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漫长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风病、疟疾和血吸虫病等。
据统计，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就达700次以上。 因为战争动乱或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国在汉末、明清、19世纪等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瘟疫流行。据各类史籍综合的不完全统计，仅仅公元119-217年，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曾发生几十起大瘟疫，仅在东汉末年的30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高达共12次。瘟疫加上饥荒与战乱，造成 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大量人口死亡。据官方数据记载，公元157年中国人口为5650万，而公元280年仅存1600余万，锐减了3/4。在疫情最严重的中原地区，人口仅及百年前的1／10。 曹植曾著有《说疫气》，其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包括汉代的许多典籍对当时的疫病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则以传染病诊治为依据集中探讨了外感热病证治，以六经演变为脉络，为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候提供了相应的治法方药，其中用于风寒表实证的麻黄汤、用于风寒表虚证的桂枝汤、用于邪在半表半里阶段的小柴胡汤、用于下焦蓄血证的桃核承气汤以及用于湿热 黄疸的茵陈蒿汤等在内科临床沿用至今。
后世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瘟疫，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传播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后者可能性更大。出血热的发病特征与《伤寒论》中描述的症状相似。张仲景创立的六经传变辨证模式中， 病邪从身体浅表的太阳经，传入阳明、少阳，进入阴经太阴、少阴，最后深入厥阴。流行性出血热的典型临床过程可认为遍历了从太阳到厥阴全过程，较为符合六经传变规律，如从太阳循经入腑，表现为太阳蓄水，而多直传少阴或成结胸，不愈者，再传至厥阴；太阳挟血分传经，循经入腑而成 蓄血；太阳病之变局，由太阳经循经入腑为蓄水或蓄血之后， 形成结胸等。 彼时，处于社会上层人士常服一种名为“五石散”的有毒药物以期抗御病邪，服药期间以酒作为药饵使药力发散；人们同时寄希望于方士的符水方术治病，当然可以想见，这些方法难以收获良效。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治疗时气行垂死的处方“破棺千金煮汤”、治疗瘴气疫疠流行的处方“老君神明”以及“虎头杀鬼方”等预防疫病的处方。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频繁，使得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麻风、天花、梅毒、白喉、猩红热及霍乱接踵而来，流行极为严重。16-17世纪，中国华北地区总计1000余万人死于鼠疫。 师道南（清乾隆著名诗人）在《天愚集.鼠死行》中描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1692年，广东佛山传教士卡罗斯.福尔考迪描述：“中国到处是贫穷落魄之人，其中最可怜者莫过于麻风病人”。这从侧面记录了当时麻风病的流行状况； 疟疾曾在全中国肆虐流行，1693年康熙曾感染疟疾；当然，还有著名的顺治康熙年间的天花。 当然，与疫病做斗争，也是医家从来不敢懈怠的事业。明清时期，医家改进了人们对于疫病的传统认识。明初王履分析这一时期传染病的发病特征和救治方法与张仲景《伤寒论》理论内容确有差别，将温病从伤寒中划分出来。
1642年，吴又可撰写《温疫论》将瘟疫病邪称为戾气、疫气，认 为疫气通过口鼻进入身体，直接攻击特定的部位-膜原（中医名称，泛指伏邪在体内潜伏的部位），并提出戾气易通过空气和接触播散流行。叶天士在继承吴又可温病理论基础上，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反对使用辛温之品来治疗温热性质 的时疫，主张采用辛凉解表或清热解毒之品治疗外感热性疾病。吴鞠通在叶天士辨证理论影响下，综合古医籍，提出三焦辨证理论：“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16世纪，治疗梅毒的药方出现，人痘接种术发明，这些医学科技史上的进步对于防治传染病具有重要意义。中医早前以“轻粉”作为梅毒处方，后由于该方易引起汞中毒，转为采用以土茯苓为主的药方进行治疗。康熙感染疟疾后，西学士洪若和刘应等进贡西药金鸡纳治疗，结果痊愈，该药作为治疗疟疾 的良药广为人知。 关于天花的防治，康熙以本人种痘免疫的经历推广人痘接种术。明末金陵四公子之一，明末科学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入瘟疫家，以麻油涂鼻中，既出以纸燃取嚏，则不染；或配玉枢丹，或以火攻来驱除疫疠邪气。”
方以智画像 清代，还有类似“避瘟丹”、“神圣避瘟丹”的预防药，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恶”。 19世纪中叶，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血吸虫病，据推测，患病人数在3200万人以上。 187 0年， 传教士医生柯为良在《医馆略述》中记载当时福州疟疾较为流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发生腺鼠疫，播散到香港，并延及世界。 1911年，东北三省地区暴发了肺鼠疫，并涉及河北、北京、天津及山东地区，造成6万多人死亡。 这期间，造成大量人口伤亡的传染病还包括天花和霍乱，随着人痘种植的普及，天花逐渐得到了抑制； 霍乱于19世纪初，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直到20世纪中叶，在我国广泛播散，致死率很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暴发了流行性感冒，中国死亡人数在100万人左右。这一阶段，肠伤寒和痢疾在各种疾病死因中也占据重要位置。
中国近代名医张锡纯 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传教士来华布道人数的增多， 西方医学理论被引入我国。西医学对细菌和病毒的认识与检测，为疫病诊断带来有益帮助，当时对于血吸虫病、疟疾，霍乱病因、病理已逐渐探明。中医辨证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依然发挥积极作用，并开始吸收借鉴西医学较为先进的理论，尝试从中医角度予以解释，为中西医沟通与结合做了铺垫。当时较有影响的中医著作包括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何廉臣校订《 重订广温热论》和《重订通俗伤寒论》等，对传染病的临床救治具有指导意义。
清末颁布的《厅区救急药品使用法》记录了传染病防治用药方案，包括亚莫尼香酒、加波力水、哥罗定、时疫药水、止血药水、泻油、海典仿散、辟瘟粉和辟瘟水等。对于疟疾的治疗，奎宁作为第一特效药被大量使用。 当时，为了阻遏鼠疫流行，天津中医配置了神效复苏散、杀菌消毒丸、解毒活血汤、升麻鳖甲汤和生犀饮等。 上海霍乱流行时， 约700余万民众被注射霍乱疫苗。当时报纸会刊载些简便易行的防疫保健小处方，如丁子目于《天津商报》发表的防疫方法：“每日午后或晚间，食生水萝卜三两片，再将杭白菊二三十朵、香片茶叶一撮沏茶饮，最能消痰于无形，此方能防疫能免疫”。
1935-1940年磺胺类抗生素及青霉素（是药三分毒，其副作用的可怕也在以后渐渐为世人所知）出现，成为了当时病人的大救星，有效治愈了许多传染性疾病。 回顾中国历史上疫病发生过程，战争与天灾往往与其相伴，地域、经济、人口等自然或社会因素也与其 间接关联。 因此，疫病研究须将多方面因素综合分析，把握疫病暴发流行的特征，吸取历史上防治疫病的经验与教训，挖掘一些当时行之有效的方药，通过分子生物学、药理学等研究手段进行深入研究，为人类抵抗传染病魔，增强民众体质而服务。 今天，正是又一次面对“疫情”考验之期，温故而知新，众志成城，我个人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相信中央、相信政府、相信科学家，一切都会消弭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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