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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有其时间尺度，将受苦之人与未受之人区分开来，正是一道由时间筑起的屏障，骇退了后者的想象。”约翰·伯格在《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中如此写到。 它像主角萨塞尔医生出诊路上那截探出悬崖的陡石，你若小心翼翼地踏上去，战战兢兢地弯下腰，便会冷不丁地与万丈深渊悚然对视。 
这句话的下面，是伯格的搭档、瑞士摄影家让·摩尔拍摄的一张照片：一对愁苦的老夫妻，丈夫正徒劳地安慰着妻子。没有图片说明，所以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何而愁苦。但他们的样子——深深绝望而又说服自己接受这绝望的样子，会让你庆幸自己的不知情。因为那样，你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参与他们的痛苦，假装从未见过他们。
心理学家G·M·卡斯泰尔斯说：“与绝望的人会面，会强迫你至少在想象中面对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生命有意义吗？活着意义何在？”约翰·伯格的另一本书《第七人》中，揭示了这种痛苦并不止于疾病，而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一种人身上：对于1960、70年代数百万的欧洲移民工人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像机器一样辛苦卑微地工作、挣钱，让钞票代替自己紧紧贴在所爱之人温热的皮肤上，让他们忘记自己，让自己虽生犹死，在没有围墙的监禁中，成为一个永远存在的缺席者。
在某些工房，管理人员曾经试图禁止移民工人将他们的手提箱放在地板上，因为这会使得房间非常杂乱。并不擅长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工人们对此反应激烈，他们强烈地抗议，甚至罢工，只是为了把箱子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些手提箱里，锁着他们最宝贵的财产——不是蔽体的衣物、不是炫耀的照片，而是某种记忆的护身符，某种能让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活人的东西，虽然这种重温极其短暂。这是他们在这世上最后的证据，最后的救命稻草。
每一个人都携带着这样一只手提箱。谁愿空手上路呢？谁又能忍受这只箱子被粗鲁地打开、被粗暴地翻检呢？他们放肆地大笑，将所有东西抖搂一地，傲慢地践踏、碾碎、毁坏，扬长而去。留在漫天尘土里的，是四分五裂的箱子，和四分五裂的你。此刻，“活着意义何在”就会像一只尖钩一样伸出来，扯痛你早已麻木的神经。当我们身陷痛苦的深渊时，大脑中某个锈蚀的部分才会吃力地重启，努力适应这样的问题并非笑话。乡村医生萨塞尔，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诘问。他的答案是：“每当我想到死亡——死亡每一天都在发生——我便想到了自己的终结，这使得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他之所以竭尽全力让树林镇的村民活下去，源于他本身对于死亡真切的恐惧。他从不将疾病从病人作为“人”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单独对待。他要疗愈的不是病，而是人们因病错乱、甚至丧失的生活。面对这群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身痛苦的人，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认同。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甚至是两个阶级。医生住在镇上的大房子里，开着汽车，他的常识对于村民们来说，可能都是盲区。他是受人尊敬、被允许在村子里享有特权的人——他保管着所有人的手提箱，擦拭、缝补、上油、更换损坏的零件——他是一个幸运者。这种落差的另一面是，医生必须永远清醒地咀嚼痛苦，而他的病人，在痊愈之后便可以忘记这一切。
尽可能快地遗忘痛苦，是人的本能；人类永远不愿意去学习的一项技能，便是如何与痛苦相处。但有一种人，自愿代替人们记住所有的痛苦——不是生理和肉体上的，而是“将死之苦、失去之苦、恐惧之苦、孤独之苦，以及坐在病人身边时心中的绝望和无力。”所以伯格说：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只能在创建一个更人性的社会的过程中，通过行动来阐明……在强制之下的伪善缓慢耗尽的过程中，当今社会浪费并掏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而非直接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超越了治病赚钱阶段的医生，我们已然无法评估他的价值了。
萨塞尔医生尊重、理解、认同他的病人的痛苦。痛苦不是一道墙，假装看不见并不能使痛苦消于无形，在痛苦的另一端，没有他者。星空总是同时在墙两边的人的头顶闪耀，无分明暗，这是它永恒的属性。而在人间，痛苦是一项心照不宣的秘密协议，将原本决不会交集的人生紧密相联，仅仅是这短暂的重叠，都会是他日重逢时的开箱密码，手提箱里隐藏至深、无法示人的一角，冰封着惊涛骇浪，决堤而出时，诸多假借真理之名挖掘的鸿沟、修筑的堡垒便会意外地塌陷。
比如一个试图进入德国打工的土耳其农民，他没有通过官方体检，于是给自己买了一张去科隆的头等座车票。他非常自信，当自己坐在那个弥漫着金钱气息的特权小包间里，警察便不会来盘问他了。果然，他如愿以偿地穿越了边界。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以他的天才导演了一出喜剧。这是一种对讽刺的讽刺，对嘲弄的嘲弄，对轻蔑的轻蔑。他前往异乡，不仅仅是越过地理的边界，也是身份的转换：从一个本地农民变成一个移民工人。他为了摆脱一种痛苦想方设法地奔向另一种痛苦。
痛苦，是一种与身份有关的特权。痛苦面前人人平等——人皆有痛苦，但痛苦被关注被理解的程度却难以平等。某些痛苦被显明放大，而另一些，则可能永远被掩藏遮蔽。某个灾难之所以能被后人知晓，往往是因为受难者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而那些没有被看到的，则连一个数字都不是。痛苦，是这世上最公平、也是最不公平的事情。每一个痛苦事件，至少有一个施暴者和一个受害者。毫无疑问，前者应当受到谴责，而后者理应得到同情。然而这二者的身份并不固定，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件里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施暴者和受害者，其实并无绝对的界线。甚至有时候，根本找不到施暴者，而所有受害者茫然无知。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恰恰是人类痛苦的根源。
法国著名的作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乔治·巴塔耶保存着一张摄于1910年的中国照片，画面上是一个犯人正在被凌迟处死。他将照片放在桌上，以便每天都能看到它。他说：“我对这种形象的痴迷从未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那是一种混合了罪恶感与崇高感的极致体验：仿佛同时坐在斗兽场的贵宾席和教会的礼拜堂——这是人类为痛苦找的两条出路：在旁观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安全感，或是将它升华为一种奉献和牺牲。当人们认为自身足够安全时，就会觉得痛苦与己无关，就会冷漠；而无意识地升华痛苦，则在某种程度上将一切残酷合理化、神圣化、甚至成为一种无以伦比的美。
移民大军中的葡萄牙农民无数次被蛇头欺诈，他们交纳了昂贵的偷渡费，最终却落得迷路、死亡的悲惨下场。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防止蛇头骗钱的方法：离开之前，他们会拍下一张自己的照片，撕成两半，一半交给蛇头，另一半留在自己手中。当他们到达法国之后，会将自己的这一半寄给家人，之后蛇头拿着另一半照片到他们家中以证明“生意”顺利完成，家人才会支付高达350美元（1964年，葡萄牙的人均年收入——包含了上流阶级的平均收入，是370美元）的费用。
这些发明者一定想像不到他们发明了一个多么深刻而忧伤的隐喻。直面惨淡的人生，何尝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壮观？这些卑贱者，所能利用的只是自己卑贱的形象。所有图像学的阐释，在这撕成两半的照片面前，唯有喑然无语。移民工人的结局，就是被自己亲手撕成两半，成为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残缺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无家可归，就意味着无名无姓。他的全部存在，就是证明他从未存在过。萨塞尔医生也没有成为圣徒，否则，他便不会在《幸运者》出版15年之后，开枪自杀。故事最后的结局，没有符合人们的期待，而是定格为不幸的悲剧。但约翰·伯格说：的确，他的死改变了他生命的故事，使之更加神秘难解，但并没有使它变得黑暗。我在其中所见到的光芒，与他生前一样。
是的，世界上并没有一架天平，可以称量所有的痛苦；也没有一付解药，能永除痛苦之厄。若痛苦是人类逃脱不了的宿命，战胜不了的宿敌，那么，痛苦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倘有一人，全然地理解我们的痛苦，就有光，照在那晦暗不明的路上。倘有一人，为我们的痛苦而死，我们原本平庸的生命就有了值得坚持的意义。
（1）《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肖像》，（英）约翰·伯格，（瑞士）让·摩尔著，黄月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2）《第七人》，（英）约翰·伯格，（瑞士）让·摩尔著，刘张铂泷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感谢出版社授权使用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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