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凭什么打赢牧野之战？真正的原因是它！

文：淮衣（读史专栏作者）

帝辛三十二年，牧野，大晴。巳时三刻，阳光耀眼，照地大地一片金黄。商朝军队的玄鸟旗整齐地排成一列，阴影洒在地上构成了一道黑色的城墙。

师离握了握手中的矛，眯起眼睛看着远方的地平线。父亲随着大军去征讨东夷了，他想，不过朝歌城里还留下了不少师氏的族兵，周人的叛军不足为虑。

少顷，原野尽头响起了雷鸣般的马蹄声，军阵前的奴隶们开始慌乱起来。定眼看去，只见数百辆战车朝己方的军阵直冲过来，滚起阵阵尘土。

他吁了口气，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我们也有一些，只是不像周人这样规整。

一阵鼓点过后，己方阵中也驶出了一排战车，朝对面的周军战车对冲去。100步，双方的车左已经开始射击对面的战马，不时有马儿嘶鸣着倒下，失去控制的车歪斜地栽倒在地。

50步，师离突然发现，周人的战车是驷马三士的配置，而多出的那名甲士赫然举着一把幽光闪闪的长柄戈！两军接阵，甲士将戈横推了过来，扫过己方的御手。

商军的战车像潮水撞上了礁石，黑色的燕子旗倒下了，奴隶们轰然逃散，披着虎皮的马在师离的视野中越来越大，将他撞向了天空……

提到牧野之战，我们总能想起纣克东夷，倒戈相向等事情。这场战役对周人来说好像有点太轻松了，就像踹倒商朝大厦的临门一脚。

但现代甲骨文的解读却对纣克东夷的事情提出了质疑，《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到“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一说十七万），所以周武王在讨伐纣王时“犹战战兢兢”（《春秋左传研究·周人天殷》），“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考古发现，周人的战车在这场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诗经·大雅·大明》中留下了“牧野洋洋，檀车煌煌”这样洋洋自得的句子。

01、牧野战车哪家强

考虑到周武王在战前的战战兢兢，和商纣王战败后的绝望自焚，我们可以判断，牧野之战一定是倾尽两国国力的国运之战。

那么，除了奴隶临阵倒戈带来的“六打四”局面，还有哪些军事层面的因素决定了双方的成败呢？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考虑到《史记》的“信史”地位，牧野之战可谓是我国文献记载较早的，较可信的一次大规模车战。

商、周双方在战车数量、装备和编制上的代差，最终决定了天命的归属。

首先，从战车的数量上来看，商朝军队配置的战车数量很少，且多用于指挥、田猎、运输等方面，并不形成独立的兵种，所以也无法对战争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占卜记录的甲骨文的释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统计到，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甲骨残片中和战争有关的内容基本为步兵作战，仅有两片提到了战车作战，讲的还是商人在和方国的战斗中俘获了战车。

由此可以，商朝军队还是以步兵方阵为主要作战形式，“飞龙骑脸”这种打法并不普及。

其次，从战车的装备和编制来看，商人的战车也更逊色。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战车基本为两马配置，车上的士兵多为两名，一名使用弓箭射击，一名负责驾车。

虽然车马坑中也出土了戈等青铜兵器，但商代的戈最长不过一米，再按手握兵器的三分之处来计算长度，车战中戈的有效兵器长度不超过70厘米。

通过车厢的规格我们可以计算出，两车相会时至少要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才不会相撞，那么戈绝对不是作为车战使用的兵器而存在的，更可能是配给车上甲士的防身短兵。

因此，商军战车的主要攻击手段仍是弓箭。

那么，周人战车的装备和编制又是怎样的呢？

02、三四五，一起冲

长期和戎狄部落作战的周人，对战车的运用要远比中原的商人娴熟。

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战车，比殷墟战车的车厢要更宽，更大。这样的车厢意味着周人的战车足够容纳下三名甲士，再加上驷马的编配，便成了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式样。

三名甲士按左，中，右一字排开，左边的甲士使用弓箭射击，是一车之首，称为“甲首”；中间的甲士专门负责驾车，称为“御手”；右边的甲士使用长柄的戈、矛、戟等攻击，称为“参乘”，非勇武过人之士不可胜任，比如生吃猪腿的猛人樊哙。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人的惯用手是右手，使用长柄武器作战的车右能够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挥舞兵器更加方便。

四匹马儿同样一字排开，中间架辕的两匹马称为服马，左边的马称为“骖马”，右边的马称为“騑马”。王勃《滕王阁序》中“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中说的就是它们。

至于兵器，周人喜好使用长柄兵器。短柄的戈是商朝军队的标配，周人使用的则多为长柄戈，并大量装备了矛、殳、戟等兵器，在战斗前插在战车的舆侧备用。

三士、驷马、五兵（据《考工记》载，车兵五兵为戈 、殳 、戟 、酋矛、夷矛）便成为了周人战车的标准配置。

看得出来，三名甲士都需要长期的操作训练和协同训练，所以往往由不事生产的贵族担任。

因此，每辆战车往往伴随着大量徒兵，他们由庶人和奴隶充任，任务是保护战车和提供后勤服务。

在青铜器时代，有着高移速、高重量和完备护甲的战车，能够不惧箭矢地冲锋陷阵，堪称军国利器。

在牧野大战中，汇集了“戎车三百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的周武王，就是借此一举突破了商人的步兵方阵，也击垮了商朝本来就被纣王作的所剩无几的民心。

 03、战车的辉煌与没落

  

虽然在中国古籍中一直有“黄帝作车”、“奚仲作车”的记载，但是从出土的战车遗迹来看，商周时期我国的战车在规格上都和两河流域、埃及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战车十分相似，而后者出现的时间又远早于我国。

因此，战车很可能是通过西边的游牧民族传到中国来的，而长期处在中原商王朝和西面戎狄之间的周人，自然对战车的运用和设计，有着更深厚的经验。

  

牧野之战的大胜给周人带来了极大的信心，本就“尚舆”（《考工记》）的周人在获得天下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战车的编制和武备，比如给车厢装上青铜甲片，给车轴加上利刃这样的“骚操作”。

到了征战不休的春秋战国时期，车战已经成为了诸侯征伐的主要作战形式，战车的数量也随之成为了衡量一国国力的主要标准。

春秋霸主晋国的大臣叔向更是在外交场合公然恐吓鲁国使臣：“寡君有甲车四千乘，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我家国君有战车四千辆，就是耍无赖打你，你能咋地？）

这种仗着国力耍流氓的行径，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到了后来，骑兵的大量出现冲击了战车的地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打响了反抗战车统治地位的第一枪，汉武帝的十万铁骑伐匈奴更是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战车从此退出了战场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