼和味觉迟钝,在今天却不会被认为与健康理念有冲突。随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是疾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再被当作疾病。尽管存在这样的历史性差异,“疾病”概念的核心内容仍是确定而普遍适用的。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被同类视为“有病”。

04 人类进化与生物平衡

食物链和生物平衡体系:在人类各族群完成进化之前,我们的祖先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处在一种自我调适的、微妙的生态平衡之中。至少直到近代以前,并没有任何一种动植物能够主宰热带雨林。只要人的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步保持同步,这张精密编织的生物网,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曾经巩固了人类的文明史,类似的情形亦可发生于人体之内。

蔡江南:时刻警惕隐形世界的战争

社会发展与疾病:文化的进化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已空前的压力,新进获得的技能使人类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个明显的巨大变化源于可杀死大型食草动物的武器和技术的发展,而任何新的变化都成功地扩大了食物的供应,拓展了生存的机遇。在接下来的进化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语言的进化。

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对其他生物发生着冲击。也许减缓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最初冲击力的最显著因素,正是非洲传染病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丰富性和侵害性。在人类对其他生物发起冲击的同时,寄生物的进化亦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其对人类的侵害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城市化的进程加剧了微寄生物对人类的侵害。

进化与平衡:每当一两种关键性资源被耗尽、人类利用自然的既定方式面临困境时,他们的智力总能帮助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利用新的资源,由此一次次扩展我们对大自然的统治权。人类虽然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以其他动物为食,又不至于为别的大型动物所食,但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这些恒久的生态关系。

05 传染病与人类的共存

只要有人类存在,疾病就会伴随着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时间里,传染病都是给人类带来最大伤害的原因,微寄生物对人类的杀伤力通常远远超过了巨寄生物的伤害。人类与疾病处于一种不断斗争和适应的过程中,当疾病侵袭人体时,人体便会发出相应的反应和抵抗。

免疫反应: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在人体内引起免疫反应,会要求在宿主—寄生物的关系上做出择优选择:要么受感染人迅速死亡,要么受感染人完全恢复,使得入侵者被驱逐出宿主的身体组织。抗体:个人对感染的抗体不只是形成抗体,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病原体虽然引发抗体,但仍然可能在病人体内潜伏几年甚至一生。从流行病的观点看,一个适度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从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要比一个较少经历感染、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欧洲移民对于美洲大陆的迁徙,带来了许多传染病,对不具有免疫力的美洲本土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动物与传染病: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除了与源自家畜或家禽共有的疾病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这次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很可能也是来自于某种动物。新疾病模式的稳定:只有当双方从最初的接触当中存活下来,并且通过适当的生物的和文化的调适,达到互相容忍的关系时,一种稳定的新疾病模式才算活下来。细菌和病毒产生下一代所需的时间比人类短得多,因而有助于病原体在宿主间传播中发生基因突变,它要比人类遗传或生理的相应改变快得多。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人类对剧烈新疫病的反应稳定下来,大约需要120-150年的时间。通常,只有人类宿主大量聚集在大都市,传染病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病原体和人类宿主之间的互相调适,一直处于快速的演进之中,以应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20世纪40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了。在大部分地区,传染病已不再重要,许多传染病在它们原本多发且严重的地方已呈衰退之势。

尽管人类社会的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疾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链中解脱出来。从目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动态平衡当中,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疾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蔡江南:时刻警惕隐形世界的战争

我们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一方面期待我们的医学界和医药企业开发出抗击这个病毒的新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增长对病毒、生物界和自然界的认识,学会尊重生物、尊重自然环境,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和增强免疫力。总之,学会与微生物和传染病的相处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不良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疾病带来的身心痛苦和生命代价中,我们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学会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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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江南教授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和执行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原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事了近三十年的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参与了美国第一个(麻省)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和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曾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我国经济学最高奖)。1997年获得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社会政策博士、198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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