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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中醒来是种什么恐怖经历?

2020-02-16  激扬文字

Sudden Visitor Jon Convex/Defekt - Negative Action

利维坦按:即便是没有手术过程中醒过来的经历,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想象那种身体无法动弹、意识清醒却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向外界表达“他/她醒着”的极度恐惧。这就如同一具活尸,或具备最微弱意识的病人,他/她所有能够发出活着信息的通路都无效了——这种深度绝望和无力感想必会在某个瞬间大过肉体的痛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难题,而更像是一种哲学问题:我们该用何种方式检验和体认他人清醒意识的存在?


文/David Robson

译/间黑男

校对/何里活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anaesthesia-anesthesia-awake-awareness-surgery-operation-or-paralyse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间黑男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1983年,波兰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在连续进行23小时的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疲惫地看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数据。

唐娜·彭纳(Donna Penner)曾经接受过一次手术,十几年过去了,一些不能再小的小事,却能在瞬间唤起她对那次手术的恐怖回忆。

比如,有一天她开车和女儿出门,她让女儿去跑腿,自己就等在车里,这时,她发现自己被反锁在车里了。这只是一次让人别扭的小意外,但唐娜却突然陷入了深深的惊恐。她回忆说:“我开始尖叫,一边挥舞双手,一边大哭,在那个瞬间我浑身颤抖。”

哪怕只是穿上不合适的衣服,也会加剧这份焦虑。唐娜如今55岁,住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阿尔托纳,她说自己“不会穿戴任何颈部收紧的衣物,穿上它们,我会感到自己就要窒息而死”

如果在45岁生日前唐娜没有接受那次小手术,她也许不会留下这样的“后患”。她是当地一家卡车运输公司会计部门的员工,当时刚刚办完女儿的婚礼,正在被经期的血崩、痛经困扰,唐娜的家庭医师建议她接受一次探查性手术(Exploratory Surgery),并借此找到病因。

这本该是一次常规手术,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全身麻醉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唐娜本应平静地进入无知觉的状态,但就在医生对下腹部动刀的前一刻,她醒了过来然而在麻药的作用下,她的整个身体仍然处于瘫痪中,因此她无法向医生发出任何求救信号。

毫无希望的唐娜只能像是被冻住一样躺在手术台上,在外科医生剖开她的身体进行探查手术的过程中,她被迫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当时我想的是,‘我完了,我今天一定会死在这里,就死在这个手术台上。我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样度过死前最后这几个小时的,因为没人能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种无法摆脱的心理创伤至今仍然极具破坏力,不仅会被细微的小事诱发心理崩溃,而且让唐娜“每晚都会做两三个噩梦”。唐娜也不得不办理了伤病离职,失去了经济独立能力。十几年过去了,她开始怀疑自己永远无法真正逃离那天的阴影,“这就像是一次终身判决。”

长久以来,麻醉意外醒觉(Anaesthesia Awareness)都被笼罩在一层迷雾中。虽然唐娜这样极端的案例很少,但今天有些证据表明,在接受手术的人群中有5%的病患在手术台上是有知觉的——这个数字可能还更高。

由于麻药还可能引发记忆缺失,大多数遭受这种痛苦的病患无法回忆起这段经历——至于我们是否应该关注于这类不会被记住的意外,这不仅是个实际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了。

鉴于全身麻醉如今被广泛应用,探索这些问题的结论越来越重要。伦敦圣乔治医院的档案主任,彼得·欧多尔(Peter Odor)说:“仅仅在英国,每年就有300万人接受全身麻醉。换言之,此时此刻,在世界某处,很可能有个接受手术的病人意识其实是清醒的。”

在过去,人类对于麻药原理的了解出乎意料地少。但是在今天,研究人员正在竭尽全力研究失去知觉的本质,以及麻醉药物失效的条件,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希望未来可以降低麻醉意外醒觉的风险。不仅如此,当我们对麻醉状态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未来人类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利用这种半麻醉、半清醒的状态——这将成为一种医学催眠技术。

让我们先明确一点:麻醉是一项医学上的奇迹。早在古希腊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医师、药师就在寻找能够减轻医疗痛苦的方法。尽管当时的人找到了多种镇静剂,比如酒、鸦片,甚至毒芹属植物,但它们的药效并不可靠,大多数病患并没有免于被折磨。

直到19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几种似乎能产生镇静效果的气体。一名来自波士顿的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对麻醉非常感兴趣,他在这些气体中特别注意到一种,并且在1846年于马塞诸塞州总医院进行了公开演示麻醉手术,这种气体就是“硫酸醚”(Sulphuric Ether,在该历史事件中,莫顿使用的气体为乙醚,对应英文名称“Ether”,通式为“R–O–R′”。而原文中的Sulphuric Ether直译为“硫酸醚”,是为乙醚旧称,于1540年被普鲁士植物学家瓦勒留斯·科尔杜斯在无意中合成并命名)。实施麻醉后,尽管病患仍然可以含混表达出一些并不连贯的想法,但他的确报告说自己没有感到疼痛,而是感到自己的皮肤“被锄头刮伤了”,似乎只有轻微的触感。

1846年10月16日,威廉·莫顿与几位外科医生共同进行了一次公开手术,通过吸入乙醚气体麻醉后,患者在无痛的情况下接受了颈部肿瘤的切除手术。这一天在医学史上被称为“乙醚日”(Ether Day)。图源:Wikipedia

这次演示手术的新闻很快传遍了医学界,也拉开了现代麻醉的帷幕。随后,诸如氯仿这样更有效的麻醉剂也不断问世,外科手术刀特有的恐惧、痛苦符号,似乎很快就成为了历史。

“全身麻醉引发的是一种受控的无意识状态,

这一状态甚至比睡眠时的无意识程度更深,

也更加脱离现实。”

时至今日,麻醉师的处置范围非常宽泛,既可以镇痛,也可以削弱意识,麻醉师将根据具体的手术以及病患的特定需求来选择药剂的强度。

通常来说,麻醉师的目的并非剥夺意识,只是暂时消除把身体某部分的感知。所谓的局部麻醉技术,包括腰椎麻醉(Spinal Anaesthesia)和硬膜外麻醉(Epidural Anaesthesia),这两种麻醉方式都是把药物注射到脊椎的椎管内进行麻醉,从而麻痹下半身的知觉。今天的分娩手术、膀胱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都大量应用这两种麻醉技术。

图源:Wikipedia

你还可以选择接受镇静剂麻醉——它可以让病人进入一种放松、嗜睡的状态,同时又不会完全消除意识。

相比之下,全身麻醉的目标就是剥夺意识,借助药物让人进入一种无反应的昏厥状态,或者引发一种受控的无意识状态,比睡眠时的无意识程度还要深,而且更加脱离现实,期间的任何经历都不应留下记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麻醉学家罗伯特·桑德斯(Robert Sanders)把全身麻醉描述为,“很显然是打算把一段时间从这个人的经历中完全抹除。”

如今我们尚不能完全了解麻醉剂是如何消除知觉的,但目前普遍认为这些药剂能干扰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大脑中的一系列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激活或者抑制神经元的活动,特别是遍布于不同脑区之间的信息交流。

就拿异丙酚(Propofol)来举例——它是一种奶白色液体,用于全身麻醉,也用于制作几种类型的镇静药剂——这种麻醉药剂似乎能加强γ-氨基丁酸的效果,γ-氨基丁酸作为一种抑制剂,本身就可以降低大脑某些区域的活动,并中止这些区域内的信息交流。被抑制的大脑区域包括额叶(Frontal Lobe)与顶叶(Parietal Lobe),其范围包含了大脑从前上方到脑后方的大片区域。

桑德斯的同事们最近进行了一项非侵入性大脑刺激实验,用以演示上述药物刺激让大脑静默的过程,实验中,大脑通常对这种刺激产生反应的脑波,在异丙酚的作用下被明显抑制住了。

桑德斯说:“麻醉药物很可能还干扰了上行传导通路(Ascending Spinal Pathway)中的信号。”如果接收不到这些信号,意识就像一块空白的荧幕那样暂时罢工,无法对身体的任何信号作出反应,更别提处理并回应这些信号了。

上行传导通路又称感觉传导通路,感觉冲动经过周围神经传入中枢,通过脊髓、脑干中继之后,最后到达大脑皮质。图源:Pinterest

当然,在临床手术中,医疗人员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情况。麻醉师会选用一种药物引发昏迷,并选用另一种药物维持住昏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他们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病患的年龄、体重,是否吸烟,是否吸毒,所患疾病的特征——最终确定用药与用量。

很多手术还用到了肌肉松弛剂,比如神经肌肉阻滞剂(Neuromuscular Blockers),在英国,接近半数的全身麻醉手术都在用这类药剂。这类药物可以暂时引起躯体麻痹,不仅能够防止手术被痉挛或神经反射干扰,还不需要提高麻醉药物的剂量,避免过度用药引发危险。

至于那些需要在气管中插入导管的手术,神经肌肉阻滞剂也可以用于缓解不良反应,既可以确保手术过程中氧气或雾化药物通过气管,还可以避免胃酸倒反进入肺部。但是,一旦麻痹药剂暂停了横膈膜与腹部肌群的机能,病人就必须借助呼吸机辅助呼吸。

图源:The Irish Times

以上这些复杂情况都让麻醉既是一门科学,又像一门艺术。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麻醉效果都相当出色。如今距离莫顿进行公开演示手术已经过去170多年,每年有几百万病人接受全身麻醉手术,而且在术后被成功唤醒。如果不是全身麻醉技术的进步,很多创伤性的救生手术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然而,对于任何医疗手术来说,都要面对复杂的状况。很多人可能天生就很难被麻醉,这就意味着药物不能将大脑活动降低到意识消退的程度。

另外,对于某些临床情况,比如引发大出血的重伤,麻醉师出于患者生命安全的考虑,可能不得不减少麻醉剂量。

同样极具难度的一项操作是估计不同麻醉药物的剂量与作用时效,因为必须确保所谓的诱导剂量(Induction Dose,也就是能让病人睡去的麻醉药物)不会在维持剂量(Maintenance Dose,也就是保持病人无意识状态的麻醉药物)开始发挥药效之前就失效。

有些时候,在手术医生拿起手术刀之前,病人可以抬一抬腿,甚至说几句话示意麻醉师药物并未起效。但如果病人接受了神经肌肉阻滞剂,就无法做出这种求救行为。于是一小部分人的结局,只能是在手术全过程中或者一段时间内,清醒地躺在手术台上,默默忍受痛苦而无法求救。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唐娜和我打了一通长长的电话,她坐在加拿大的家中,将自己的不幸经历讲给我听。

她告诉我,虽然她曾经还接受过一次全身麻醉手术,那时并没发生意外,但是出事那天,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她感到很焦虑。当时她被推进手术室,躺在手术台上,接受了第一次麻醉注射,很快就沉沉睡去,脑海里只是想着:“麻醉开始了。”

当她苏醒时,她可以听到护士围着手术台在说着什么,她感觉到有人在用力自己擦洗的腹部——她还以为手术已经结束了,他们只是在做清理。“当时我心里想着,‘你看吧,你只是在胡乱担心而已。’”但是,当她听到外科医生请护士递给自己一把手术刀的时候,一下子就意识到了现状:手术根本没有结束,甚至都没有开始。

紧接着,她感到医生在切第一刀的时候,刀锋划开了自己的肚子,瞬间引爆了巨大的疼痛感。她想坐起来,她也想大喊——但由于神经肌肉阻滞剂正在发挥药效,她的身体还处于麻痹状态。唐娜告诉我:“我感到非常非常无助,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动,我不能喊,我甚至不能睁开眼。我试着哭出来,让眼泪在脸上滑落,我想着那样他们会察觉到异样。但是我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最终,她集中全部注意力想动一动自己的脚,她的一只脚做出了非常轻微的扭动,而且一名护士把手放在了她的脚上,唐娜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唐娜再次让自己的脚动起来之前,那位护士已经把手移开了。她不停地努力,让护士先后3次把手放在自己的脚上,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发现这就是唯一能和外界交流的方法,而且这根本不管用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沮丧。”

这种挫败感极其巨大,她说:“我感觉就好像有人坐在我身上,死死按住我,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毫无希望。”

“我感到非常非常无助,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能动,我不能喊,我甚至不能睁开眼。”

唐娜的痛苦,理应在医生结束手术时停止,然而她的痛苦不只来自刀伤。随着神经肌肉阻滞剂逐渐失去药效,她开始用舌头舔嗓子里的那根塑料输气管。她想,也许这种方法终于能告诉医护人员:她还清醒着。

然而医护人员没有从这一举动中看出异样,反而做了个错误的判断,过早地取出了那根插入式输气管,然而在那个时候,唐娜体内的麻痹药剂还没有失效,她的肺还不能够自主呼吸。“所以当时的状况是,我躺在那个手术台上,而他抽走了我的生命线,氧气来源一旦被切断,我根本不能呼吸。”唐娜说,当时她觉得自己一定会死。

从那一刻开始,唐娜感觉手术室在慢慢远离自己,她体验到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作为一个基督徒,她说当时觉得上帝就在自己身边。直到医护人员重新给她插入输氧导管,她才终于回到手术室,终于清醒过来,也终于哭了出来。

痛苦、恐惧,以及绝对的无助感直到今天仍然徘徊在唐娜心里——这些心理创伤让她不得不办理了伤病离职。这意味着她丧失了经济独立能力,丧失了自信,也不得不放弃掉她和丈夫多年追逐的一些梦想和希望。“我坐在家里,每天看着所有那些邻居一大早匆忙奔出家门,匆忙发动汽车,匆忙上班,而我却不行,这一切对我来说太艰难了。”

图源:Andrea Ucini at Anna Goodson Illustration for Mosaic

如今,世界各地都有医疗组织尝试记录类似唐娜这样的悲惨案例,其中,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麻醉意外醒觉档案处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工作。该组织成立于2007年,今天已经搜集到340多份报告——大多数来自北美——尽管这些报告书是保密的,但一些细节还是被发表在一篇论文中,这些案例非常具有启发性。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7091217310176)

几乎所有经历这种痛苦的病患都提到,他们在全身麻醉之后仍然能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或者其他响声(因为病患在手术中通常都是闭着眼的,所以视觉经历相当少见)

图源:The Weinstein Company/youtube

其中一名病患说道:“我听到外科医生在播放音乐,我一直晕沉沉地在想,他为什么选择在手术中播放这类音乐。”另一名病患说:“我听到周围有几个人在交谈,他们似乎很慌张。我听到他们说,就要失去我了。”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在这些报告中,超过70%的案例都涉及到在手术中忍受巨大的痛苦。比如其中一位病患写道:“我先后感受到4个切口在被剖开时,带来的那种刺痛和烧灼感。好像先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切断手指,紧接着那种烧灼的痛感随之而来,疼得无法忍受。”

另一位病患的手术需要在股骨上开一个大洞,这位病患回忆道:“手术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晰。其中一件,当时我先听到钻头的声音,感到疼痛,然后感到钻头引发的震动传遍我的整个臀部。第二件事,是当他们一下一下把铆钉钉进我的大腿的时候,我的腿随之产生的震动。而那种疼痛是超出我想象的,世上怎么可能存在那样的疼痛……”

然而,这些病患中大多数人认为最让他们痛苦的事情,是神经肌肉阻滞剂带来的麻痹效果。首先,这种药剂给你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无法呼吸——对此,其中一位病患说,“那种恐惧感是人类承受不了的。”

接着,它将造成一种无助感。另一位病患回忆说:“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喊叫声,比如,‘难道他们不知道我醒着吗?!’或者,‘快睁睁眼给他们一个信号!’”

图源:The Weinstein Company/youtube

因为这些病患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明明醒着却不能活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恐慌。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肯特(Christopher Kent)就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他说:“这些病患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说,其结果是让很多病患开始惧怕这就是他们临死前的那一刻。“这可以称得上是最糟糕、最可怕的麻醉体验。”

如果要估计麻醉意外醒觉的发生概率,根据所用统计方法的不同,得到的数字可能也相差很大,如果根据病患术后报告的数量进行估算,这种意外的发生概率似乎非常低。

由英国和爱尔兰麻醉师协会进行的第五次全国性审查,是该领域规模最大的调查之一,在英国与爱尔兰境内的所有公立医院都必须上报本年度所有的麻醉意外。在2014年公布的结果中,当年接受麻醉的所有病患中,发生麻醉意外醒觉的比例是每19000人中仅1人。如果算上麻痹药物造成的意外,这一比率会更高,大约每8000人中1人会遭受意外,毕竟麻痹药物可能会阻止病人向医生发出求救信号。

(academic.oup.com/bja/article/113/4/527/230769)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在手术中是清醒的,

但他们在术后忘记了曾遭受过痛苦。”

这些看似并不高的概率数字的确让人安心,就像当年媒体在报道中所称,病患在手术中出现麻醉意外醒觉的概率,甚至还没有死于手术意外的概率高。这一数字似乎也印证了很多医生的猜测,他们认为麻醉意外醒觉的风险距离人们很遥远。

然而,这些数字很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彼得·欧多尔给我解释了其原因。首先,这一系列调查依赖病患自行向医院报告手术中的麻醉意外——但很多人很难主动面对这样的意外,或者根本不愿想起来,他们宁愿把这样的经历远远抛在脑后。

另外,还要考虑到麻醉药物引发的记忆缺失欧多尔说,“麻醉药物不仅可以干扰人们的记忆能力,而且,消除记忆所需的剂量也比消除意识所需的剂量少。因此,在麻醉时记忆很可能比意识更容易被消除掉。”

换句话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在手术中是清醒的,但他们在术后忘记了曾遭受过痛苦。

为了研究这一现象,学者曾经提出过一种被称之为“前臂隔离法”(Isolated Forearm Technique)的研究方法。在麻醉之前,医疗人员在病患的前臂上绑一条止血带,借此推延麻醉药物到达前臂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患者仍然可以用手做出动作。这样一来,医疗人员可以通过要求患者攥拳或打手势的方式,询问他们是否还有意识,或者询问他们是否处于痛苦之中。

在手术中应用前臂隔离法。

图源:Springer Link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桑德斯最近与来自美国、欧洲、新西兰的6家医院合作,共同发起此领域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项研究。在研究观察的260名病患中,有12名病患对研究者的第一个问题做出了确认反应,也就是4.6%的病患在手术中仍然保有意识。

与全国性审查公布的数字相比,这一比率高出了数百倍。不仅如此,在这些手术中保有意识的病患之中,每10人中就有4人——占全体受调查病患的1.9%——在研究者询问是否感到疼痛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这一结果让人在伦理层面上左右为难。对此,桑德斯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和受训中的麻醉师聊天,我都会谈到这个哲学问题——如果病人不会记得这一经历,我们有必要在意这件事吗?

桑德斯说,至于那些在前臂隔离法实验中有疼痛反馈,但术后无法回忆起手术经历的病患,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随后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出现其他类似唐娜的心理障碍。由于并不存在不良后果,人们可能会认为在手术中暂时保有意识的确是不幸的,但同时也没必要对此敲响警钟。

然而桑德斯的研究让他很不安,他发起了一次民意调查,征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桑德斯说,人们的观点千差万别,“大多数认为,仅仅是忘记了这一痛苦经历仍然不足以让他们安心。相反地,也有人认为只要事后不记得,这就不是什么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虽然相对占少数,但人数依然惊人得多。”

对此,桑德斯认为,“患者是期待自己能在手术中失去意识的,而我首先是一名研究人员,我希望了解麻醉药物的药理,另外,我也是一名临床医生,我希望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并且满足患者的预期。因此,我有责任去搞清楚如何平衡药剂与身体反应,搞清楚真实的意外发生概率,搞清楚这对病患真正的伤害是什么,搞清楚病患到底会不会受到伤害,搞清楚我们有哪些办法能阻止这些伤害。”

图源:Andrea Ucini at Anna Goodson Illustration for Mosaic

无论怎么说,考虑到绝大多数病人在全身麻醉手术之后不会留下经历痛苦的记忆,那么至少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将麻醉意外醒觉报道出来——比如本文——引发病患在手术前经历不必要的焦虑。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恐惧感甚至可能让一些人拒绝接受非常必要且必须的医疗手术。当然,桑德斯与其他麻醉学家都强调术后能明确回忆起手术过程的风险很小,但如果你对此很焦虑,你应该与医院的医疗人员谈一谈你的担忧。

对于是否应该让这一现象被传播到公众的视野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辩。华盛顿大学档案处的报告书表明,对于一些遭遇意外的病患,由于他们手术前对麻醉意外醒觉知之甚少,其痛苦被成倍放大了。他们会认为之所以自己保有意识,是因为这就是濒死前的一刻。也许,如果他们在手术前就提前知晓这样的风险,一旦意外发生,至少可以减轻惊慌带来的那一部分痛苦。

如果人们进一步了解麻醉意外醒觉,也许还能让医疗人员更好地帮助经历了这一痛苦的病患。包括唐娜在内,很多经历这种痛苦的病患都感觉到自己的遭遇被专业的医疗人员误解了,甚至是被他们无视了。

对此,华盛顿大学档案处的统计研究发现,在那些记得自己经历了麻醉意外醒觉的人之中,75%的人对于医疗人员在术后的回应很不满,51%的人表示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麻醉师都没有对自己的惨痛经历表示同情。在这一人群中,只有10%的人在术后得到了抱歉的回应,只有15%的人在术后得到了心理咨询的帮助,或者创伤应对的相关帮助。

“至少存在一种危险,

那就是将麻醉意外醒觉报道出来——比如本文——

引发病患在手术前经历不必要的焦虑。”

唐娜说,在她接受手术的那家医院,很多员工对于她收到的创伤感到困惑不解。当她苏醒后,她曾经尝试告诉护士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是护士们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反应。唐娜说,“我永远无法忘记她们的表情,就好像她们吓傻了,她们完全不知道改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唐娜把这些都归因于医疗人员们并没有接受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对此领域也缺乏了解。

多年后,如今的唐娜终于积攒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她正在尝试修正人生中的这个意外,她将与加拿大的多所大学合作,一起给在校的医生们普及麻醉意外醒觉的知识,以及帮助病患的最优应对方式。“我希望他们有所准备,因为当意外发生,你需要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那些病患,而这正是那些病患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图源:Medium

就像研究人员正在用前臂隔离法了解引发无意识状态的最优操作程序,所有努力的终极目标,是防止这类悲剧再次发生。桑德斯认为,“也许存在着一些特定的麻醉药剂组合,能恰好混合几种麻醉效果,让病患与周遭的感官世界更好地分离开来”。

如果我们能对麻醉状态认识得更深入,甚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反过来利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在手术中得到病患的一些反馈,帮助进一步治疗。在一些对照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医学催眠手段的确可以对病患的手术体验产生影响——既然如今麻醉药剂正面临一些问题,也许正是实践新的催眠手段的良好时机。

在全身麻醉中,尽管遍布大脑的电信号似乎是受到了严重阻碍,但有证据表明在一部分脑区——包括听觉皮层在内——仍然保持着灵敏的反应,这也许意味着在病患进入麻醉状态后,医疗人员可以在手术过程中给病患鼓励甚至是建议,帮助他们减轻术后的痛苦。

虽然眼下的研究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德国耶拿大学医院的詹尼·罗森达尔(Jenny Rosendahl)和她的同事正在收集所有相关的有利证据。经过综合分析,他们发现在麻醉后继续与病患交流是有意义的,虽然目前他们发现此举对手术并不会产生惊人影响,但已经很显著地改善了病患术后恶心、呕吐的比率,而且减少了在术后用于缓解痛苦的吗啡用量。

当然了,没人会建议医生在手术中故意让病人保持清醒,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在手术中更多的麻醉师将有可能利用大脑的一些能力获取更多信息。而作为病患,我们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看到的经历有可能改善术后的恢复过程,这的确是个令人兴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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