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遭遇疾病，只怕视而不见

图片作者：Jeff Daniel Smith

因为有明天，我们才能熬过长夜。

——冯唐

 

疫情进展到现在，正是最难熬的时候。“疫情退去后的第一天你打算做什么？”俨然成了一种颇为惬意的畅想。

我昨天不经意间翻到了一张半年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照片，没戴口罩而可以看全彼此的脸，不担心病毒而可以神态轻松的靠在一起聊天。这张通常不会被我存入相册保存的照片，竟让身体里莫名的产生了一股暖流：真没想到，平凡而普通的日子，竟是那样美好啊！

我想，这样艰难的对抗疫情的日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些改变吧。十几亿人口的社会在经历了病毒的又一次大规模侵袭之后，也一定会有所改变吧。会是什么改变呢？

 

这些天，我读到了几个疾病与人类的故事。致病的病毒为了感染人类而不断进化，人类也经历了适者生存、基因突变。直到今天，双方依旧在进行着感染与反感染的“军备竞赛”。

《血疫》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双方必有一场“终极之战”吗？

 

1

疾病&生存

 

“没有人为死者而哭泣，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死亡。死亡人数如此之多，让人们绝望地以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1348年，一个叫阿尼奥洛·迪·图拉的意大利锡耶纳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那是鼠疫在欧洲的第一次大流行，死亡总人数超过2500万。即便如此，“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拯救人类的不是救世主，而是一种今天被称为血色素沉积症的遗传病。

 

患有血色素沉积症的人，体内铁的代谢受到破坏而导致铁元素过量积累。过量铁元素在全身沉积，会造成肝功能衰竭、心力衰竭、糖尿病、关节炎、不孕不育、精神疾病，甚至是癌症等。这种疾病是如何帮助人类逃过鼠疫的？

 

简单的说，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生物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铁元素。正常情况下，健康的人体内承担防御职能的巨噬细胞也含有铁元素；但血色素沉积症患者的巨噬细胞中，反而缺乏铁元素。

健康的人遭遇鼠疫杆菌感染后，细菌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反而可以利用其中的铁元素大量繁殖；而血色素沉积症患者的巨噬细胞因为铁元素缺乏，可以更有效消灭鼠疫杆菌，从而帮助这类人群更好的防御鼠疫。

 

经过此后一轮又一轮的鼠疫疫情，携带血色素沉积症相关基因的人群数量也就随之不断增加。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就是，相比几十年后产生病症，第二天就被鼠疫杆菌杀死显然是更糟糕的结果。于是，在面对自然界细菌的挑战时，人类的基因在两个有害的结果中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坏的。

 

多数人对血色素沉积症不熟悉，但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相信大家一定熟悉：糖尿病，一种起病甜蜜，但杀招凶狠的慢性病。如今全球已有超过4.6亿的糖尿病患者。

 

这个病的机理很简单，人体所产生的胰岛素不够，无法有效代谢糖分，造成血液中的糖分含量异常升高。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遗传。为什么人类会保留这么一个致病的遗传而没有在进化中将其淘汰掉？

 

简单的讲，这与历史上一个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冰期有关。当这个冰期来临，气温骤降，人类抗寒防冻伤的需求骤增。

糖是一种天然的防冻剂。一杯糖水的冰点要远远低于一杯纯水的冰点。于是，人体通过减少胰岛素的释放量来提高血液中血糖的含量，用以抵御严寒。经过冰期生存下来的人们，也就把这种基因保留了下来。

 

在曾经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在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完成自我拯救。

 

2

速度vs智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前的形势依旧严峻，但已经显示出了一些好的迹象。如专家所言，原始而简单的措施——隔离是对抗这类疫情的有效手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隔离很早就成了对抗各类传染病的主要举措。

 

上溯至12-13世纪，人们针对麻风病的流行建立收容所。资料记载，1225年，欧洲大约有1.9万个这类机构，通过高墙将病人与社会分开。在麻风病减少后，这类机构用于其他传染病。比如14世纪鼠疫流行时，早期的麻风病收容所又被征用收容鼠疫病人。

 

这类机构经常长期演变，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医院。

建于18世纪的维也纳总医院

 

隔离并不专属于人类社会，在自然界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研究人员发现眼斑龙虾一旦发现同伴感染了致命病毒后，立刻就会离开，让染病的龙虾被动的与健康的龙虾隔离开来。

 

当然，与早期历史中让被隔离的病人自生自灭不同，今天我们采取的隔离措施不仅是保护健康的人不被感染，而且也是更有效率的针对得病的患者进行治疗。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隔离的措施依旧有效。

 

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当下次疫情再来的时候，这样的措施仍然有效吗？

如果这个假期你看了纪录片《流行病》的话就会知道，几乎所有的专家都相信，这样的疫情一定会来。这部片子拍摄时，还是以当时的禽流感、猪流感为讨论对象。仅几年后，我们看这部片子时，就在经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相比非典，我们今天的技术能力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无论是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都已经超越了非典。虽然很有可能早期的应对措施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有没有可能还有原因就是新的病毒“变聪明”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中并不罕见。

 

1928年，人类发现青霉素。1942年，青霉素首次用于治疗传染病。1950年，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40%，1960年上升到80%。人类转向新的抗菌素甲氧西林，1959年用于临床，两年后出现耐药。后来，万古霉素用于临床，但早在1996年就出现了耐药病例的报道。

 

每当出现疫情，新的药物、疫苗往往会成为最受关注和期待的事情。然而，细菌、病毒时时刻刻都在进化变异。仅从进化速度的角度，人类恐怕远远不是对手。但人类有的优势是智慧。

智慧让人类可以发现疾病、研究疾病，并根据疾病的传播特点做出相应的改变。

 

3

改变or不变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当疫情结束时候，我们也许会做出改变。但我们会改变什么？

相比历史上那些大瘟疫流行，已经拥有74亿人口的人类今天的最大不同也许就是极强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很难再通过基因变异、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方式来应对疾病，那将太过漫长而残酷。

某种程度上，今日疾病的爆发，更多是提醒我们在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改变。我们的改变，也许同样可以改变病毒。

保罗·埃瓦尔德在TED演讲：通过进化来巧妙设计病菌 

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经过对病毒深入研究后发现一个非常有趣且非常重要的现象：

病毒为了生存会有选择的进化，如果病毒越容易从一个宿主传染到另一个宿主，它进化的毒力就会越强，会很快杀死宿主；如果传染越难，病毒的毒力就会越弱，因为它需要宿主携带病毒保持四处游走的能力，以传播给新的宿主。

 

这个结论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的霍乱疫情中得到过初步验证。对细菌侵入水源保护不力的国家，毒力会逐渐增强；而供水安全的国家，毒力会就逐渐减弱，相应的死亡患者也就较少。

 

这个结论其实提示我们与病毒的相处方式，除了各自不断升级武器相互厮杀的“军备竞赛”之外，也许还可以选择更加平和的形式，比如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减弱病毒的毒力，实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还有呢？是的，病毒不断进化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存繁衍。那么关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不同角度去理解。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始宿主很可能是蝙蝠，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还有争议）。原本病毒为了生存繁衍，需要通过中间宿主来找到新的宿主。但因为人类吃或杀了中间宿主，病毒的生存繁衍路径意外中断。对于病毒而言，传染给人也许是一种迫于生计压力的“无奈选择”。

 

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接下来所应该做出的改变，停止破坏生态环境、不再捕杀野生动物、尽最大可能与自然和谐共处。

 

如果依然做不到，依然对疾病视而不见，对大自然的警告视而不见，会怎样？

 

我猜也许会有两个结果：轻一点儿的结果，就是好吃野味的基因会从人类的基因里被清除掉，因为那些好吃野味的人最容易接触到致命的病毒；重一点儿的结果，也许就像是《血疫》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清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

参考资料：

沙龙·莫勒姆、乔纳森·普林斯，《病者生存》，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