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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街》:一部湖湘味浓酽的大戏《龙须沟》

 昵称12783715 2020-02-15

品味何顿的强盛《幸福街》,感觉就像在观看一部湖湘味浓酽的大戏《龙须沟》。3幕话剧《龙须沟》,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剧作完成于1950年,次年2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导演焦菊隐。《龙须沟》是一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它通过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与热爱。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一部好的剧本,能高度集中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冲突,并通过它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何顿先生的《幸福街》,是一部精彩绝伦而又妙趣横生的大戏,因为全书充满了戏剧性,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社会之间,甚至人物的内心之间,都有着数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和冲突。

一、从编撰思路的结构上来看:

《龙须沟》的编撰结构,是一个“品字形”,其时间跨度从第一幕的“北京解放前”,到第二幕的“北京解放后”,再到第三幕的“1950年夏”,只有一到两年的时间。第二幕又分成了三场,是其创作的重点部分,篇幅占了全剧的二分之一还多。

第一幕的内容为:解放前,北京龙须沟是条臭水沟,沟旁住满了各式各样卖力气、耍手艺的下层劳动人民。这些居民经常遭受国民党、恶霸、流氓的迫害,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凄惨。尤其是打雷下雨的季节,这儿的居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因为这条沟教我年年发疟子,淹死小妞子;一下雨,娘子就摆不上摊子,你拉不出车去,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老天爷,可怜可怜穷人,别再下雨吧!屋子里,院子里,全是湿的,全是脏水,教我往哪儿藏,哪儿躲呢!有雷,去劈那些恶霸;有雨,往田里下;别折磨我们这儿的穷人了吧!”……

第二幕到第三幕,表现龙须沟的变迁历程。解放后,龙须沟同北京一起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法办了恶霸流氓黑旋风与冯狗子,治理了龙须沟,龙须沟沿岸民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赵老:这叫五福临门!二春:哪五福呢?赵 老 :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 

剧本通过描写生活在同一地域(北京龙须沟)一个小杂院的四户人家,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不同生活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为人民谋利益,并使其过上好日子的伟大业绩。
   《幸福街》的故事内容,在时间跨度上虽然有六、七十年,但实际上也可以划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这么三个大的阶段,同样可以看成为“品字形”的结构。只不过“文革前”所占的比例较少,从章节安排上看,只有2章,包括后面夹述的一些内容,满打满算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文革中”为3——19章,22——24章;“文革后”为20、25——44章,后面的篇幅占了二分之一还多,是全书的重点。

每一个阶段的黄家镇,地点和场景虽然基本相同,但环境却有着极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当然也着天渊之别。

请看:“文革前”的冷清与萧条,“幸福街一号是幢平房,门框是质地非常结实的花岗石,花岗石门框上凿了两个扭着身躯的石狮,昂头瞪着前方。门是那种七公分厚的杉木门,被铁条和铆钉铆得很牢;一边一个狰狞的铁龙头,含着铁环,大门关着时用手拍打铁环会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这声音能轻易地唤醒门房。”(007页)那时的人们,单纯且压抑:陈漫秋“读小学时是个灰姑娘,嘴永远半张半闭。她的目光是拘泥的,头发好像永远没有梳理过,衣服也总是旧衣裳”(024页);“陈漫秋的少女时代是十分孤独的。一方面是母亲的独断专行,把她锁在家里;另一方面是她的出身,在那个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就没人瞧得起她”(025页)。

“文革中”的凋敝、荒唐和茫然,“文庙那堵几百年来留着不少文人墨宝的墙被人推倒了,那尊明代时被黄家镇的祖先供奉的孔子像也被人推倒和砸碎了”;“一九六七年,全国的中、小学都停课了。何勇、张小山、黄国辉和黄国进整天在街上游荡,去大米厂的老糠房玩英勇就义,爬到堆积如山的老糠顶,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下跳,不玩得筋疲力尽不收场。或聚在一起玩油板、玩玻璃弹子”(058页);“那些年搞运动……老师镇不住学生,学生就没理由读书,来学校成了玩……初、高中原是读三年,从这一年开始,改为读两年。教育要革命也出了新规,取消中学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改成了开卷考试……那几届学生,受运动思潮的影响就懒得学习,老师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因为即使是课堂练习,也没几人做”(140—142页)。

“文革后”由八十年代的开放、无序,再到新世纪的繁荣与规范:“迎宾路街上,两旁的樟树、槐树和栾树都是七八十年的大树,有的已上百年了,全都浓荫蔽日。沿街的住房都悄然变成了商店,小饭店、裁缝店、腊味店、服装店、蛋糕店、理发店、日杂店和水果店等等”(309页);“街上一个个人做着生意,穿着笔挺的西装、戴墨镜、抽外国烟,皮鞋踏得麻石街噔噔响”(322页);“红彤彤舞厅生意很火,县城街上的年轻人更多,没事就朝立着花岗岩石柱、装有不锈钢玻璃大门的红彤彤舞厅里拥,潮水一般涌进又潮水一般涌出”(387页)。

“古井在多年前重新修整了,石栏杆围着,一旁有一块花岗石,石头上阴刻着古井诞生的时间和朝代,魏碑体,烫了金,在阳光下黄亮亮的”(519页)、“街上,废弃了多年的竹器厂、陶瓷厂、乐器厂、大米厂、面粉厂和县糖果饼干厂、县红旗织布厂的厂房,被香港投资公司和旅游公司分别从镇政府手里签下了五十年的租期”“改造成休闲的旅社、酒吧和餐厅”,分别取名“那些年”“激情岁月”“八十年代”“慢生活”和“梦工厂”等(522页);“黄家镇的游客平均一天两三万人,若节假日,游客有时候能蹿到五六万,周末的游客,基本上保持在四万左右”(527页)。

字里行间,既有时代变迁的脉动,也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鲜明见证。主次分明,重点十分突出;新与旧的对比,十分明显。

二、从作品反映的主题层面上来看:

《龙须沟》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旗帜鲜明。剧中描述了:小恶霸冯狗子,抢了程娘子的烟;同院的三轮车工人丁四,也受到恶霸的无端欺凌;正直的泥瓦匠赵老头,出于义愤,为他们打抱不平,人单力薄,无济于事。不久,丁四的女儿小妞子,掉进了脏臭的龙须沟,被淹死了。

解放后,恶霸流氓黑旋风被人民政府法办了,狗仗人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的冯狗子,被迫到派出所去坦白,参加学习几个月,出来蹬上了三轮车,自己挣钱吃饭,不偷不抢,真心改邪归正。“疯子:(独自徘徊)天下是变了,变了!你的人欺负我,打我,现在你也掉下去了!穷人、老实人、受委屈的人,都抬起头来;你们恶霸可头朝下!哼,你下狱,我上民教馆开会!变了,天下变了!必得去,必得去唱!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

《幸福街》同样讴歌真善美,而且有十分明显的“英雄情结”。小说的主人公何勇,是小学校长和大米厂厂长的儿子,他曾经当过下放知青,因为没考上大学,没能留住同学林阿亚青梅竹马的爱情;后来当了警察,勇抓全国通缉犯,立功成了英雄,被先后提拔为派出所长、主管治安工作的副镇长;他虽然非常讲义气,但十分注重友情与正义的“底线”——“何勇不想在大是大非上和稀泥,说:‘正因为是几十年的朋友我才提醒你,犯法的事干不得’……何勇感觉张小山的身上藏着只狼,这只狼饥饿地盯着一个个人,好像随时会扑向谁一样”(527页)。

何勇虽然曾经想方设法地帮助张小山和黄国辉,排忧解难;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他的苦口婆心,力劝无效,张黄二人最终走上了入室偷盗杀人的犯罪之路。何勇亲自出马抓了他们,送其上了刑场,以酒作饯;并且亲自出钱,买了两口棺材,将他们入棺安葬。十年后,何勇对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依旧未能忘怀,特意“买了几个苹果,再买了一包软包装芙蓉王烟——这种烟他平时是舍不得买的,还买了瓶德山大曲”(527页),去面对湘江的坟山上,祭奠张黄二人。作家将他那种情与法的心理冲突,抒写得十分真实可信;友情与道义,纠结在一起,难舍难分,既逼真又分外感人。

《幸福街》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同样也非常给力。如:“这些年,坏人忽然多些了,打麻将赌博的、卖淫嫖娼的和骗子都冒了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黄家镇的工厂纷纷垮了,街上游手好闲的人多了,偷盗的案子也多些了”“派出所的民警忙起来了,不是抓盗贼、抓赌就是抓卖淫嫖娼”(411页);边远山村也同样存在,“除了赌博,偷鸡摸狗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把鸡或狗拿到邻乡或邻县的餐馆换钱”(452页);“这年月,你还指望什么东西可以放心食用?猪肉里含廋肉精,蔬菜和水果不是饱含农药就是含刺激性生长激素,鱼不吃催长激素,长不这么快”(493页)。

《幸福街》对邪恶人物的鞭挞,也可谓十分淋漓尽致。如:刘大鼻子运动一来,就跳得很凶,把人往死里整;农民出身、一身匪气的区革委会主任——严伟,“他卑劣、粗暴、蛮横”,“鹰一样的眼睛”、“驴脸”,不仅仗势欺人,强逼善良、漂亮却懦弱的小学老师周兰,成为他的情妇,而且擅长于弄权,胡作非为,千方百计阻挠她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一手造成了她的婚恋悲剧。

从东北流窜到湖北、江西,到处杀人抢劫的两名歹徒,震惊了公安部,他们虽然躲过了众多武警的沿途追捕,最终却在黄家小镇,被英勇机智的何勇,带着几位普通民警擒拿归案,受到法律的严惩——充分说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理!

全书字里行间,既有作家对社会百相的清醒解剖,对丑恶现象的严厉谴责,也有作家自身良心的真实披露。如同鲁迅先生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因为社会的不完美,才需要人们不断地警醒,催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确立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三、从典型人物塑造的深度上来看:  《龙须沟》剧中,塑造了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为人耿直正派的老艺人——程宝庆,原在一家茶馆里唱单弦,因拒绝到恶霸黑旋风家中唱堂会,被其手下的爪牙打伤,逃到龙须沟居住,靠妻子程娘子摆烟摊过日子。程宝庆满怀忧愤,但人们都不理解他,许多人叫他为“疯子”。只有程娘子忍辱负重,希望丈夫能等到再出头的日子。

戏剧冲突是构成戏剧情境的基础,是展现人物性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程疯子”其实不疯,他的内心世界明白如镜。请看——“疯子:娘子差矣!(数来宝)想当初,在戏园,唱玩艺,挣洋钱,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受欺负,丢了钱,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 

由于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生活在龙须沟的“程疯子”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都具有社会性。解放之后,天也新,地也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极大的改变。请看——“疯子:听着啊——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

 《幸福街》一书中,作家也着意刻画了一位“疯子”——高晓华,他这位文革中的“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敏感多疑,性格像曹操,一心想要成为领袖人物,到知青林场后,与众分道扬镳,自主开办小林场,打算建成一个“乌托邦”——“互助友爱”“无私无我,一切都是大家的,包括父母寄来的钱物,你能做到一切都交公吗?”“三年不回家的”新型集体(251页);“那个野心让他幻想将来有一天,幸福街一号他的卧室将永远保存下来,成为别人来参观的‘故居’”(253页)。

但事与愿违,他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粉碎:那年冬天,知青们都以各种理由,离场回了家,撇下高晓华与同学恋人黄琳,困守“在小农场那阴冷的茅草棚里,在无人打搅的浪漫的性爱中”度过了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招工进厂后终于与黄琳结婚,但因性情不和,黄琳有了外遇,高晓华打人致残,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精神错乱,穿着红卫兵时期的破旧军服,戴着红袖章,疯疯癫癫地流浪在街头,向路上行人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最后死在自家房中,多日后因尸体腐烂才被旁人所发现。

生活在《幸福街》的人们,个个都历经了时代风雨的洗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高晓华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与社会格格不入,既好高骛远,又不能脚踏实地,内心的冲突与外部冲突,交错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最后产生精神分裂;他的悲剧命运,充分说明任何人都无法躲避时代浪潮的冲刷,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局限和桎桍。

四、从语言特色的运用上来看:

老舍的作品,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龙须沟》中人物的语言,是加工提炼过的北京白话,让观众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他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体现出老舍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这个鬼地方,一阴天,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赶明儿六月连阴天,就得瞪着眼挨饿!(往外走,又立住)看,天又阴得很沉!”“这年月,物价一天翻八个跟头,差不多的规矩买卖全关了门”……

何顿的《幸福街》,语言同样朴实无华,雅俗共赏。从全书的章节标题中,就可见其端倪。全书44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句话,如:“05林阿亚成了只可怜的小猫”“09长大了肯定是二流子”“12老鼠都敢欺负他了”“31也许我天生就不是个好女人”,非常的口语化,既通俗易懂,而且非常形象,并且是该章内容的精确归纳;再如:“爱情能让女人变漂亮”“大红枣儿甜又香”“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往昔时光”,语句中既蕴含着美感,而又十分贴切,不留刻意而为的痕迹。

老舍的作品追求幽默风趣,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他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他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如——“赵老:我刚才说的对不对?作官的坏!作官的坏,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大小的买卖、工厂,全教他们接收的给弄趴下啦,就剩下他们自己肥头大耳朵地活着!二春:要不穷人怎么越来越多呢!”“赵老:日本人滚蛋了以后,上头说把沟堵死。好嘛,沟一堵死,下点雨,咱们这儿还不成了海?咱们就又捐了钱,说别堵啊,得挖。可是,沟挖了没有?四嫂:他妈的,那些钱又教他们给吃了,丫头养的!”……

在何顿的《幸福街》中,长沙的方言土话,比比皆是,充满了地域特色。如:“你少说两句不会死?”“你这蠢鳖,一锅鸡被你炖得融的!”“你是这样打老子,老子要离了这鳖婚!”“一个蠢鳖,你当我蛮在乎你?”“这鳖堂客(老婆),崽都生不出,还动不动就跟老子顶嘴!”“只要老子抓到他贪污的把柄,老子崽不整死他!”(403页)

何作家的语言功底,非常深厚,既生动形象,而又新颖,不落俗套。如:“陈漫秋悲伤地叫了声,‘妈’——这一声妈拖得很长,像橡皮筋,扯出了一大串委屈的眼泪,她伏在桌上哭了。”(104页)“忘了她吧。她不是你的菜。”(311页)“张小山着一身蓝西装,西装敞开,一根红领带吊在胸前,手里夹一根福寿膏,烟雾袅袅升腾,一副跩相。”(321页)

中南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聂茂先生认为:何顿“立足于湖南本土,几十年如一日,他难能可贵地开掘出黄家镇这片真实与虚构的原始矿藏。粗犷是他的风格,粗砺是他的品质,他的叙事带着泥土的黏性和人性的腥味,有着野兽般的活力。从《生活无罪》开始,他自觉地坚持地域性写作,用地域性语言进行个性化叙事,由地域抵达整体,提升了中国经验的叙事美感。”

《幸福街》是大戏,而且戏中有戏,如:黄家镇中学排练的京剧《沙家浜》,在学校文艺晚会上演出;“学校七点钟开始文艺晚会,附近的居民还在六点钟就早早地赶到学校,于是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除了学生非常有秩序地坐在台下观看文艺节目外,周边还挤满了大人和小孩”(32页);陈漫秋“在台上演阿庆嫂演得太出彩了,那扮相、唱腔和她与刁德一斗智斗勇的那一段戏真让人觉得好到家了”,因而成了黄家镇最红的姑娘(096页)。

既有悲剧——县花鼓戏剧团效益不佳,演员外出走穴,因争风吃醋而发生群殴;张小山开的舞厅,凌晨被大火烧毁,损失惨重,因无法赔偿而身陷牢狱之灾。又有喜剧——“陈漫秋写了部以城镇青年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取名《往日时光》……在全国反响极大,创全国收视率第一……这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在黄家镇拍摄的,这对古老的黄家镇是个很好的宣传”(521页),使得黄家镇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景区之一。

由上可见,《幸福街》充满了戏剧性,情节起伏跌宕,既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笔者觉得,如能搬上舞台,或者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必定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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