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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后，洞庭湖周边盗匪逐渐猖獗 历史上的洞庭湖，曾经被称为云梦泽。它水面辽阔，有“八百里洞庭”的美称。但明代以后，由于围湖垦田、植被破坏及泥沙淤积，洞庭湖的水域面积已逐渐缩小，蓄水泄洪能力降低，水灾的发生次数和频率也大为增加。频繁的水灾也持续恶化着洞庭湖周边村镇居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常性的饥荒和大面积的人口死亡。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寒交迫的人们往往铤而走险，肆意抢掠一切可以维持生存的物品，而途经洞庭湖往来运输物资的各种船只就成了这些人的首要目标。尤其是明朝末年，战乱频仍，越来越多的人不惜铤而走险以求温饱，即使随后的数百年里附近州县官兵多次征剿，洞庭湖的盗贼活动依然猖獗，“洞庭渐为盗贼渊薮”。 明朝末年，洞庭湖区成为著名盗区 据明朝崇祯年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洞庭方九百里，龙阳、沅江，西南一隅耳。《防险说》记载:“郡滨洞庭，盗贼出没。明初立洪霑、沅江、明山三哨，分军防守。…议者以县东北百二十里之。”由此可见，洞庭湖水域已经是引起官府关注的著名盗区。 清朝年间，即使康乾盛世时期，洞庭湖上仍不断地发生劫案。雍正年间，安乡县频遇大水，“民居陵阜，官吏以桴为家。匪徒驾十百小舟，刈高田禾稻，乘间掠商民货物”。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滨湖饥民因驾船抢掠而被官兵追杀。至道光年间，时人在记述中仍称“洞庭湖多盗”。 明清两朝增加驻军保障湖区治安 为了应对洞庭湖水面上猖獗的盗贼活动，明清官府不断加强洞庭湖地区军事驻防的数量。明朝政府设立了洪霑、沅江、明山三哨，分兵把守。每哨防守汛地都有三百余里。后来明朝政府又相继增兵增哨，“(澧)州北七十里有粮仓哨，其地本名泗水口。东接安乡、湖口，北连荆口。每值水溢，荻芦蔽岸，支港四通，为盗贼渊薮。隆庆三年，设哨于此，增置官兵，为防御之计”。 这些塘汛在明末之乱逐渐废弛，清初又相继恢复，“洞庭湖盗贼出没，粮艘贾帆时多不虞。公(指湖广按察司佥事戴玑，顺治十年左右任)复设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除了设汛增兵，明清官府还通过提高洞庭湖水域的行政管辖级别来加强控制，如“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廷臣言正德时流寇人楚如无人之境，洞庭浩淼，盗贼出没，请设江防宪臣，驻岳州。江防有宪使自此始”。 偶有清官能吏以教化安抚手段解决盗匪问题 另外，康熙年间，御史郭琇又奏请在濒临洞庭的沔阳一带的军事驻防官之外，另设文臣以专责捕盗。这些地方官员 积极采取派兵围剿、编制保甲、实施教化等措施消弭河道：康熙年间，程子琨任岳州通判，当时盗贼多隐身在过往漕粮船只中。程子琨即通过编制保甲的方法以消弭盗贼:“程子琨，歙县人，官岳州通判。岳州滨洞庭，盗贼薮集。湖南粮艘在岳，盗匿其中，吏莫敢问。子琨禁商船夜行，停泊处严行防护，立湖船保甲法，盗用衰息。” 还有的官员采用化盗为民的办法来治理盗贼，如公元1525年，王奇橙任湖南益阳知县，他“廉谨自持。县有巨盗，出没洞庭为患，前后令长不能捕。奇橙出格招抚，其酋长率徒数百人伏庭下，愿为良民，因散遣使复业。县人勒文纪其功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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