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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yh18 2020-02-17

导言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 (讥察),七曰眚 (省) 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周礼·地官司徒》

天灾,是人类与自然的抗争史,当今的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天灾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而正是因为群体性和社会性,让人类在面对天灾时,会进行有组织的抗争和自救。

最早在“儒家十三经”的《周礼》中,就出现了“荒政”的概念,即国家采取宏观措施来赈济灾民、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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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地官》

在周朝就形成系统、完备的救灾政策,足见早在周朝时期炎黄子孙们就经历了很多天灾,并在不断抗争中总结出了经验

但透过史籍我们看到,周代以后历朝历代仍有大量的天灾,更有不计其数未能载入史册的小灾害。这些灾害不仅让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还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和国家的秩序,甚至于颠覆政权、更替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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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敲响的“瘟疫”丧钟

更可怕的是,人类的社会性行为招致了更多的天灾。所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天灾往往与人祸接踵而至,甚至于有些天灾根本就是因人的缘故而发生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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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与大雪灾

中国抗灾救荒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明代以前的灾情记载十分有限,仅能通过正史的“五行志”和一些传说中了解概括。而从明代开始,留存下大量的地方志,尤其是县志中有大量的灾情记录,十分准确地记录了发生时间和分布地点

从这些翔实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明王朝是一个饱受天灾的时代,“小冰河期”造成了很多洪涝和瘟疫,甚至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明朝的荒政中,可以探寻到大明朝天灾与人祸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灾祸连连,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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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雪景

明代所处的“小冰河期”,又被称为“明清宇宙期”或“方志期”,从1400到1900年,覆盖了明朝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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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间中国气温曲线(表示的是与1973年平均温度的差值)

当然“小冰河期”并绝非是冰雪连天的“冰川时代”,只是平均气温比现在稍低。根据竺可桢1973年绘制的“5000年来中国气温曲线”,明朝的平均气温大体上比现在低1℃到2℃

“明朝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繁,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中国救荒史》

就是这1℃-2℃的温差,给明朝带来了很多厄运。根据《中国救荒史》对各类灾情资料的统计,大明朝276年发生了1001次天灾,也就是平均每年3.6次——一年四季天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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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不同天灾所占比例——数据来自《中国救荒史》

从明代不同天灾的分布中也可看出,受气候直接影响的“水灾”、“旱灾”、“雹灾”、“风灾”和“霜雪”几乎占了明代天灾的一半,与“水灾”和“旱灾”相关的“瘟疫”和“蝗灾”占去15%

可见明朝所处的“小冰河期”造成了明代的多灾多难,也决定了明代天灾的一些特点

  • 旱涝灾害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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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气温变化曲线

长期的寒冷气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水一些气候理论认为,地表温度如果下降3°,大气水分将减少20%,造成严重的干旱

明朝的气温偏差还没有达到3°,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降水不规律,不仅旱情高发,水灾也同样严重。而且明朝的气温有较大的波动,有过明显的升降过程,这种气温变化趋势,在旱涝灾害的时间分布上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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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特大旱涝灾害分布

注:数据来自《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其中各类“特大”级灾害的定义如下:

特大干旱:持续数月或跨季度干旱,或大范围严重干旱;

特大雨涝:舟行树梢,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黄河决溢:黄河改道,从决溢到堵口持续1个月以上,区域达数十县,受灾人口100万以上;

长江特大洪水: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长,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淮河决溢: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数尺;

从明朝的特大洪涝灾害整体情况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涝、决溢特大水灾多很多。特别是景泰到崇祯的141年间,特大干旱达到70次,是洪武到正统年间的5倍!严重的雨涝、决溢也远高于明朝前期

  • 次生灾害严重

旱涝灾害的频发会造成颗粒无收、流离失所,老百姓饥寒交迫。然而这只是灾害链的起始,它们往往会诱发更多的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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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蝗遍野

其一,避无可避的蝗灾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唯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农政全书·除蝗疏》

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视“蝗灾”为饥荒的三大元凶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灾多因“旱极”而起危害也远甚于水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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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来中国开眼接纳世界第一人——徐光启

徐光启的看法被现代科学证实,蝗虫产卵的最佳产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时期水位消退滩涂和裸露的河床给蝗虫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时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 000~5 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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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噬稻禾中的蝗虫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较低的植物为食,快速成长,紧接着再度繁育,然后在飞到其他地方寻找充足食物继续繁衍。这种恶性循环会让原本小范围的旱灾扩散为大范围的饥荒,农田、牧草乃至树叶统统被蝗群啃噬一空。

“(崇宁》三年、四年连岁大蝗,其飞蔽日,来自山东及府界,河北尤甚。”——《宋史·五行志》

更可怕的是,蝗灾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旱灾的恶果,在时间上也有延伸效果。宋徽宗在位的崇宁年间,就曾发生持续两年之久的严重蝗灾,无疑给日薄西山的北宋政权带来沉重负担

其二,可怕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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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瘟疫

瘟疫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往往会成为旱涝灾害的重要次生灾害,而且在杀伤力上远比旱涝灾害更恐怖,救助难度也更高。

旱涝灾害时期,粮食短缺、家园破败,流离失所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免疫力大大减退。再加上旱涝灾害时期气温变化剧烈,又兴起了各种传染源,很容易引发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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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之下,处处都是水,却处处无净水

、首先来看水灾,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灾一旦发生,人们很难获得洁净的水源,而且洪水兴起时很可能从疫区或者土壤深层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时,在水灾中溺亡的人畜尸体难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败并滋生各种病菌和蚊虫,成为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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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容易引发中暑

其次是旱灾,同样是疫情的高发期。旱灾往往伴随着高温,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们虽然不会挨冻,但却会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体在高温下快速腐败滋生和散播各种危险的病菌。此外,旱涝灾害都会加剧鼠患,这一重要的疾病传播源进一步加快疫情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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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 蝗灾 瘟疫”

最可怕的当属“旱灾 蝗灾 瘟疫”的“组合拳”,仅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两起这样严重的“复合灾害”。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晋、陕五地大旱,而万历十四年又爆发了大蝗灾和大瘟疫;明万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时发生大范围瘟疫和蝗灾

  • 地域分布特点:北方最重,水域高发

明代的天灾受寒冷气候的影响最大,因此高纬度地区和水流众多的地区都成为灾情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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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年灾害的地域分布

正统初年是一个天灾高发期,从这一阶段灾害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山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地域遭受的旱涝和瘟疫最多,其次就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

当然这种分布是通过史籍的记载体现的,因此其背后,不单纯是自然因素,还有很大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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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人口分布

明代确立两京制以后南、北直隶周边明朝统治的重心。从嘉靖年间的人口分布图中看出,正统年间受灾最密集的地区,此时仍然是人口聚居地

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是京畿的保护圈部署了很多边镇,驻扎有大量军户,并且广泛实施军屯。无论哪种天灾兴起,都会造成北方的粮食紧缺、人口下降,动摇北部边疆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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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和江南

江南则是明代的大粮仓和钱袋子,天灾的爆发,一方面减少了江南的劳动生产,一方面造成动荡,再加上倭寇肆虐,整个江南的生产力和经济就大打折扣

再加上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之间的大运河支撑着南北的漕运命脉,每年有大量的物资在南京转运,通过大运河北上输送到北京,其中包括供给北方的粮食、上交国库的赋税以及进贡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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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简而言之,明代政府对这些地域的灾情最敏感。两京有两个中央的大量官员,还密布各种军队组织,上报和反馈最快,所以一丝丝的风吹草动也会牵动统治者的神经。再加上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灾情大量见于史册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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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之地,人迹罕至

相对而言,东南、西南一带,丘陵、丛林密布,人口密度低生态被破坏的程度小很多。旱灾、蝗灾、瘟疫在这些地区很难兴起,政府也很难准确获悉小范围灾情灾情少发且少有记载

  • 时间分布特点:越到晚明,灾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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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

从前文“明代旱涝灾害分布”中已经可以看出,从景泰到崇祯年间的特大灾害,明显要比洪武到正统年间高很多。其中特大旱灾70次,几乎是前者的五倍之多,可见越到晚明,灾情越重

而明代不同时期,灾情的地域分布,也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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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作了十六帝,末帝崇祯不太平

以蝗灾为例,明代蝗灾在后期最重,特别是崇祯朝,16年里发生了33次蝗灾,几乎是一年两次。

“(天启元年)是秋奉使夏州,则关、陕、邠、岐之间,遍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江南人不识蝗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农政全书》

更可怕的是,原本只发生在北方的蝗灾在晚明开始南移。徐光启记录了天启元年的蝗灾,表示江南原本没有见识飞蝗的恐怖,结果当时飞蝗都肆虐到常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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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农耕景象

甚至于华南、西南也都出现了蝗灾,这在以往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足见“小冰河期”的影响下,在气温最低的晚明,灾情变得更加诡异和疯狂

鬼神之怒,污泥浊水

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天灾,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老百姓、官绅与知识分子、皇帝,这三方的态度,决定了抗争天灾的过程和结果。

  • 老百姓:惶恐、愚昧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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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科学技术不兴的年代,频繁的天灾让人们往往以为是鬼神之怒,认为平息了鬼神的怒气就可以渡过天灾,而平日里多多叩拜神灵就能消灾免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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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龙王

旱涝、地震还有各种异象自然不用说,天气和地质的变化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神灵,老百姓也是各种龙王爷、土地爷、城隍拜个不停。还有两种灾害也被人们赋予了“神灵”的色彩,那就是瘟疫和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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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中的“瘟部鼻祖”——“瘟癀昊天大帝”吕岳

瘟疫是无形的天灾,让人难以捉摸,觉得有神灵主导。民间和道教的神灵崇拜,在文艺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封神演义》中就有好几位“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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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瘟使者

其中最厉害的当属“瘟部鼻祖”吕岳,他还有四个徒弟称为“四方行瘟使者”,这些来源于道教的“五瘟使者”,认为是这些神灵在掌控瘟疫,不使瘟疫肆虐人间,因此要参拜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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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神”等神灵

还有颇具“明清特色”的“痘神”,明清时期天花肆虐,各地建庙宇乞求痘神保佑,被《封神演义》加工为“五方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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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化为虾

“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太平御览》

而对于蝗灾,古代的人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单独的物种,有“蝗鱼互化”和“蝗虫化虾”的说法,宋代陆佃的《埤雅》就曾记载“或曰蝗即鱼卵所化”。

而到了明朝时期,普遍认为蝗虫是虾变化而来,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甚至还为“蝗虾互化”列举了四种证据,并且认为去除水草可以短暂防治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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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王刘猛将军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就更加相信了。既然蝗虫和鱼虾互化,原本无灾害的鱼虾变成了蝗虫,岂不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反过来,抚平了上天的怒火,蝗虫就会化成鱼虾,灾害自解虫王刘猛将军就是一种“虫神”的崇拜,老百姓认为他可以祛除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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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虫神庙分布

明代蝗灾盛行,甚至蔓延到华南、西南“虫神庙”也遍布全国

除此之外,老百姓还会在旱季请道士祈雨,甚至像“西门豹治邺”里一样供奉活祭。

这些愚昧的行为实属无奈,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作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一到灾年就苦不堪言。他们对各种天灾畏惧不已,又毫无办法,只能诉诸神灵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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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绅

  • 官绅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VS祸国殃民

多灾多难的大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忧国忧民者有之,投机取巧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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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士绅义赈灾民

灾情一旦发生,负责任的官员们,奔波在抢险救灾的前线,亲力亲为,极力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富足的乡绅则拿出家资和存粮来赈济乡里,自发地救济百姓,为国家减轻一份负担、为灾民多谋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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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治邺

另一方面,儒家弟子们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早在西汉就有“西门豹除巫治邺”的模范,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多有抨击灾荒时期的迷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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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荒政著作中的一部分

明代是荒政著作的高产时代,频发的天灾让人们惊醒,知识分子积极地探索抗灾救灾的理论向上,他们谏言各种国家层面的荒政策略向下,他们为老百姓普及灾害发生时的各种自救措施纠正一些愚昧的迷信活动。

“然蝗虫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于祭拜,不敢打扑,以故遗患。”——《荒政要览·论捕蝗》

《荒政要览》中就指出老百姓迷信蝗虫不能扑打错失早期防治蝗灾的机会。类似的很多备灾、抗灾经验都在各种著作中论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也曾进行归纳总结,并给出了很多可以当做食物的野草野菜,称为“救荒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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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全书》中的“救荒本草”

注:《农政全书》中的“救荒本草”十分详细,不仅按照“草部”、“木部”等分门别类,列出生长地点和食用方式,有些还附带徐光启本人的食用经历。

相比于这些忧国忧民的官绅学士们,另外一些人的行径就龌龊不堪趁着天灾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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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吞备灾粮

灾情爆发时,总是有大发国难财的恶人们,他们或是私吞备灾的仓储,或是直接贪墨救灾钱粮,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积物资待价而沽视天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

  • 皇帝:灾异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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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焚表祭天

皇帝,又称天子,意指其为天地意志在人间的化身。所以一旦天灾降临,人们就会认为是上天在警示皇帝,说明皇帝在言行和治理国家上存在重大过失,这就是“灾异天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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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曾阐释“天人感应”与灾异

这种说法不同于老百姓迷信的“鬼神之论”,而是源自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可以昭示世间灾祥。因此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臣们,也会以“灾异天谴”来谏言,借机陈奏皇帝在施政上的过失

“郊庙弗躬,朝讲希御,批答停阅,听受阔疏。以致赏罚乖违,臣邻玩愒。”——《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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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皇帝本人也往往因天灾的发生而自责,甚至发下罪己诏。即使是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怠政明神宗,在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也不得不因乾清宫、坤宁宫的火灾罪己诏,承认自己在位期间的种种过失

“(永乐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诏群臣直陈缺失,其略曰:‘朕仿古建二京,不意三殿同灾,实为祗惧。’”——《明通鉴·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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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永乐年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前身)的火灾,也让朱棣惶恐不已,一度认为是自己的篡权夺位和迁都北京招致了天灾示警

可见天灾,对皇帝是一种有效的警示,虽然不可能让昏聩的皇帝就此幡然醒悟,最起码有一定的反省姿态。毕竟天灾往往会成为导火索,引发内乱和外敌入侵等一连串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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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民谚

元末的黄河决口就引发了“红巾军起义”,最终造成了元朝的灭亡,所以救灾也是救国

无论是下发罪己诏,还是接纳朝臣谏言,都体现了皇帝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对于整个国家的荒政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天地不仁,自省自救

无论人们持何种态度对待天灾,最终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荒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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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赈灾场景

明朝的天灾如此频发,却还是支撑了276年的国祚,可见在荒政上颇有建树。具体的明朝荒政,有防灾、备灾、报灾、赈灾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兵部、工部、户部、都察院、地方三司等不同机构的参与。

  • 先发制人,主动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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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厂爆炸

天灾具有随机性和极强的破坏性,一旦发生就会很快造成严重的损失房屋坍塌、耕地冲毁、人畜伤亡,甚至于当地的官兵也会溃散

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荒政,就是采取主动的防灾、备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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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治水的先驱——大禹

其一,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灾是最佳的选择,从源头上消除天灾爆发的诱因,极大地降低其爆发几率。天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对于明代尤其如此。明代最重的灾情就是旱涝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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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仪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冰雹、风灾、霜雪这样的极端气象灾害,既不能提前预知,也无法防御;地震等地质灾害,在现代社会都无法准确预知,更不可能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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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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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景象

又何况黄河和江淮流域关系到农业生产、经济和漕运,明朝对兴修水利十分重视

“明初,太祖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越二十七年,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乃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明史·河渠志》

早在洪武年间,重视民生的朱元璋就下令,全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他还派出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设施,可谓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水利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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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子监

“水利曰转漕,曰灌田。岁储其金石、竹木、卷埽,以时修其闸坝、洪浅、堰圩、堤防,谨蓄泄以备旱潦,无使坏田庐、坟隧、禾稼。舟楫、硙碾者不得与灌田争利,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明史·职官志·工部都水司》

中央机构中,工部下设都水司,主导全国的水利工作,并将其分为“转漕”和“灌田”两大类。并明确了闸坝、堰圩等水利设施,实现涝时蓄水、旱时泄水。值得一提的是,两京制下,都水司同样也是一南一北对称配置,水利工作有充足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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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会典》所载工部都水清吏司

以工部为主导,户部拨款,兵部和地方三司协调调拨军队或劳工,再不时地派出都察院御史到地方巡视水利工程,形成了完整的水利管理流程。

其二,未雨绸缪,备不时之需

闲了置,忙了用” ,老百姓都知道紧要的物资需要提前准备好,更何况国家的荒政

灾害发生后,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明代通过“预备仓”制度来储备粮食,实施备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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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

“祖宗设仓贮谷,以备饥荒,其法甚详。凡民愿纳谷者,或赐奖敕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带散官。令有司以官田地租、税契引钱,及无碍官银、籴谷收贮。……例具于后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大明会典·户部·预备仓》

预备仓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建立的制度,由户部主管。预备仓的具体设置由地方州县官员负责,每个州县设置东南西北四个预备仓,选拔当地年长可靠的民众管理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义乌的“南预备仓”旧址

预备仓中的粮食有多种来源,一是鼓励富足的民众捐献粮食,并给予“义民”称号、官位等奖励;二是直接贮存官粮,或以官田地租、税契、官银等为代价收购粮食;三是没收赃款,将罪犯的家产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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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米行量具——米斗

“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振济,即令掌之。天下州县多所储蓄,后渐废驰……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明史·食货志》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预备仓的制度逐渐废弛官方贮存备灾粮不能满足救灾所需,又开始推行“社仓”制度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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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社仓

所谓社仓,最早由宋朝朱熹首创,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主导、民间自筹的仓储。不同于预备仓,社仓的粮食全部征收自民众,并区分出上、中、下三种家庭,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粮食,在灾时同样按照上中下赈济或贷给相应数量的粮食

  • 上报灾情,实事求是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钦天监

天灾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当今的科学技术手段无法准确预测,古代仅凭借钦天监观星象,更不可能预知。因此,一旦发生天灾,快速、准确地上报灾情是最紧要的,称为报灾。上报的方式是使用遍布全国的“驿传”系统,由兵部车驾司主管。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古代信息传递通道——驿传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明史·食货志》

“凡报堪灾伤,洪武十八年令,灾伤去处,有司不奏,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大明会典·户部·灾伤》

在洪武年间,灾情上报并没有时限,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各地都有驻军且备灾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赈灾。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不敢不报,一旦瞒报灾情,地方的耆宿有权直接向朱元璋连名上诉,瞒报的官员直接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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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灾情

“弘治十一年,令灾伤处所,及时委官踏勘。若所司报不及时,风宪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实者,听户部参究。”——《大明会典·户部·灾伤》

到了弘治年间,政令没有洪武时期通达,为了不延误救灾,要求夏灾不得迟于五月、秋灾不得迟于九月上报。如果灾情存在上报不及时或有隐瞒、夸大、徇情等行为,由户部追究其责任

那么如何判断地方上报的灾情是否准确呢,明朝还有专门的“勘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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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能臣——夏元吉

实际上灾情的上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则是向中央申请支援救灾,另外一个目的在于减税、赈贷等灾后重建工作。中央需要根据实际灾情来奏请皇帝,是否减轻赋税、减轻多少赋税、提供多少资金,这些都是关系国家财政的大事。

所以必须通过勘灾实地考察灾情影响的范围,造册记录受灾家庭的姓名、田地、顷亩、税粮数目,并说明实际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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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县官

这项工作起初是由地方州府官员负责,材料上报后再由户部派人复查。到了明朝中晚期巡抚、巡按御史、地方按察司等逐渐参与其中。从这种多方协同监管的方式可以看出,明朝中晚期的行政机构叠加冗余、效率低下,而且贪腐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中央无法信任单独一方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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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

  •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以蠲减、赈贷、均籴、捕蝗之令悯灾荒”——《明史·职官志》

勘明灾情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尽全力补救,减小损失,让老百姓尽管的恢复生产,国家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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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赈灾

其一,赈济灾民

灾后最紧迫的是保住灾民的生命只有保住了人,才谈得上将来的恢复生产

赈济的手段有多种,主要是赈粮、赈钱和开设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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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赈粮

赈粮和赈钱最直接的赈济方式,直接将灾前备好的救济粮和银两分发给灾民,有时候还会视情况赈济一些布帛以供制衣保暖。

但是灾后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开粥厂的救济效果更快一些。其二,减轻负担

救济只是应急,只能起一时的效果,灾情过后很长时间内,老百姓都不能正常地缴纳赋税。必须通过调整赋税徭役的方式来减轻负担,这种措施称为蠲免,往往要持续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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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为皇的明英宗朱祁镇

明初蠲免并没有固定的制度,需要视实际灾情和国情国力而定

再加上明初财政较为充裕,蠲免的力度要大很多,正统十二年“大粮仓”江南遭遇饥荒,政府直接减免了150万担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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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免文书

“弘治三年议准,灾伤免粮草事例。全灾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大明会典·户部·灾伤》

到了弘治年间,财力大减,由全面性的蠲免,改为按照灾情程度蠲免。而越到明朝后期,蠲免的力度越小,再加上官吏腐败,蠲免已经收效甚微

其三,有偿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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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工赈

在明代,国家的赈济并非全都是无偿提供的。有两种主要的有偿赈济方式,工赈和赈贷,它们都是将赈济与恢复生产相结合

所谓工赈,实际上是一种“再就业”。灾情发生后需要进行灾后重建,而很多农民失去了耕地短时间无法进行生产,此时正好以工赈的形式把闲散灾民征集为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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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官方“贷款”

而“赈贷”如同当今的助学贷款、农业贷款一样,由官方出面提供救济性的“贷款”

老百姓虽然脱离了险情,也免除了赋税,但却失去了生产资料。农民没有了种子、农具和耕牛,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需要各式工具

“耕者借贷,必验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给之,秋与粮并赋,凶岁再振。其奸顽不偿者,后不复给。”——《明史·周忱传》

此时由官方出面,向老百姓借贷生产资料,恢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作坊,等到丰年时老百姓再等额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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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御史

  • 加强监管,惩治贪腐

贪腐是荒政的大敌,而且和天灾一样无法完全杜绝,只能通过监察手段,尽量减少其损害。

荒政中的贪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不作为,二是借天灾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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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巨贪严嵩

其一,懒政懈怠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庆等劾奏,河南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坐视河决为患不奏。幸蒙恩宥,令躬督修治,又转委僚属而不亲行,以致军民劳而无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

早在永乐年间就出现严重的怠政行为,河南一省的三司大员,居然全部对黄河决口视而不见、隐瞒不报。能在明朝前期就出现这种“塌方式”的怠政贪腐,明代有多少懈怠蠹虫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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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政

懒政不只是在报灾环节勘灾、赈灾中不愿意奔波劳累的官员大有人在,他们或许不贪墨国财,但是对饥寒交迫的灾民熟视无睹,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政绩而隐瞒实情

其二,大发国难财

另一类官员与怠政官员形成了两个极端,他们对灾情十分重视,过于“勤恳”,采取虚报灾情、贪墨备灾粮和救灾物资等方式快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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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和“纪晓岚”有一段精彩的对戏,即对救灾的辩论。有官员在赈灾的粥里撒上沙土,纪晓岚十分愤慨,而和珅却说倍感欣慰,因为只有掺了沙子的粥才能真正落到灾民腹中

“虞粥缺少,增入生水,食之往往致疾。且有插和杂物于米麦中,甚至有插入白土石灰者,立见毙亡。”——《荒政要览·条议荒年煮粥》

从明朝荒政要览的记述里可以见到这段演绎确有依据,早在明代就有掺生水和杂物来糊弄灾民的,更过分的是往粥里加上石灰。只是这些行为并不能如和大人所说,更好地救济灾民,反而会让灾民致病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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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用汲曾任南京佥都御史

为了整治这些贪腐行为,明代中央有都察院主管监察,而且是两京两个都察院的配置。都察院不定时地外派巡按御史,参与勘灾、巡视水利、督查仓储。通过前文也可以看到,明代的荒政拥有完备的体制,各项工作都在都察院的监察体系中,一些工程项目还会受到工科给事中的监察。

明代不同时期的荒政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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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面前需要团结

天灾浩荡,需要举国之力共抗之,因而荒政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力、财力、政治制度、吏治,以及它的内外部环境、自然条件

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大明王朝不同时期的荒政效果

  • 明朝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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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与开国群臣

皇帝勤政、贤臣、能臣众多虽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是对于灾情,起码可以尽量做到不瞒上不欺下。下面的灾情及时、全面、准确地上传,皇帝有充足的认知和重视荒政体系可以快速运转起来

再加上此时国力尚且充足,财政盈余、兵力充沛,荒政的反应速度和效率都很高。荒政主要偏向于主动防灾,重仓储、修水利,减小了天灾发生的可能性,减小了天灾的危害。

  • 明朝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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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

皇帝虽偶有昏聩,但大体上勤于施政,官吏参差不齐,却仍有不少能臣可用。很多有力的荒政措施就是在正统年间制定颁发的明英宗在三杨的辅佐下还是很有作为

只是土木堡之变让国力大大亏损,宣德年间开始重用宦官,明朝政局开始出现宦官擅权、阁臣党争等弊病,腐败不断滋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荒政的效率,整体效果不如明朝早期,但尚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 明朝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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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只想当木匠的天启皇帝

皇帝不作为或者昏聩已成常态,宦官擅权、阁臣党争、吏治腐败已经如同顽疾,各种政治制度也开始走向僵化,不同机构在党争的影响下相互侵权,责任互相推诿、权利互相抢夺,只图私利、不办实事。

而且监察体系也已经失效,荒政体系不但废弛,更是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灾情不能正常上报,即使上报也无法引起皇帝的重视,在一些年幼的明帝眼里,上报的灾情不过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文字,他们没有切肤之痛,更没有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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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天灾中的李自成起义

而即便难得有勤恳的皇帝(崇祯)下旨救灾,生锈腐化的荒政体系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从贫弱国力里艰难挤出的救灾资源,基本上全都沦为贪官污吏的口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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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566中虚构的改稻为桑

更可怕的是人为酝酿的天灾,《大明王朝1566》里毁堤淹田的情节,虽非史实,但其背后的逻辑却让人不寒而栗

党争之下,为了补亏空的严党不惜趁着汛期炸毁堤坝、水淹稻田,逼迫农民改稻为桑。而清流一党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视其为绝佳的机会,任由严党肆意妄为,一旦浙江百姓被逼反,局势无法收拾,严党就势必会倒台。清流们甚至将这种牺牲浙江一省来扳倒严党的行为,称作“剜肉补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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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党所谓的“剜肉补疮”

虽然没有类似的史实,但是这种党争下的疯狂,昭示着人祸往往也会酿成天灾,至少会让原本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天灾变得更加严重,以促成少数人的政治目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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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靠免疫力自愈

如果把国家类比为一个人,灾荒就是各种疾病,而政府机构就是免疫系统。

只要免疫系统强大且正常运转,外在因素造成的种种疾病都会自然痊愈。但是如果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是机体自身产生了病变,那就失去了自愈的可能,病入膏肓直至衰亡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思宗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明代的荒政,恰恰印证了这种规律

诚然,频发的天灾客观上削弱了明朝的实力,让大明朝一次次陷入财政、军事上的危机,劳动力短缺、粮食不足、财政赋税大大降低,这些都不断动摇着国家的根基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明代饱受倭患之苦

蒙古、倭患等人祸又频频发生,明朝政府疲于应付,可称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被天灾牵扯了大量精力,政务也必然逐渐荒废,更是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大大地激化了官民矛盾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中流砥柱于少保

但是哪怕是在遭遇了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的景泰朝廷,仍能在7年任期内应付大量天灾。

天灾之下,当举国抗之——浅谈明代的“天灾”与“荒政”

李自成擒获朱常洵

可见明朝内政的腐朽堕化才是灭亡的主要因素,就像人体一样,免疫力失调才是最致命的,一旦免疫系统变弱,普通的感冒病毒也可以致命

“小冰河期”独特的自然气候给晚明造成了比明代前、中期更为频繁、严重的天灾,再加上明朝的政府机构和制度存在缺陷,自身“免疫力”和“生命力”已经垂危,经受不起“小冰河期”的摧残,逐步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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