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学校殷老师的带队下，我们这户一道下放的共四位同学：徐继芳、曹毓英、焦大发和我，两男两女。我和焦大发被安置在姚四八家，姚四八上有三个哥哥，分别叫:小兔子、二呆子、小老虎。当时他们弟兄四人都是单身汉。两位女生被安置在副队长家。我们的厨房是另一人家的偏房，厨房里给我们搭好了锅灶，买了碗橱和一张小桌子、锅、碗、瓢、盆、铲子俱全，有菜刀但没有切菜的砧板，记得我们切菜时就在平锅盖上切。我们下去时，正是当地人腌制白菜、萝卜的季节，老乡们热情的送给我们好多菜心，现在回忆起那时的菜心真好吃：既嫩又甜，回味无穷！ 那时的红卫大队也很穷，当时的工分值好像是两毛多，记得当地有一个名字叫禾杰的当时是二十几岁小伙子，上无老、下无小单身一人，仅有一间土坯草房，床铺也是土坯砌的，家中除一个烧饭的锅灶，再无其它，并且粮食还不够吃。有一次寒冷的冬天，老梅公社书记等干部下来检查工作，看到禾杰这么个年纪轻轻的不孬不傻的小伙子，穿的如此单薄冷得颤颤惊惊、哭哭啼啼的竟像个可怜的孩子，这些领导跟着禾杰来到他家，冰锅冷灶，竟是如此的清贫，哪有一点像个家的样子？公社书记不禁老泪纵横、潸然泪下的说：想不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竟会搞成这样？！后来是不是给了一些困难补助我就不知道了。红卫大队一九六九年后好像是原省委书记杨晓春在这里蹲点。 我们下去时，正是农村里兴修水利的农闲时节，当时塘、塥都放干了水，我们接受再教育也就从挑塘泥开始。说我们挑塘泥，其实比当地的半大小子还不如，从没有挑过重担的我们，走在泥泞的、打滑的路上，空手走都难走稳甚至是摔跤，何况还要挑着担子？挑一会既要应付难走的泥泞路，肩膀火辣辣的痛也让人受不了，只好用手顶着扁担、护着肩，还好当地的人们从队长到社员，他们都很照顾我们，给我们上塘泥时，只是象征性的上一点，比起男劳力的五分之一还不到，就这样我们还感到累得无法说。  天气晴好时我们送过一次公粮，那时的公粮要到范岗粮站上交，都是人挑肩扛着去的（不像现在用车子拉去就行），记得我们一个人挑不到三、四十斤，(他们整劳力都能挑一百六十多斤，)我们磨磨蹭蹭地走在交公粮队伍的后面，到后来我们还是被送粮的队伍丢得老远，最后还是他们先到的人返回来接我们的。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到无颜，真正感觉到我们确实是缺少锻炼，力没有力，干不能干，以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这样子想上工和不想上工，随我们自己的便，很自由，没有人约束我们，玩腻了我们就回到桐城家中住几天，好在我们离家近。 受地域条件的限制，老梅公社那一带属于畈区，老百姓的烧柴就是大难题。看老乡们到老梅街买一担茅草柴回来，要悉心的扎成一个小把一个小把再捆扎好放在阁楼上，烧饭时从阁楼上拿几把下来，用火钳将草把夹着烧，看炉灶里的火，真比煤油灯的火光亮不了多少！为了省柴，饭烧开以后，用平锅盖从锅的一边顺着锅边推到锅底，这样，锅中就会出现一边干的一边稀的泾渭分明的两半，米粒被推到锅的一边，米汤则留在锅的另一边，然后将洗净、切好的白菜或是萝卜亦或是其他什么菜就放在米汤这边，再盖好锅盖，这样子饭好的同时，锅里的菜也就好了。这就是在缺柴烧的情况下当地人们聪明的大脑发明出来的经典杰作，这也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永远的记忆。 生产队对我们也像当地社员一样，给我们四个人分了一些菜地。虽说我们也照葫芦画瓢的模仿着当地人那样种菜，由于我们既没有经验再加上懒，该浇水时我们没有浇水、该施肥时我们不上肥，眼馋着看别人家的菜一天一个样子的在疯长，而我们的菜则越长越小，最后不了了之回归了大地。现在想到这些，我们自己都感到好笑：如果都像我们这样种菜，那菜的价格可能会比猪肉的价格还要贵好多。像这样下去我们估计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好在我们的家也随之下放，我们四个人除曹毓英一个人留在当地，另外三个人分别转到各自的家中。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我转到了我家下放的青草区陶冲公社双塘大队。说转不恰当，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办什么正规手续！要说是我们自己跑回家这样还恰当些。你说我们当时糊涂不糊涂？在什么手续都没有办的情况下，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下放的家中，好在后续手续他们给办好了，不然我们不就成了无名份的黑户人口？ 转到家一块后，我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散漫自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想上工就上工、不想上工就不上工了。现在不但有父、母亲和家的约束，也还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家的收入了。这就要凭自己的双手吃饭，以挣工分为收入的前提。当时生产队给我评了七分工(整劳力是十分工)，这样我也就不得不捺下性子和当地社员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虚心地从头学，不懂就问，叔叔、伯伯、婶婶、哥哥的叫个不停。虽说我当时是个愣头青，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能吃苦，不怕苦的精神我自己认为可以说算得上是上乘的！这一点就是生产队的杨队长都夸我:有一次拔棉花秸子，无任何工具连手套都没有就凭自己的双手硬拔。当然都是这样的。拔了一会，我的左手中指指肚的皮给拉掉一大块，鲜血淋漓，杨队长看到就说，你的手搞成这个样子那就回家休息吧！我说不要紧，我可以继续干。杨队长说:那你也得包扎一下吧？我说无所谓。就这样我用脱了手指肚皮的伤手，和他们一道继续拔棉花秸子，一直到收工。收工时，杨队长当着大家的面向我伸出大拇指夸我说:成林这个人，真能扛疼！手上的皮撕成那个样子还坚持下来，要是一般的人做不到啊。  摸爬滚打一个阶段后，农活虽说赶不上当地人那么娴熟，勉强也能凑合着应付过去了。已经融入到当地人中的我，凭外观在我身上难以再找到“知青”的痕迹了:皮肤晒得像黑炭似的黑不溜秋的，穿戴的也是农村人一样的衣裤，力气也长了不少，以前的娇气和浮躁也被韧劲和沉稳替代！两年后，我被大队领导安排到大队林场，从事栽栽树苗，护护林的工作。这比在农田里要好得多，劳动强度也小不少。林场干了几个月后，大队又将我安排到大队的砖瓦窑厂，从而使我知道了砖瓦是怎么操作，怎么烧制的。也体验到了烧窑工作的艰辛和危险。又是一年多后。大队新开了粉丝坊，又把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安排到粉丝坊工作，并将大队经济保管的重任信任的交给了我。这时期大队党支部已经将我纳入新鲜血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真所谓:顺风顺水，如鱼得水时，我被招工到安徽省地矿局三一一地质队，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底我到三一一地质队报到。从此结束了我七年的知青生涯。 七年的知青岁月中(期间有一次大学招生和两次招工，都与我无缘而擦身而过)，我感到最辛苦，最让人想想都生畏的就是农村里的“双抢”:早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四点多就得起床，任凭蚊虫、牛螨的叮咬、还有那蚂蟥的缠绕，摸黑拔秧；天亮后顶着烈日割稻、打稻、插秧。汗流浃背无法像正常时的穿戴:下身仅穿一条短裤以遮羞，一条老布大手巾披在背上，一顶济公样的草帽根本遮挡不住毒辣的老太阳。一天下来，浑身酸、胀、累、疼其次，主要是缺少睡眠，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 虽说紧赶慢赶的将我们自己队的双抢搞结束了，但在全公社一盘棋的运作下，我们还要支援其他大队赶在立秋前将晚稻秧插下去，不过支援其他大队，他们会有一餐颇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 下放在农村，还有一个头痛的就是搞柴！虽说陶冲公社这边比老梅公社离山近不少，但烧柴得自己跑几十里的山路上山砍，自己往家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大约一九七三年初春的一天，我从粉丝坊结束早班回到家中吃早饭，这时已经是上午九点以后了。边吃早饭边看家中的烧柴已经不够两天烧了，临时决定赶紧上山去搞柴，不然估计会有断炊的危险！匆匆吃好早饭，担起扁担、绳索，临时邀不到打柴的伙伴同路，只好一个人荡悠悠的朝着屋脊岭方向的山上走去。走到隔壁大队(前进大队)时，遇到一个姓叶的男子汉也肩扛扁担准备上山，他主动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搞柴？我回答他:我没有准确的地点，只是边走边看。他说不如跟我一道到我判柴的反排，他接着说:不过就是路远了一点。我说路远一点不怕，我可以和你一道。我们两人紧赶慢赶，赶到目的地时，当地的学生们已经放学往家走了，这时估计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们两人各自搞好柴赶到屋脊岭反排的山脚下时，天已经全黑了。这个姓叶的是近视眼，他不想再摸黑走了，给我说:我们两就在森公站林场找个地方睡一晚，明早我们再往家赶。我说:要歇你一个人歇吧！我肯定要回去的，不然我爸爸、妈妈会急坏的。他看我不想歇也就跟着我后面往家慢慢走。由于他的视力不好，他走得比我慢，我走到前面一段路看他还不见人影，只好歇下来等他，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到家已经是下半夜的三点多钟了。我叫门时，我爸爸、妈妈正在床上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听到我的叫门声，父、母亲边开门边述说:以后就是烧头毛，也不会让你一个人上山去搞柴了！可见我的父、母亲在我没有回来之前是何等的着急和不安。听我爸爸说:当晚正好生产队开社员会，大家知道我一个人进山去搞柴到现在不见回来，都很着急。队长说:晚上没有办法了，如果今晚没有回来，有几条进山的路明天早上就安排几个人，每条进山路各把一个人进山去找。队长说，只有这个办法了！好在我当晚回来了，不然还不知道要怎样折腾整个生产队大伙们？如果那样子，我的心将何安？我又怎么对得起俱位父老乡亲？！  深深地感谢村民们的纯朴、热心和照顾！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这些下放的外来户看成是外人！真心地感谢上苍！感谢命运的安排！庆幸我们所到之处处处充满阳光，一路走来一路歌，每个地方都能遇到贵人相助！爱在人间、人间充满爱！ “惜峥嵘岁月稠！”记得这是伟人的诗句！回想往事，我们的岁月峥嵘么？ 往事如烟，眨眼五十一年过去了，曾经的毛头小子如今已是白发双鬓。我们的经历已成为记忆，将一去不返！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喜看我们的下辈超过我们，胜过我们！笑迎更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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