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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哈佛高材生，国有难毅然回国，扑灭多场瘟疫，拯救无数国人，花甲之年自杀，没有葬礼，骨灰被老伴捧回！ 1/远去的大师
在近代中国的防疫史上，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却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多灾多难的袓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在战火中重建中央防疫处，成功扑灭多场瘟疫，救活了无数国人；他研发了中国第一批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其研究成果，使中国在消灭天花病毒方面领先世界16年；他首次分离沙眼病毒（后被命名的沙眼衣原体），震惊世界；是他，遏制1950年华北大范围的鼠疫，救了千万人的命；也是他，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因为无法承受批斗之痛，于1958年9月自杀谢世，从而错失诺贝尔奖。 2003年，当非典病毒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不断有人倒下之时，一位曾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老者忍不住叹息，如果他还活着，形势何至严峻于此？2019年年末引爆的新冠肺炎，又让知情者再一次想起了已经含冤离世62年的那位病毒学前辈。历史书上也许不会有他的名字，但我们的心中，应该为他留一个位置。他的名字，叫汤飞凡。 汤飞凡是何许人也？为何让业内人士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2/潇湘自古多才俊
汤飞凡是湖南醴陵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汤氏祖辈多是读书人，其父汤麓泉是位名重乡里的旧知识分子，设塾馆教书，朋友甚众。汤麓泉有个好朋友叫何忠善，两家是几代世交。何忠善有个儿子，就是后来曾任湖南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的大反派何键。何键未名时，与汤家也过从甚密。 汤飞凡是汤麓泉的次子，年长汤飞凡十岁的何键，见汤飞凡读书勤奋，认为是个可造之材，特地为他辅导算术和自然。汤飞凡天赋并不过人，但倔犟好胜，学习极为刻苦，进步很快。汤飞凡12岁到长沙读中学，后来进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汤飞凡幼年常听父老谈论维新、改革，“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幼小心灵。他从小在家乡看到穷苦农民贫病交加，中国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就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从工科学校退学，报考湘雅，结果如愿被录取，并于192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从湘雅毕业后，汤飞凡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此时的何键在唐生智手下已经升任骑兵团团长，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汤飞凡与何键的女儿何琏正式订婚。 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因此被称为“东方巴斯德”。汤飞凡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中国的'东方巴斯德’”。 因为心中有着非常远大的抱负，在协和的3年里，他不单单只是学习，做研究，还经常帮助其他人做实验，作病理解剖，分析实验结果。因此，在协和的第一年，汤飞凡便兼任了助教。而在第三年里，汤飞凡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1925年，汤飞凡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深造，从而开启了他的海外研学之旅。 2/名师出高徒
1925年，汤飞凡与时为湘军团长的何键之女何琏成亲，随后两人一同踏上了赴美之旅。 汤飞凡就读的哈佛大学是世界顶尖名校，师从细菌学系主任秦瑟，H·教授。秦瑟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确认了布里尔氏病，发明了立克次氏体的组织培养法和染色法，研制成功斑疹伤寒疫苗，曾任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和细菌学家协会主席。能拜在秦瑟门下，是汤飞凡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秦瑟教授在看到汤飞凡进行实验时的规范操作后，非常看重汤飞凡的治学态度，邀请他参与进自己的研究项目——研究立克次体病毒等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这段时期刚好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而汤飞凡既然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那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汤飞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滤器、普通离心机等简单设备，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的、能离心沉淀的、能自我复制的、有生命的颗粒，是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此外，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火棉胶膜），并用它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使得汤飞凡成为当时研究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支原体的微生物学家之一。 作为一名留学生，在求学期间就取得如此成就，留在美国发展，是轻而一举之事，但是，学业有的汤飞凡，并没有听从导师的建议留在哈佛继续发展，而是在接到一封家乡来信后，毅然选择了报效祖国。 3/一个人的细菌学系
给汤飞凡写信的人，是他就读于湘雅医校时的老师颜福庆。 颜福庆是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先后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即原湖南医科大学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即原上海医科大学前身）、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并与中国红十字会定约合作，接办该会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为是师生关系，颜福庆写给汤飞凡的信没有啥客套，非常直接，就是邀请汤飞凡到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面对恩师的召唤，汤飞凡没有一刻的犹豫，于1929年春，携夫人何琏一同回上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当时的中央大学医学院，规模并不大，学生只有29个，教职员更是稀缺，汤飞凡的细菌系仅他一人。人手少，条件差，汤飞凡的细菌系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由于细菌学重在实操，汤飞凡立刻就着手建立实验室。他捐出了自己的显微镜，一边开设课程，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自1930年起，汤飞凡便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也是自这年起，中国走进了世界病毒学研究的大门。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改建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也升为正教授，并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 在上海期间，汤飞凡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的研究也成果频出。其中的沙眼病，是汤飞凡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因为沙眼病，日本医学界无人不知汤飞凡。当时，日本人野口英世宣称自己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因此，他便被列入了日本教科书，成为日本人都敬佩的大人物。然而，汤飞凡将他拉下了神坛。 1935年，他和周城浒合作，通过大量动物实验和自我试验，以可靠的材料为依据，发表了《沙眼杆菌与沙眼之研究》的论文，从而否定了当时由野口矢的“沙眼杄菌”。 在上海任教期间，他在传染病的预防方面突飞猛进，发表了二十多篇高质量论文。1935年，汤飞凡受邀赴英国国立医学院研究所进修。 4/重建战时防疫处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身在英国的汤飞凡又接到来自国内的召唤，让他领衔重建中央防疫处。这一次，汤飞凡又毫不犹豫地起程回国。 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抗战急需的血清和疫苗，但汤飞凡认为防疫处的工作应该更进一步，不能只满足于生产而忘记了研究。即使条件困难也不能降低工作标准。研究人员每周都会在汤飞凡家举行一次读书会，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和书籍文献，讨论交流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 1938年，汤飞凡带领工作人员成功地回收利用废琼脂，采用乙醚处理牛痘苗杂菌，改良马丁氏白喉毒素培养基。此时的中国明明是身处不利之位，可汤飞凡却把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做到同欧美同类产品一样水平。
防疫处生产的疫苗血清不仅能供应大西南的防疫需要，还为在陕甘宁解放区和在远东作战的英、美盟军提供了支持。而中央防疫处在抗战时期所做的最大贡献，恐怕还得是成功地自主研制出了青霉素。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成功研制出青霉素的七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和中国）之一。 青霉素是拯救前方战士们脱离疼痛发炎的关键所在。1942年，作战的同盟军还发现，中国防疫处制造的牛痘苗比印度苗更为有效地抑制天花病。因此，其他国家的盟军一致决定，一切疫苗和血清制品都改由中国防疫处供应。 除了为国人和盟军研发疫苗之外，防疫处还肩负着抗击日军细菌战的任务。日军那时残忍利用细菌战荼毒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而以汤飞凡为首的中国防疫处正是人民的保护盾。
在所有人都为其拼搏精神和工作成果所惊叹不已时，殊不知，防疫处仅有一台破陋的锅炉。“这台锅炉常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 中国防疫处就是靠这样的条件，在抗战期间制造出了高效的疫苗，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军人们用子弹来击败敌人，而汤飞凡则靠医学拯救中国。并且，地处云南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很快就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防疫供给中心。 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并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由于原防疫处已被日军完全破坏，汤飞凡不得不再次白手起家。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7年建成，包括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 5/中国疫苗之父
1949年，防疫实验处改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担任所长。1950年，冀北爆发鼠疫，以汤飞凡为首的突击研制组只用了两个多月便赶制出了鼠疫减毒活疫苗900余万毫升。这一成果，不仅改变了从苏联进口供应不足的局面，还遏止了鼠疫的横行。 此外，汤飞凡还亲自承担起黄热病疫苗的研究。为了解决病毒毒力变异问题，汤飞凡利用了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很快，他便制出了黄热病疫苗减毒活疫苗，解决了海港检疫接种黄热病疫苗的需要。 1951年，卫生部门颁布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保障疫苗供应，控制传染病流行”。其中，天花便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彻底消灭它，汤飞凡研究出乙醚杀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产量。正是因为汤飞凡的杀菌法，我国于1961年成功消灭天花，早于全球消灭天花16年。 当然，在那时最难整治的传染病除了天花之外，还有沙眼。1954年，我国成为沙眼病的重灾区。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患有此病，发病率为55%，致盲率为5%，人称“十眼九沙”。为了分离出沙眼病毒，汤飞凡主动请辞一切行政事务，重新拾起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原体研究。
他和助手黄元酮一起，经过几百次试验，终于采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链霉素抑菌的方法，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他将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的眼里，结果引起典型的沙眼症状与病变，随后又从自己眼里分离出这株病毒。 1956年，他发表分离沙眼病毒成功的报告，得到世界医学界的承认，被誉为“汤氏病毒”，并推动了对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原的研究。由于有了病原体可供系统研究，微生物学界才正式确定沙眼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微生物，从而在微生物分类学中又新增添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原体被命名为沙眼衣原体。 其后，汤飞凡又将研究重点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诊和脊髓灰质炎。1958年，在他的指导下吴绍元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诊病毒M9。组织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离成功，而且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他在科研创新与实际应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他赢得了中国疫苗之父的美誉。 6/被错过的诺奖得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与何键之间存在翁婿关系，汤飞凡于1958年被牵连到一轮又一轮的风波里。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浪潮中，汤飞凡沦为了民族败类、国际间谍。有人说，他是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是与实验室女同志乱搞婚外情的不忠者。 人言可畏，每一句谣言都刺中了汤飞凡的心。当民众在谩骂这位疫苗之神时，谁曾想过，他曾凭借自己的知识拯救过无数国人的性命？在那个人人疯狂的时代，或许，一个人都没有。 不堪受辱的汤飞凡，于1958年9月30日选择上吊自杀，告别了他与病魔奋战了一生的科研舞台，年仅61岁。汤飞凡死后，没有葬礼，没有亲友缅怀，只有何琏一个人将他的遗体送去火化，然后将骨灰带回家。
汤飞凡去世后，世界科学界并没有将他遗忘。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便是衣原体之父。1980年6月，国际沙眼防治组织给中国眼科学会发了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还想要将汤飞凡推荐为诺贝尔奖的学者，可他们晚了22年。因为诺将只授予在世的科学家，所以，这样的提议只能是毫无意义的“马后炮”了。
历史的雾霾都有被拔开的一天。1979年，原卫生部为其平反昭雪，曾经被污的汤飞凡终于得到正名。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其中便有汤飞凡。这样的肯定虽然来得有些晚，但，终究是来了。 汤飞凡虽然不幸离世了，但是，他所研发的疫苗，也依然在守护着国人的健康。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中国人不知道汤飞凡是何人，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而令国人欣慰的是，他的后继者接过了他手中的火炬，继续奋战在抗疫最前线，比如今天之钟南山、李兰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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