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 父吴立梅 母亲有三兄弟三姐妹6人，因此我有两位姨父。但二姨父去世时我还没出生，且二阿姨守寡近50年。说起姨父，只能是大姨父了。 姨父与我同宗同房派，排起行辈来，应该是祖父辈。姨父姓吴讳兆武，字小华。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出继给其伯父。 姨父生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次年，即1899年。到我记事的时候，他已年过半百了。 姨父个子不高，晚年有些伛偻，个儿显得更小了。但他是劳动的好手。好劳动是他的最大特点，除了去世的前一年之外，他一直在勤奋地劳作。他常说，一天不干活，身子骨就发胀难受。 单干（尚未集体化时的叫法）时，他一天到晚都在田头忙碌，家里的粮食也堆积如山。1955年，姨父还未入（初级农业合作）社，秋收之时，他家的几间屋子堆满了稻谷、玉米、番薯等，简直无处插足。 60年代初，姨父就在浅山（村南八面山西麓的一座山丘）垦荒。我家那时朝东，常见姨父在山上挥动开山锄的身影。开出的荒地有一亩多吧，种了小麦马铃薯之类的作物，缓解了饥荒的威胁。当然，那时垦荒是不被允许的，只是垦荒之人一多，法不责众罢了。空闲时，他就和我父亲到大智寺和尚夏炳火那里打短工。 70年代，村子养私牛（非集体公有之牛）之风甚盛，方圆百里之内颇有名气。而姨父也是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他养了一头黄牛，下了崽卖掉赚钱。也养过一段时间的小水牛。我家与他家毗邻而居，每天一早，就看见姨父背着草箩牵着牛上山了。 八面山周边的村庄，虽说靠山吃山，但那八面山的资源非常有限，再加上人烟稠密，人均资源就更少了。别的不说，烧饭缺乏柴禾就始终是这一带人们的难题，巧妇难为的是无柴之炊。八面山可供炊爨的柴草只够烧两三个月，其余十来个月需到外地刈割及烧农作物秸秆来解决。姨父年迈，不能到外地去割柴，就捡拾牛粪晒干当柴禾。别小看这牛粪，倒很耐烧。由此联想到北方草原戈壁地带，烧这牛粪或其他动物的粪便，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而那听之令人顿生苍凉悲壮之感的“狼烟”，还不是点燃此类东西！因此，村人纷纷效仿。于是，村里也多了一道风景——磡上、坡上、墙脚糊满了一个个饼状的牛粪。那段时间，山锦头烧牛粪倒有些名声在外了。从卫生角度看，固然不行；以观瞻角度论，更是不雅。但生存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最高法则，生存的压力会迫使人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姨父是文盲，但我眼中，他却是一个智者。 砍伐大树是姨父的一大绝技。邻近村庄的大树有许多是姨父砍伐的。还在40年代的时候，我村之南有棵很大的樟树，需十来个人才能合抱，树冠覆盖数亩地——那地方就名为“樟树脚”，八九十年代我家的自留地和承包的水田就在那里。那水田我家种时老是漏水，其原因是那老樟树的根系发达，年代一久树根腐烂就容易形成空洞漏水。当然，这是后话了。据说姨父用一根绳子将树身与自己缚在一起，三下两下就爬上去了。然后将主要枝条一一去除，最后将树干砍倒。那年代人们的迷信思想还比较重，认为树有树神，积年的大树更是有灵性，不是“煞星”特别重的人是干不了这活的，否则会遭报应。姨父可不信这个邪，有地方请他砍树他照去不误。 砍树这活的技术含量还是蛮高的，要根据地形、风向、气候、树的形态、倾斜度及对周边环境的最小损坏度来决定砍伐的方案。大树上有时还有鹰隼蛇虫之类，胆大心细才能确保无虞。砍树的木屑及枝条是砍伐者的报酬。砍伐树根进斧锯处俗称“创口”，创口的大小依据需要而定，有的大树“创口”需一人多高，那砍下的木屑就相当可观了，这对缺柴的地方而言，获利匪浅。 以前姨父如何砍树只是听说，没亲见。我家屋后樟树的砍伐则是亲见了。 那是1967年，姨父年届古稀了。只见他用一根粗麻绳将自己与大树绑在一起，身手敏捷几下就上了十来米高的树冠中心，然后刀砍锯截，大半天过去，大树就只剩光秃秃的主干了。一天多时间，一棵大樟树就枝叶茎干各自分家各得其所了。当时，樟树东侧两米就是房屋，西侧两米有口大缸，周围竹子丛生，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损失。在我辈看来十分棘手的难题，在他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真是艺高胆大，砍大树如拔小葱。 1975年，我家房子改造的后续工程未完工，三间后披的两边金字墙顶端三角形的部分，由于农忙，泥水匠不能来而耽搁在那里。姨父是个急性子，老是来催我，他多次要求亲自上架把它搞完成。那一年，他已77岁了，考虑到他如此高龄，坚决不让他上。可是他不管你们这么说，顾自上架就干了起来。因此，这两处的金字墙就是姨父封顶的。 姨父常说：“我干活只求牢固，不求好看。”他认为用山石砌墙时，受力面不在墙体的外表，而在墙体之内。如果外实内空，日久天长，墙体不是中空就是变形。这观点倒很有见地，在实践上也得到证明。姨父砌的墙外表确实不怎么样，但稳固性极好。他自家的屋子，那墙头该有七八十年了吧，没什么倾斜变形的。要知道八面石十分沉重，过了四五十年，极少有不变形的。 大阿姨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比我母亲足足大了20岁。1967年4月初去世。大阿姨去世后，姨父就独自过日子。儿子儿媳们一定不肯让他单独过日子，他则坚决要自己一个人过。他生活很随便，要求也不高。他吃的菜往往是将腊肉干菜等全放进“宜兴罐”，再把“宜兴罐”放到灰坛里炖。有一次我帮他做独轮车架，他招待我，“宜兴罐”里肉和豆腐都有，但我无法消受。原来不管什么菜姨父都要加醋，他吃惯了无所谓，别人就酸得不能下筯。 他也不大注重卫生。他常说的话就是东阳俗语“腌臜食（吃），腌臜大”。7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大家都端着晚饭到坑后塘边乘凉。姨父说这“萝卜鞭”（用盐、酒糟腌制过的萝卜条）怎么这么韧，我们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壁虎。大概这壁虎掉到粥锅里不久，这东西怎么咬得动呢！ 姨父最大的嗜好应该是喝酒了。他喝酒不用酒菜，速度很快，一饮而干。据说，有一次到代销店买一花（四分之一市斤，约125㏄）黄酒，店员刚一转身，姨父已喝干了那酒，那店员还以为尚未舀酒给他呢。 他若去做客，有句口头禅：“索粉（粉干）平八面山也不眼热，只要十两（旧制一斤16两，10两约合312㏄）黄酒便得（行）。”亲戚们都了解他，只要他到了，必以好酒招待。记得是1964年吧，姨父带着我和妹妹到杨树蓬二阿姨家拜年。二阿姨自然以好酒招待。姨父只喝酒不吃别的，饭后三人到“卫星水库”（大跃进时建成，其时大放高产“卫星”，故名，现称“东溪水库”）玩。姨父走路已有点东倒西歪，但说话的劲头很大——因为他曾经被派参与过这水库的建设。走到一座小桥上，姨父一个跌撞就摔倒在桥下。我们人小力微，怎么也扶不起软瘫如泥的姨父。不久，在一位路人的帮助下，才将姨父扶上来，姨父的酒也醒了一半。他说隐隐约约中似乎有个人在推他。一看，他的头皮被磕掉了一块。再看看那跌落之处，好险！原来，小桥左侧一米多的地方，有一田间通水用的石槽，头皮就是在那里被磕掉的。如果再差一点点——或姨父的身材高一点点，那就非常危险了。 姨父是个热心肠的人，别人有什么困难，比他自己有困难还着急。他也是个直性子的人，遇有不平之事，就会直言不讳。因此，用“闲不住，急性子，直筒子，热心肠”来概括，或许能部分表现姨父的为人。 到了八十二岁那一年，姨父生了一场大病。可能是长期嗜酒及不讲究卫生，他的肠胃老出毛病。儿子媳妇们都精心照料他，杭州的表姐回来服侍了好长时间。毕竟年岁已高，身体器官都已衰退。1981年，他已有时清醒有时糊涂，8月26日中午12时35分，终因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享年八十三。前一天，我因参加毕业分配会议进城，第二天，会议结束回家，姨父已与我阴阳相隔。想起姨父的种种关爱，不禁潸然。 姨父有三子三女。长子银棣，曾任浙江建筑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70年代，多次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次子嘉昌，金华雅畈农机厂工人，退休多年了。幼子洵昌，原在江西贵溪上清木器厂工作，一流的木匠。长女春香，适后山店西村杜嘉喜，退休后定居洛阳。次女夏香，适楼店楼凤翔，定居江西贵溪。幼女小妹，适杭州武林门施春法，现定居于彼。三子三女都伉俪同在，身体健康，有三位已年过八十，且各都有子有女，人丁兴旺。 光阴倏忽，一晃之间，姨父去世快27个年头了。但想起姨父，历历往事如在眼前，早想写一点文字纪念姨父，今日终于勉勉强强了却这一心愿。 2008.5.4撰 原载2008年11月26日《横店集团报》 收入拙著《那乡 那土 那人——故乡文萃》 2016.6.27改为文言《姨父小槐府君行略》，收入拙著《夏山文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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