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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类认知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科学，宗教和艺术，它们分别与“真”“善”“美”对应。 同样作为人类物种想象力的空前发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用来掌控物质世界；艺术主要为了表达和交流；宗教，除了追求永恒之外，在科学尚未出现之前，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解释和征服自然。 科学进步是斥力法则，每一个进步都需要错误的理论或实践来推动，没有绝对的权威。宗教和艺术进步则是引力法则，任何参与者都受到团体环境的熏陶和共情，受人敬重的前辈往往不断地被拥戴和模仿。 去年刚刚过世的罗伯特波西格在其经典著作《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中，谈及了联通这三个领域的可能性，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而那个交集，被称作良质： “斐德洛说，良质就是佛，这种断言如果是真的，就能替人类现在分裂的三种经验找到融合的理性基础，这三方面是宗教，艺术和科学。如果能证明这三者的中心思想就是良质，而良质只有一种没有许多种，那么这三种分裂的经验就有了相互交流的基础。”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历史的垂青，与我们现代的观点不同，科学态度是可与宗教甚至迷信兼容并包的： 巨石阵用作通灵却是最精密的天文钟，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科学文明成果璀璨，开普勒天体定律为占星学的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牛顿在炼金术上花费的时间比做物理还要多，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密码却是神父出身，在19世纪之前，宗教往往是引导科学的前驱。 有一种解释认为，人类最普遍的思维方式是要寻找事务的因果关系。以人类视角看来，因果逻辑是世界运行的规律，但其实绝大多数是没有的，也就是当人们意识到世界的运行屈从于概率论开始，人类认知变得更加理性，宗教与科学才分道扬镳。 19世纪之前宗教的观点是比较务实的，总是着力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当时的科学观点是相通的：因果律哲学或宗教就包括有前世因果轮回的佛教，今世因果的基督教，内外因的马克思哲学，不过也有否定因果观的伊斯兰哲学这类特例——它不是用怀疑论来否定因果关系，而仅仅是单纯的信仰——“真主所创造出的任何东西都是独立而不相连的，这些事物间并没有连结”。 当时光流转，在现代社会里，认知方式的融合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波西格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天然鸿沟的存在： “虽然骑摩托车旅行是件浪漫的行为，但是要维修、保养摩托车却全然是古典的行为。修理车子的时候，必然会弄脏手，而且全身都是油污，这些基本形式往往和浪漫的精神相冲突，因而女性很不喜欢。对于一个浪漫的人来说，古典的方式显得沉闷、呆滞而且丑陋。对于古典的人来说，浪漫的人肤浅、轻浮，缺乏理性。” 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套立足社会的世界观，即一套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模型，创建模型的初衷就是预测未来并掌控未来。人们的目的变得更加“现实”了，人们生存的方式更加多样，相对古典的“真善美”模型已经不能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新时代了。 把视野拉长到三年以上，能隐约感受到经济的周期波动。 拉长到十年到三十年，能看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的影响、社会风气的演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 拉长到五十年到一百年，能看到国家的兴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战争与和平的更迭。 拉长到数百年到数千年，能看到文化的形成和沉淀、宗教的兴起和衰落。 拉长到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能看到进化的脉络、气候的轮回。 世界观也是一样的，伟大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彼得泰尔在《从0到1》里，透过哲学家的眼光，将古代，近代，现代以来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做了一个有趣的总结： 古代哲学是悲观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卢克来修都认为人性潜力要受到严格限制，去接受我们的悲惨命运。 近代哲学则很乐观：赫伯特，斯宾塞，黑格尔，马克思，他们都相信改变的力量，这是工程师的黄金时代。 到了现代，哲学思想又变得不明确了：约翰罗尔斯和罗伯特奇诺克对未来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划，而只注重眼前的自由平等和分配，在不明确的乐观未来中，会有更多的金融工具，这是不明确思想的集中体现，人们不知如何赚钱时才去搞金融。 不明确的哲学思想正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变革的速度和方式都远超人们的预期，人类最近100年的科技成就，可以媲美此前的整个人类史。如何认识巨变的世界成为了全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呢？ 哈耶克认为，认知是从特定的事物开始的： “在经济学领域，认知的顺序先是通过人类经验了解微观个体的行为，继而抽象为宏观经济整体。如果正确认知事物的方法是先具体，再抽象，那么在经济学中，我们应当先了解个体，再了解经济和市场的整体。” 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曾经提出了认知世界更加具体的三种模式：
“通过特定的事物”，接近我们之前提到的溯因论，特定事物往往是理解事物的基础，“我们对待特定事物理解得越深刻，就越能了解上帝”，即事物的本质，用理性去分析特定的食物，由此我们能够充分认知普遍事物的规律。再向前一步就能到达斯宾诺莎所说的最深刻的理解： 最深刻的认知事物的方式是直觉。 运动员可以慢慢培养出直觉，直觉就是将世界的规律融入身体。自行车手不需要知道角动量守恒定律，却能感知到弯道骑行过弯时如何保持最佳平衡。 费曼洞察了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原理，狄拉克掌握了电子的本质，牛顿搞清了万物的运动机制，门捷列夫找到了元素排列规律。这都是将外部世界的规律与内部世界相统一的结果，直觉的力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纪念牛顿三百周年诞辰时讲到： “牛顿的实验通常不是发现的手段，而是证实他业已所知的东西的工具。” 这个观点也被爱因斯坦陈述过。1918年，为纪念量子论的提出者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研究原则的演讲，总结了普朗克取得伟大成就的秘密。同时，他也提到了安培： “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并没有可遵循的逻辑路线，只能靠直觉，依靠对事物的理解。安培也并非通过试验的方式发明了安培定律，安培没有告诉我们他发现定律的过程，他在发现定律之后，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阐述体系，而抹去了他的发现过程。” 同样地，麦克斯韦将安培称为“电学的牛顿”，他们的发现的都是业已知道的东西——偶然的直觉。 回到斯宾诺莎的三个过程，他认为，通过特定的事物可以得到充分的认知——能够充分地阐述一件事情的影响，否则，认知就是不充分的。充分认知，就是理论，而非充分认知，就是模型。 唯有直觉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触碰到理论的美妙光辉。 远古的人们认为闪电是神灵的杰作，而现在我们知道，闪电只是电势差。 黑格尔写到： “世界的历史就是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由”。 而斯宾诺莎的版本则是： “世界的历史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缺乏自由”。 The only real valuable thing is intuition. 终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发现的过程，特定事物溯因之后，归纳和类比得出普遍的原理，再通过直觉让我们迸发创造力，真正成为新事物的“造物主”。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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