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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08年第11期第16-22页。 摘要：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项目以及加州大学的本科招生综合评审制度，在不同时期对SAT考试之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影响。事实表明，大学是推动标准化考试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大学应利用其拥有学生信息的绝对优势积极参与到标准化考试研究中，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SAT是美国大学招生中使用的标准化考试。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在巴黎组织的智商（IQ）考试，以及后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尔·布拉哈姆（Carl Brigham）在美国大学招生考试中使用的智商考试。1926年，在卡尔·布拉哈姆的积极努力下，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委员会（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CEEB）组织了第一次SAT考试，当时被称之为学术能力考试（The Scholar Aptitude Test，SAT）。 SAT在美国大学招生中一直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SAT的辉煌来自于多年的经营积淀，例如，考试内容和模式的时代化，服务至上的操作理念，运行方式的商业化，等等。但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在SAT的发展和改革中的积极参与，对SAT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也是功不可没。本文通过介绍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的全国性奖学金项目以及21世纪初加州大学的本科招生综合评审制度对SAT的影响，阐述大学在标准化入学考试的形成以及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旨在为我国大学招生考试改革及高校在入学考试改革中参与意识的增进提供借鉴与参考。 1 哈佛大学的全国性奖学金项目——SAT的兴盛动因 哈佛大学最早成立于1636年，其建校初期逐渐形成的招生政策被沿袭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末期，查尔斯·埃利奥特（Chalres William Eliot）就任哈佛校长，才对招生制度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将入学考试成绩列为录取学生的标准之一；但考核申请学生能力及成绩的标准仍然以非学术性的、非定量性的所谓的“素质”（character）为主。而这些素质往往是公立中学毕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因此，直到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主要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上层社会，这些学生大多毕业于私立中学。哈佛大学当时也被称之为美国新英格兰上层社会的“终端学校”，是美国新生贵族的财产。 1933年，出生于中层阶级家庭的詹姆斯·卡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开始对哈佛进行全面改革。卡南特被称为美国当代教育体制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念是将美国构建成为一个“无阶级的自由社会”。他积极提倡建立和完善公立基础教育体制，强烈抨击美国已从一个曾经无阶级的自由社会沦为由世袭贵族阶层统治的社会。这种世袭贵族阶层的存在把整个国家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认为美国当时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贵族阶层社会，而唯一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要加强公立教育体系，为民众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他在《美国需要激进主义者》一文中，对自己的理念进行了详尽的表达和阐述（Conant，1943），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机会均等，非奖赏均等”。他就职后，誓言要改革哈佛大学校风，将哈佛构建成一个全国性的、乃至世界级的具有均等大学机会的一流学府。他任职不久就设立了全国性的奖学金项目，并指派查恩赛（Chauncey）和本德（Bender）两名助理去寻求可以用来对奖学金申请者进行评价的考试方法。 经过对多种考试进行研究和比较，查恩赛最终将学术能力考试推荐给卡南特。事实上，查恩赛对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创始人本·伍德（Ben Wood）开发的另一种考试也进行了细致的了解，并颇具好感；但查恩赛之所以向卡南特推荐SAT考试，是由于SAT考试的开发人布拉哈姆是大学委员会的考试专家，而且有组织考试的经验。此外，本·伍德的考试是一种学习成绩考试，是对学生掌握专业课知识的程度进行考核，查恩赛知道，卡南特坚决反对使用这种考试来选拔奖学金获得者，因为当时的哈佛已经在招生中使用类似的考试。这种课程考试的弊端是许多富裕的上层社会家庭为了使他们的子女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不惜花费任何代价将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或者雇佣高水平的家教来对他们进行专门辅导。显然，这种考试对家庭贫困的学生存在不公平性，同时也使哈佛失去了招收有真才实学、出类拔萃学生的机会。哈佛大学设立全国性奖学金项目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希望通过资助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最杰出的学生来改变哈佛大学的学生组成，努力实现学生个体背景多元化。因此，卡南特希望用来选拔哈佛奖学金获得者的考试成绩必须反映学生内在的学习能力或者先天智力，不受学生中学课程的束缚。1934年1月，哈佛大学开始要求申请奖学金项目的学生必须参加SAT考试。奖学金项目评委就申请学生的SAT成绩、高中成绩及推荐信进行多项审核，并对候选学生就读学校加以考察，最终从中部地区选择了10名学生作为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进人哈佛深造。其后两年，哈佛继续通过SAT考试挑选优秀的奖学金获得者，并获得卓越的成效。1938年毕业的10名奖学金获得者中，有8人被选为Phi Beta Kappa成员；毕业于1939年的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以智力考试选拔奖学金获奖人并非起始于哈佛大学。早在哈佛大学设立此项目的20多年前，布拉哈姆就在纽约市的库伯联合（Cooper Union）大学利用类似的考试选拔奖学金获得者。另外，在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宾州、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也都组织过类似的考试；但目的不尽相同，要么是一种试验探索性考试，要么只对部分学生进行考核，考试成绩也未被用于大学招生。与上述不同的是，哈佛凭借奖学金项目的设立，不仅每年吸收10名享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还通过相同的考试从美国各地招收了更多的不享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因此，奖学金项目使哈佛成为真正的国家级大学。但更为重要的是，奖学金项目的成功使卡南特真正建立了培养优秀大学生的理念，这就是：优秀大学生不应拘泥于做一个在一连串的A之间蠕动的“书虫”，而应该对课外活动充满兴趣（Lemann，2000）。这种理念在20世纪中叶对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以及教育教学方法的构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哈佛奖学金项目的成功也为卡南特在常春藤大学推动奖学金考试项目奠定了基础，为那些正在尝试利用SAT进行招生的大学增强了使用SAT考试的信心。1937年，卡南特建议成立全国性的考试机构负责标准化教育考试。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此项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将学术能力考试介绍到了大学本科招生体制中，将大学招生评定学生是否合格的标准定向为学术能力，为彻底摒弃社会关系在大学招生中的不合理影响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尝试。此后，许多大学追随他的理念，SAT因此在大学招生中确立了基础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卡南特的组织下，所有主要的考试机构被合并，从而成立了私营的、非营利的教育考试服务机构ETS，由卡南特担任第一任董事会主席。 ETS最初的经费来源于卡耐基基金，但ETS并不想完全受制于或者说依靠其他组织或基金来维持自身的运行；因此，ETS在创业初期不断努力寻求自身生存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大学在招生中使用SAT考试成绩。当时美国公立大学规模扩展过快，加上招生对象主要是本州高中毕业学生，所以大学教师的角色几乎等同于“高中后老师”，这与当时教师所期望的德国大学的“教授制”模式完全相悖。因此，高校教师希望在招生中采纳某种更加合理的方法，使招生范围全国化、评价方法学术化，并由此合理控制录取学生人数，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SAT在哈佛的成功使用以及ETS的游说努力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这一愿望。至此，ETS的发展和美国公立大学的改革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联系为SAT的发展兴盛注入了强心剂。但SAT在全美大学招生中的广泛普及，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正式决定在招生中使用SAT之后。实际上，1947年，在ETS正式获得营业执照之前，卡南特就认定了加州大学，因此在加州伯克利建立了ETS西海岸办公室。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效果，可谓是好事多磨。假如没有哈佛大学的全国性奖学金项目，或者假使卡南特选择了另一种考试，我们不难想象SAT的发展道路会是何等艰难，甚至SAT是否会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在大学招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很难说。 2 加州大学的本科招生综合评审制度——SAT新世纪之交的改革动因 加州大学于1968年开始要求申请学生呈报SAT成绩。自此，就个体规模而言，加州大学一直是SAT最大的“客户”，也是60多所要求申请学生呈报SATⅡ成绩的大学之一。毫无疑问，加州大学的教师以及管理工作人员也是多年来积极研究SAT考试效度的主要力量之一。实际上，加州大学在决定要求申请学生提交SAT成绩之前，就于1957年由主要负责制定招生政策的招生和中学关系委员会（The Board of Admissions and Relations with Schools）对SAT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1）SAT成绩是否能提高对大学成绩的预测效度；2）SAT成绩是否能够用来对中学成绩的膨胀进行校正：3）SAT成绩是否能够用来对急剧增长的大学入学人数进行有效的控制。1960年，在ETS的协助下，加州大学要求所有在秋季入学的学生参加SAT考试，并对考试成绩和大学一年级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加州大学要求的高中课程以及学业成绩对大学新生GPA的预测能力高于SAT考试成绩；因此，采纳SAT的设想未能得到加州大学教师的认可。到6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的招生远远超过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所规定的招收前12.5%的高中毕业生的决定，这种情况对加州其他公立大学的招生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采用标准化考试似乎是相对容易的、可用来控制加州大学招生人数的方法；因此，加州大学学术评议委员会采纳招生和中学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在确定学生的合格性时将SAT和大学委员会的学习成绩考试（SATⅡ的前身）作为评审学生合格性的并列标准。但在使用SAT作为招生标准之一的30多年里，加州大学对SAT成绩的利用方法以及在招生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权重都作过多次调整。 2001年2月，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艾提金森（Richard C. Atkinson）以加州大学多年来实施的有关招生考试与招生评审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为依据，致函加州大学学术评议委员会，请求他们重新研究和考虑修改加州大学的本科招生政策，建议本科招生应摆脱定量的、公式化的计算方法，取消对SATI的要求，并强调要对申请学生的所有资料进行综合评审（Pelfrey，2007）。2月18日，艾提金森在华盛顿美国教育理事会年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虽然继续支持标准化考试，但反对SATI的考试形式以及内容，因为SATI的考核内容与中学生所学的课程内容没有明确的关系。与80多年前坚持使用SAT考试的哈佛大学校长卡南特持不同观点的艾提金森认为，SATI考试会诱导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去提高考试技能，从而耽误了对高中课程的学习；大学录取时，对申请学生的评价必须以他们高中所取得的成绩为基础，必须综合考虑申请人所在高中为他们提供的学习机会。标准化考试只有在对申请学生在中学的学习程度进行评价考核时才具有公平性，考试成绩也才有可比性。如果标准化考试是对“错误定义的能力或者智力”进行评价，这样的考试对学生不公平，其成绩对大学招生也毫无使用价值。艾提金森提出，加州大学应开发新的与大学入学准备课程相关的标准化考试。艾提金森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是要加州，乃至整个美国对标准化考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他认为，加州大学招生中利用其他标准化考试替代SATI将有利于高中课程的建设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有利于在高中学生的学习成就和他们准备加州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之间建立一个更强的联系，这样使学生将精力放在掌握课程知识，而不是准备考试上。他认为这种做法的公允性在于改进后的标准化考试，将对学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考核，而不是文化背景和经济因素的比拼。这种考试也更符合高中教学的需求，因为其试题内容的涵盖为中学教学提供了更加清楚的指导，并明确显示课程教学的重点。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传递给学生一种希望，即只要拥有智慧和取得成功的决心终可达到大学录取标准。艾提金森也指出，在大学招生中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比如，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大学招生工作，大学应该做什么，从什么地方开始，等等。人们必须认清，这种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过分依赖对所有与大学招生有关的人员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特别是学生。同时他也承认，他所提出的招生改革对大学也存在一定风险。最后，无论如何，大学招生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加州大学在招生中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新定位已成不可逆转的定局。 2001年10月，加州大学学术评议委员会通过决议，采纳招生和中学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在加州大学本科招生中实行“综合评审制度”，评审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根据学生的中学课程完成情况、高中GPA、标准化考试成绩，对申请学生的合格性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确定：1）根据毕业学生所在中学的排名确定；2）根据标准化考试成绩确定；3）根据高中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确定，这是加州大学确定申请学生合格性的主要方法；4）根据特殊才能确定。第二步，采用综合评审方法对合格学生的申请资料进行全面审核，作出最终录取决定，审核内容包括：1）高中普通课程以及在高中时所学的其他加州大学认可的课程成绩；2）SAT或ACT成绩；3）除加州大学认可的普通高中课程以外的其他课程的数量、内容以及成绩；4）申请学生所修其他高级别的课程成绩，比如AP、IB成绩，以及在大学选修的可转入加州大学的课程，等等；5）符合地方性录取评定标准，即排名在就读高中毕业学生的前4%：6）申请学生在高三年级时所学课程的种类、数量和成绩；7）申请学生所在学校提供教育机会的情况所评定的学习成绩；8）在某一学科方面的突出表现；9）在学科领域某一活动项目上的突出表现：10）在学科方面的突出进步，比如从9年级到12年级所学课程的难度明显增大，且成绩有明显提高：11）艺术、传媒、体育、外语、外国文化等方面的特长、技能、兴趣、研究等：12）领导和管理的经验和才能，比如花费很多时间从事社区服务或者参加学生会工作，为校园文化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13）完成与高中课程或者与学校其他活动有关的课题；14）根据学生的生活经历或者特殊背景来评定学生的学术成就；15）学生高中毕业学校以及是否是加州居民。 加州大学的综合评审制度虽然没有将SATI从招生评审体系中完全取消，但艾提金森的建议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以及许多组织标准化考试的机构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SAT的优缺点以及在大学招生中如何评价申请学生学术水平的辩论就此拉开序幕。2001年11月16日，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承办了题为“在加州大学招生中重新考虑SAT”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加州大学校长、从事大学招生研究的教师以及工作人员，大学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有关研究人员，ACT的CEO及研究人员，ETS的官员以及研究人员，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大学的学者，等等。与会的350多名代表就标准化考试（SAT和ACT）的起源、发展、效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标准化考试在大学招生中的前景进行了探讨。坚持使用标准化考试的认为，标准化考试就像通常人们使用的“尺子”，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者潜在能力进行全国性的合理公平的测量；反对者认为，这些考试限制了某些群体，如少数民族、妇女等的大学入学机会，对大学教育的多元化有负面影响。 针对加州大学对SAT的批评，以及在招生评定中取消SATI的计划，大学委员会的回应态度非常积极。经过大约一年的研究、论证，以及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大学委员会于2002年宣布将对SAT进行大幅度改革，并从2005年3月12日开始实施。新SAT取消了过去的SATI和SATⅡ的区分，将SATI改为SAT Reasoning，包括阅读理解（Critical Reading）、数学（Math）和写作（Writing），其中写作为新增加的内容；此外，旧SAT试题含有模棱两可的问题，例如语言中的类比问题和数学中的数量比较问题，这些问题在新SAT中均被取消；最后，考题难度也略有增加。SATⅡ改为SAT Subject Test，包括英语、历史、数学、科学和语言5个领域的20多门课程，考试内容和模式基本没有变化。改革后的SAT考试更符合加州大学对申请学生大学预备课程的要求。几个月之后，ACT也宣布在2004—2005学年的考试中将写作作为一门选择性考试加入ACT考试科目。 2008年，大学委员会就110所大学的大约15万学生的新SAT考试成绩和高中GPA与大学一年级的GPA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见表 l）（Kobrin，2008）。研究结果表明，高中成绩与大学一年级GPA之间的相关性远远高于SAT任何一部分考试的成绩，也高于SAT总成绩。在SAT考试中，写作与大学一年级学生GPA的相关性明显高于数学和阅读。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高中GPA与SAT成绩相结合是评定大学申请学生学业成绩的最有效方法。  3 总结与启示 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项目和加州大学的综合评审制度对标准化考试的不同要求充分体现了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的时代性特征。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项目设立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美国基础教育体制既不完善也缺乏平等性，在这种情况下，若以高中授课内容为标准对申请学生进行评价，难以实现平等招生的愿望；因此当时选择以考核智力为主的SAT考试作为评定奖学金获得者的标准是时任领导的卓见，也是时代使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美国的基础教育体制已较为完善，但教育质量，特别是基础知识的教学质量却出现了滑坡现象。当然，这种结果不能归因于SATI的考试模式。不过，由于SATI考试成绩在招生中使用广泛，而考试内容与高中授课内容又没有直接紧密的联系，因此，它对高中教学的促进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美国人口组成的多元化趋势以及公众对《平权法案》的质疑也使公立大学教育机会的均等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州于1995年通过“209法案”，禁止公立教育系统以及各级政府所属部门在大学招生、人员录用中使用民族、性别等有关的个人背景信息。此项法案导致了加州大学少数民族学生以及来自贫困地区学生的人数急剧下降，为加州发展的远景制造了隐患。因此，加州大学希望通过使用和中学授课内容紧密结合的大学入学考试（如SAT专业课考试）来促进中学提高教学质量，并通过对申请学生进行综合评审来提高对边远地区学生的录取比率，实现大学生组成的多元化。 哈佛大学奖学金项目和加州大学的综合评审制度也充分证明了大学对标准化考试的兴盛、发展以及改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尽管大学与拥有SAT考试版权的美国大学委员会以及具体组织实施考试工作的考试服务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行政隶属关系，但是它们的共同服务对象——参加考试的学生，却为他们构建了一种“顾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许正是这种关系促进了大学对SAT改革所起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领导艺术之父皮特·德鲁克（Peter Druker）所说的，企业需要“创造顾客”，顾客的需求也是企业革新的原动力（Druker，1954）。当然，对于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高校而言，大学招生是圆满完成其教育使命的第一步，任何不公平的评定方法都可能对申请学生和高校本身的未来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大学强化参与标准化考试改革的主动意识，既是大学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承载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无论哈佛大学奖学金项目对SAT的全盘接受，还是半个多世纪后加州大学的综合评审制度对SAT的质疑，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学招生机构不仅肩负招收学生的重任，而且担负对招生的评估和研究要务。美国每一所大学的招生办或者院校研究办公室都有专人对招生情况进行研究和评估，许多大学还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效度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研究，其结果不仅为本校招生政策的调整提供主要依据，也为标准化考试改革提供参考。事实上，与大学委员会以及考试服务机构相比，大学在研究标准化考试中更有优势：大学既有学生入学前的各种考试成绩和个人背景信息，也有学生入学后的详细资料；因此，大学可以从多种角度对学生入学前后的对应成绩和个人发展情况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以及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使用，大学对学业成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评估方法也日趋多元化，例如，各种大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自我调查问卷已成为许多大学了解学生情况和评估学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这种方法，大学收集了大量的、非常有用的信息，类似的数据均可用来研究大学标准化考试成绩对大学生发展的预测性效度。正是凭着这种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评估研究方法，美国大学的招生机构得以在大学入学考试改革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奠基者和主流力量。 综上所述，从前面阐述的早年的哈佛大学以及当今的加州大学招生制度，我们可以断言，如何改进大学入学考试将是大学招生研究中永不衰竭的话题，而大学在这项研究中的积极参与意识是改革能否实现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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