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9月10日，上海是一个晴热天。下午，翻译家傅东华在内山书店等待鲁迅，他委托译文社年轻的编辑黄源来请鲁迅帮忙找医生给儿子看病。三个人会合后，一起去附近的富民医院请日本医生小山给诊视。当天，黄源留在鲁迅大陆新村的家里吃了晚饭，他还向鲁迅转达了朋友约稿的请托，当夜便有了鲁迅给萧军的这样一封信： 刘兄： 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 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是译文社的黄先生来托我的。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此布并请 俪安。 豫 上 九月十夜 （此信现收《鲁迅全集》第13卷第2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35年9月10日鲁迅致萧军书信 萧军曾用“刘军”这个名字，故鲁迅称其为“刘兄”。文化生活社，即后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由吴朗西等人于1935年5月创办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巴金当年从日本回国后应邀担任总编辑。鲁迅写这封信时，该社刚刚创立，立足未稳，但是鲁迅的译作《俄罗斯的童话》已作为该社“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三种出版了。这封信中，鲁迅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拉稿，他计划中的“译文丛书”后来也由该社出版，还有他编印的画册……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与这个出版社和它的编辑们关系密切。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个新生出版社的好感和信任，他说这“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信中还特别提到“编辑大约就是巴金”。 在鲁迅的晚年，身边围绕着几位他比较信任的青年，如黄源、黎烈文、萧军、胡风等等。与他们相比，鲁迅与巴金的直接交往并不是很多，不过五六次，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鲁迅的来往大多都是委托黄源转达或吴朗西登门办理，巴金只是在集体聚会时才与鲁迅碰面。然而，鲁迅对巴金的评价却非同一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6页）鲁迅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这么高的评价，大概在鲁迅对所有的同时代作家的评价中也算“屈指可数”。其实，别人在他耳边关于巴金的叽叽喳喳一直也没有断过，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中的指责，大家都看到了。在徐之前，张露薇在1935年11月22日给鲁迅的信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您脱了《文学》，又被那不要脸的‘巴金先生’哄骗去了。大家都觉得这事情很可笑。”（张杰编著：《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第444页，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版）鲁迅跟左翼作家来往很正常，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鲁迅跟这样思想倾向不同的人来往，很多人也不理解。日本学者增田涉曾当面问过鲁迅，他认为：“鲁迅在性格上是诚实的，对于别人也喜欢那种认真的人——例如某些时候他要和一位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问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人一道工作，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同时，他不喜欢浪浪荡荡的什么也不干。”（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第19页，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鲁迅甘愿做孺子牛，对他信任的年轻人的帮助总是尽心尽力。以上面信中提到的约请萧军的小说集而言，虽然他自己写作很忙，对萧军还是不吝指导甚至细枝末节也叮嘱到了。六天后，他致信萧军，等于手把手地教萧军怎么编这个小说集： 刘兄: 十一日信收到。小说集事已通知那边，算是定了局。 这集子的内容，我想可以有五篇，除你所举的三篇外，《羊》在五月初登出，发表后，即可收入；又《军中》稿已取回，交了文学社，现在嘱他们不必发表了，编在里面，算是有未经发表者一篇，较为好看。 其实你只要将那三篇给我就可以了，如能有一点自序，更好。 本月琐事太多，翻译要今天才动手，一时怕不能来看你们了。 此布，即请 俪安。 豫 上 九月十六日 （鲁迅1935年9月16日致萧军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6页） 萧军的小说集《羊》，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辑的一种，于1936年1月出版，同一辑中还有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巴金还记得鲁迅为他们赶稿子的细节： 我那时正好打算出版“文学丛刊”第一集，便请他为出版社编一本他的作品集。鲁迅答应了。几天以后他就把这个集子的名称和内容通知了我。他告诉我，有三四篇东西应该收进去，可是还没有动笔，只要一写出来就寄给我。这是他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 他刚写完短篇小说《出关》，健康状况就恶化了。我估计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编成。可是当出版社宣布不久将出齐“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卷书的时候，鲁迅着急了。一个月之内他就写完了几篇，编好了集子，并且寄给了我。（巴金：《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巴金全集》第19卷第463-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巴金全集》第16卷第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巴金藏《故事新编》精装本 巴金跟鲁迅约稿应当是在1935年9月15日那次相见。11月23日在致邱遇的信中，鲁迅还说：“《故事新编》还只是一些草稿，现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给我付印，正在整理，大约明年正二月间，可印成的罢。”（《鲁迅全集》第13卷第256页）不久，他即开始动手写作新补的几篇小说，11月29日完成《理水》。12月4日致王冶秋的信上说：“现在在做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须年底才完。”（《鲁迅全集》第13卷第264页）这里指的是《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到12月25日前，他也完成了。12月26日即编定《故事新编》，并作《序言》。拿到稿子，出版社编辑速度很快，1936年1月16日，鲁迅日记便记：“校《故事新编》毕。”（《鲁迅全集》第15卷第279页）1月18日致王冶秋信说：“《故事新编》今天才校完，印成总得在‘夏历’明年了。”（《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2页）事实上，仅仅十天后，“下午得《故事新编》平装及精装各十本。”（鲁迅1936年1月28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0页）看来，鲁迅辛苦赶稿，巴金他们也没有辜负他，以最快的速度把书印了出来，这对于作者来说，是再令人快慰不过的事情了。彼此的信任，是建立在如此勤奋和认真的工作之上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虽然是一个新诞生的小社，经过他们的努力，倒是圆了鲁迅晚年好几个梦想。比如编辑“译文丛书”，出版《果戈理选集》，编辑和翻印国外的画册等等。 由《译文》杂志的创办，鲁迅、茅盾等人又想延伸出来，出一套“译文丛书”，鲁迅还有一个要出《果戈理选集》的梦想： 果戈理虽然古了，他的文才可真不错。日前得到德译的一部全集，看了一下，才知道《鼻子》有着译错的地方。我想，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选集1. 《Dekanka 夜谈》；2. 《Mirgorod》；3. 短篇小说及Arabeske；4. 戏曲；5及6. 《死魂灵》。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鲁迅1934年12月4日致孟十还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579页） 巴金藏鲁迅译作《死魂灵》特装本 鲁迅有梦想，又是现实的，他立即就谈到没有书店肯印这样的书。不过，这个梦他没有打消，几天后，他还历数这样的梦让他“焦头烂额”的事情了： 计划的译选集，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近十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 大当，《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后来不要了的一种。（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孟十还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2页） 鲁迅真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洞见力，这样的事情他们果然又碰上了，而且为了“译文丛书”连《译文》杂志也停刊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译文》停刊风波，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我在此就不赘述，当事人之一的黄源晚年有一个简述，可见其经过和原因： 关于《译文》停刊原因，扼要的说，鲁迅先生在1935年准备译《果戈理选集》，作为译文社“译文丛书”，嘱我与生活书店交涉，当时书店负责人口头答应，后邹韬奋回国主持书店，我将“译文丛书”书单交他，他拒绝，不接受，后来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商量，他们愿意出版，鲁迅先生也同意，1935年9月15日我在南京饭店请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吴朗西、编辑巴金，及译文社同人，当面接头“译文丛书”出版事，双方无异议定了案，“译文丛书”归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邹韬奋等，一听“译文丛书”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大发脾气，隔一天，在9月17晚上，在新雅饭店邀鲁迅吃讲茶式的饭，借口《译文》要加钱，提出罢免我《译文》编辑职务，鲁迅先生当然不答应无理要求，最后破裂。鲁迅先生从此不给生活书店系统杂志（如《文学》）写文章，“世界文库”刊载《死魂灵》因系长篇，为对读者负责，仍刊完第一卷。 我跟鲁迅先生行动，《译文》停刊，我脱离文学社，到1936年又在出版公司复刊《译文》。（黄源1976年致陈漱渝信，《黄源文集》第6卷第130-1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该信未署写信日期） 这一事件中，从最初吴朗西和巴金就挺身而出，愿意接纳“译文丛书”，尽管他们的实力很单薄，但是他们不是商人，而是文化人，自然知道鲁迅苦心酝酿的这套丛书的价值。继之，他们又在道义上支持了鲁迅和黄源。黄源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因为是他从中联系生活书店与鲁迅的，被胡愈之训斥，并提出要求威胁他“如不照办，后果由你负责”。“我气愤地离开他的家，这股气受不了，没有回家，径去巴金处诉苦。”“巴金听后，也很气愤。他认为鲁迅对无理压迫的对抗，是正义的，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站在他这边，真诚地拥护他。”“我得到巴金的支持，心里宽慰一点，告诉巴金，我决定拒绝胡愈之的要求。”（《黄源回忆录》第8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这个小小的出版社接过这样一套大大的丛书，从抗战前出到抗战后，先是黄源主编，后来巴金主编，出版了六十多部世界名著，成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品牌图书，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译丛。其中果戈理选集出了三种（《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巡按使及其他》），虽然未完全实现鲁迅的理想，毕竟有了一部基础的中译本。当今天看他们的工作成绩时，千万不要有错觉，高估了当年的工作环境，以为他们如鱼得水。其实，无论资金、市场和大环境都好不到哪里去，还有各出版社之间的竞争。黄源后来醒悟：“其中鲁迅谈到的‘玄虚’、‘文化统制’，不在生活书店圈子内，不易理解。我后来才懂得他们的‘文化统制’。胡（愈之）先生说我和生活书店关系没有搞好，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想到我曾介绍鲁迅译的《俄罗斯的童话》给文化生活社出版，《译文丛书》被生活书店驱逐，我又介绍给文化生活社出版，这违反他们的‘文化统制’，便‘站不住’了。” （《黄源回忆录》第87页）“现在才懂得，你当时搞‘文化生活’，搞几套丛书，破坏了人家的‘文化统制’，这和我也有点关系，拿我开刀，这也是我现在才懂得的。”（黄源1976年10月7日致巴金信，《黄源文集》第6卷第25页）笔者所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坐等最适宜的环境，也不曾知难而退，不仅做着小小的梦想更有切实的行动，靠自己的承担和努力去创造环境。巴金等人所办文生社就是在这样的挤兑中成长起来。 巴金曾谈到鲁迅的认真负责对于他的教益：“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巴金全集》第16卷第340-341页）巴金是革命青年出身，天性崇尚自由，一切都是与朋友独立奋斗，鲁迅则是少有的几位出现在他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师长，后来又仗义执言，替他申辩，巴金一生都认为鲁迅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不论是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他都是崇敬有加。 巴金提到的鲁迅的认真，这也是从他们交往中的点点滴滴里感受到的。现存一封鲁迅给巴金的信，谈的是编辑、出版《死魂灵一百图》的事情，鲁迅的认真对于巴金以后做编辑工作无言地做出了榜样： 巴金先生： 校样已看讫，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板；三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 如另作之样子那样)，和里面的图画的大小相称。如果里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少大。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 上 二月四日 （鲁迅1936年2月4日致巴金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3页） 1936年2月4日鲁迅致巴金的信 鲁迅手绘《死魂灵一百图》封面设计稿 巴金说：“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黄源、黎烈文等人是一个重要渠道，黄源曾说过：“当年你住在北四川路公寓，我从鲁迅家出来，大半先到你处，告以鲁迅言谈。在敬佩鲁迅这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黄源1973年6月8日致巴金信，《黄源文集》第6卷第3页）“那时你住在北四川路海宁路的公寓里，我从鲁迅先生家回去，先经过你处，总和你谈起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先生谈些什么，几乎是原样的转达……”（黄源1976年9月19日致巴金信，《黄源文集》第6卷第25页） 巴金曾开列过他跟鲁迅直接见面的几次，每一次都是他终身难忘的珍贵记忆： 和鲁迅先生同席四次 33年 4月6日在会宾楼 文学社请客，15人，有郑振铎、茅盾、周建人、傅东华等(日记，922页)。 34年 10月6日在南京饭店 8人，有茅盾、傅东华、陈望道、黎烈文、黄源等(日记,1008页)。 35年 9月15日在南京饭店 黄源请客,10人，有许广平、黎烈文、吴朗西等(日记,1074页)。 36年 5月3日在东兴楼 译文社请客，约80人，有黎烈文、王鲁彦、茅盾等(日记,1119页)。 （巴金1976年3月24日致王仰晨信，《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67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后来，他又补充： 今天重读先生的日记，又翻看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仔细想想，才发现那张表也有错。我第一次看见先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在生活书店为文学社举行的宴会上有茅盾、叶圣陶等共八人(日记999页)。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那次宴会上没有我。此外我还漏掉了一次，那就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黄源在宴宾楼请客商谈《译文》复刊的事情(日记,1108页)。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是在1933年第一次见到先生的。现在翻看先生的日记，才怀疑自己记忆的错误。（巴金1976年3月25日致王仰晨信，《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68页） 不过，这次补充反而是错了，他最初的记忆其实是准确的。1933年4月6日，《鲁迅日记》只有极简略的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鲁迅全集》第15卷第74页）王伯祥的当年日记却记着那天巴金在场：“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转引自陈福康：《欣见两部日记巨著的出版》，《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第9版）在这之外，巴金还托黄源给鲁迅赠过两次书，是自己的译作和短篇小说选集，鲁迅日记中有载，书也保存下来了。 人与人的交往，有熟视无睹的情况，也有一面难忘的情景。他们第一次见面，巴金最初的记忆是1933年4月6日文学社召集宴会，自己先到了，“这时候，门帘掀开了，鲁迅走进来。这是我从许多照片上早就熟悉的一位老人，矮小、清瘦，头发和眉毛又黑又浓，穿一件普通的长袍……只是脸上的表情比照片上的更加和蔼、诚恳”。曾经有人写过鲁迅在宴席中独坐一隅落落寡欢的样子，巴金所见正相反：“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谈话自然围着本行转，谈到我们的工作、作品、文人。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他说话极其朴素、自然，用辞简短、鲜明而又富于表现力，不时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他谈到当时刚刚创刊的《文学》杂志的内容，谈到他打算写的作品，谈到帮闲文人所起的卑劣作用，谈到愚蠢而又肮脏的国民党宣传手段。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谈。其他人也就这些或那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大家每次都想听听他的看法。”（巴金：《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巴金全集》第19卷第462页） 一年之后，1934年10月初，巴金东渡日本之前，“文学社的朋友们为我饯行，在南京饭店定了一个房间，鲁迅也来了。记得那天晚上他兴致很高，谈到日本，谈到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讲了几个笑话，都是中国留学生由于日语不好闹出来的。饭后我们继续谈天。鲁迅告诉我们他有几个熟人被捕，还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无法把信传递给他。看得出来他很担心。” （同前，第463页）鲁迅惜时如金，自称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了，很多应酬，他未必喜欢，欢送巴金的宴会他出席，足以证明他对巴金另眼相看，而且鲁迅与这批朋友在一起，显然非常放松。第二年秋天，巴金归国，又见到鲁迅，这个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初创，巴金抓紧机会向鲁迅约稿，那一次他约了《故事新编》。又过了几个月，再一次见到鲁迅，巴金继续请他为自己主编的“文学丛刊”供稿，鲁迅又是满口答应，这就是鲁迅生前没有来得及亲自编辑的《夜记》（收“文学丛刊”第四集）。有鲁迅的稿子支撑，对于小小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而言，那等于有了最牢固的发展基础。而这些无不证明，鲁迅对于巴金这批年轻人的信任和爱护……这些事情，巴金终生难忘，多少年后，回忆起鲁迅，他都有享受阳光普照的温暖感觉：“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不仅是我，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找到勇气，得到启发。”（巴金：《秋夜》，《巴金全集》第14卷第411页） 1936年10月19日，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巴金本来要带两位朋友一起去鲁迅家里拜访，想不到当天清晨，鲁迅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巴金说：“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巴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巴金全集》第13卷第60页）他还深情地写道：“他活着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机会来表示我对他的感激。现在我只有把我的感激埋在我的心里，永远埋在我的心里。”（巴金：《片断的感想》，《巴金全集》第13卷第393页）这个感情，在他的心底最深处，巴金一生中写下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有十五六篇之多，可见他对鲁迅的崇敬和热爱。这不仅仅出于私人的情感，他显然看到了鲁迅对于这个民族的特殊意义：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巴金：《悼鲁迅先生》，《巴金全集》第13卷第337页） 鲁迅去世时的讣告 鲁迅出殡那一天，巴金和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担当了抬棺人。这在当时是认真选定的人选，文学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人都是鲁迅的弟子或晚辈，鲁迅点燃的新文学炬火从此将传承到新一代作家的手里。薪尽火传，“鲁迅的抬棺人”，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鲁迅去世后的近七十年中，巴金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和担当，用自己的创作、自己的编辑成就，把鲁迅开辟的道路和精神发扬光大。特别是在晚年，他更为自觉地“追寻鲁迅的道路”，以《随想录》这样的创作延续着鲁迅的血脉。他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么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巴金全集》第16卷第341页） 鲁迅的抬棺人，左一为巴金 鲁迅去世时，巴金发表的怀念文章 巴金发扬鲁迅的精神，在情感上，更珍视与鲁迅有关的一切，他收藏着大量的鲁迅著作，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也不断阅读和学习鲁迅著作，巴金故居还藏有他当时的读书笔记。在前不久，笔者还发现一个绍兴印的《鲁迅铜像落成纪念》的小册子和《鲁迅铜像赠款名录总览》。铜像是在1991年9月25日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生日时落成的，而倡议建立则是在1986年10月15日，小册子中有一份简短的倡议书，不知道执笔者是哪一位，倡议人有九位，上面列的次序是：巴金、黄源、萧军、楼适夷、王士菁、陈学昭、赵瑞蕻、刘金、周瑾。在他们的倡议下，个人和企业、团体捐资建立了这尊鲁迅铜像。在赠款名录上，巴金的捐款是500元，属于个人捐款最高的一档。 巴金等人倡议建立鲁迅铜像的倡议书
载有巴金捐款金额的赠款名册 这本小册子上，还附印了几位老作家的题词，过去未见公布。巴金的题词是：“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未署时间，应当是在1986—1991年间倡议建立铜像期间写的吧。其他几位的也是珍贵的文献，不妨照录如下： 以鲁迅的方向为方向；以鲁迅的精神为精神！ 萧军 一九八六·七·十八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两句诗可以代表鲁迅先生的精神，作我们处世对人的指针。 李霁野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日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未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书《记谈话》为鲁迅先生铜像揭幕礼志庆 楼适夷 鲁迅精神铸铜像，言传身教晚年宣。请君肃立重宣誓，我以我血荐轩辕。 题绍兴鲁迅铜像落成 庚午春日 许杰 他们表达了共同的心声：鲁迅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的财富，大家都在自觉地追随着它。巴金所表达的“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也是他心底最真挚的感情。多少年过去，他不能忘记有关鲁迅的一切，哪怕在九十高龄时，见到黄源，他不禁动情地写道： 第一次和黄源见面在一九二九年，于今六十五年矣。想说的话很多，但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六十几年的旧事都涌上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里。我只想着一个人，他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巴金：《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再思录》第108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巴金敬献在鲁迅墓前的花篮 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承者，巴金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像界碑矗立在那里。“从鲁迅到巴金”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前不久，钱理群先生曾这样评价： 当然，巴金更属于现代中国。……可以看出，巴金这一生，特别是“文革”后的晚年，始终坚守的，就是这样的鲁迅开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巴金理所当然地成了鲁迅的精神传人之一，他是继鲁迅之后最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1980年代，人们把巴金视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他是当之无愧的。（钱理群：《读巴金〈随感录〉五卷本》，《文艺争鸣》2019年第8期） （作者单位：上海巴金故居） 本文刊于《传记文学》2020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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