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大师：商业社会的演进与思辨简史

1）

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在古希腊城邦国家，美德意味着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做出奉献。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引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告诫的那样：“人们对于赚钱越是看重，他们就会对美德越发轻视。”

尽管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成为富人是件好事情，但是他也认为通过做生意来追逐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他这样写道：“在管理最佳的城市里，市民们不应粗俗地或者像商人一样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高贵的，并且与美德相悖。”尽管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同胞们都是依靠商人从国外“进口”谷物来填饱肚子。这与中国传统中的所谓“士农工商”是如出一辙：商人是不受待见的，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希腊人也许可以容忍商业作为必需而存在，但是他们害怕它，怀疑商业带来的专业分工将导致兴趣的变异并摧毁共同的价值观和城邦所赖以生存的牺牲奉献意愿。在雅典有商人、银行家和专事借款放贷的人，但他们被看作外来人，而且不被允许获得市民地位。

亚里士多德把商业看作“商品走私”——金钱成为交换的工具和目的——不仅有损政治美德，同时也危害个人的道德健康：为了金钱而从事商业的人们倾向于贪婪（或者过于野心勃勃），他们趋向于将生命奉献给攫取越来越多的物质，毫无底线或忘却了生命的意义。

尤其是“以财生财”这种形式是最令人生厌的——为了赚取利润而放贷被称作“高利贷”，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是“最违背自然的商业形式”，是有罪的，不应纵容。

后来，在欧洲，高利贷也引发了宗教教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而但丁在《神曲》中也这样写道：“从事高利贷的人坠入地狱；没有从事高利贷的人落得贫穷。”

如今，已经21世纪了，“以财生财”的商业形式依然被商业拥趸，并褒贬不一。比如，在中国，几乎叫得上的有名气的企业，无一不成为了金融公司——他们都在做着“以钱生钱”的事情，金融成了它们狂欢的“资本”，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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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利他主义的鼓吹者，对商业有着轻蔑的态度。但伏尔泰却是个例外——尽管正是他的出现才有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的开启——他是商业的实践者，并大获成功。

1778年2月10日，当84岁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时，他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欢迎。这时是伏尔泰人生发展的最辉煌的顶点。不久，他便病倒了，于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说，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

大多数人只知道伏尔泰是启蒙的斗士，一生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战，靠自己的笔过独立的生活。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是“一位高贵的商人”，是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在写作的同时，通过彩票、金融投机、商业活动和放高利贷，不断积累起了大量财富。他在法国的费内购买了一栋别墅，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在那些年，他将那一片荒野变成了繁荣的小村庄，并且成为那里的拥有者和首领。到1778年病逝时，他每年收集的债款总额就让其成为法国前二十位伟大庄园之一。

穆勒在其经典著作《市场与大师》中这样写道：伏尔泰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还是欧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伏尔泰积极参与到最受怀疑的商业活动中：经商和放债，并且对追求财富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成功地从事资本主义活动，但他对他自己赚钱的热情还是有所保留的。尽管，他正如有写作的天才一样，经商方面也堪称天才。

不过，伏尔泰还是遭受到了质疑，甚至与他一些相熟的人也起诉了他，因为他的商业活动中的不诚实和贪婪。在英格兰，他被指控从事见不得光的商业买卖。而负责他存款的银行家也总结说：“伏尔泰是一个非常贪财和不诚实的人。”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伏尔泰是一个从事金融实践活动的大无赖。甚至就连伏尔泰的情人丹尼斯夫人都这样说他：“贪婪已经渗透了你的身心。”“阴暗的心灵使你成了最低俗的人，但我会尽可能地帮你遮掩你的恶习。”

尽管伏尔泰不断从事商业活动，并且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却是厌恶和憎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特立独行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伏尔泰的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或许，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对商业是蔑视的，尽管天天做梦成为富有的人——但穆勒却在《市场与大师》著作中，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反商业的”。

一方面是对自己赚取金钱的自我辩护，一方面是对犹太人从事经济利益追逐的无情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伏尔泰无疑是“分裂的”；这也注定了此后的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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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过，高傲的伏尔泰，却对斯密佩服无比。“这位斯密先生太优秀了！”伏尔泰在会见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后写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我为我亲爱的同胞们感到羞愧。”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尽管《国富论》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商业，但它并不是写给生意人或者商人的。

穆勒认为，斯密是启蒙运动中最受人钦佩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研究逻辑学、修辞学、法理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由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寻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带来斯密所说的“普遍富裕”。对于斯密而言，通过市场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是值得关注的。

穆勒在《市场与大师》中这样总结说：“商业社会”的普及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间更为和睦的关系。斯密衡量商业社会的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时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而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部分是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展，使得人们因为更加自制而更容易和平相处，也有可能因为顾及他人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潜在的社会激情。

众所周知，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影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演进和发展。正如斯密自己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开角色之一就是去影响当权者：激发他们的公共精神，为他们提供理念和信息以促使政府行为具有合理的结果预期。

斯密无疑做到了这个公开的角色——尽管他也被其他的不一而足的知识分子所批判甚至攻击。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制度最为著名的批评家，并导致了此后的世界一个向东，一个向右，影响至今。尽管“资本主义”这一原本与斯密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的“文明社会”同义的词，却发生了异化；马克思一般还是被认作黑格尔的门徒。

在穆勒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回溯到非常古老的观点：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批判市场制度导致文化限制的唯一声音，也不是反对市侩统治的唯一知识分子。在他之后，世界上众多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围绕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此起彼伏，绵绵不断。

而在众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的“大师”中，这些人的名字将永放光芒，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韦伯、熊彼特、凯恩斯、马尔库塞、哈耶克...等等。这些大师的思想光芒，都可以通过严肃阅读穆勒所著的《市场与大师》中可见一斑——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的社会演进与思想光辉史。企业家的尊严和精神，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反对商业，就会致穷。

本文作者：韦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