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天灾，是人类与自然的抗争史，当今的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天灾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而正是因为群体性和社会性，让人类在面对天灾时，会进行有组织的抗争和自救。 最早在“儒家十三经”的《周礼》中，就出现了“荒政”的概念，即国家采取宏观措施来赈济灾民、维持秩序。 《周礼·地官》 能在周朝就形成系统、完备的救灾政策，足见早在周朝时期，炎黄子孙们就经历了很多天灾，并在不断抗争中总结出了经验。 但透过史籍我们看到，周代以后历朝历代仍有大量的天灾，更有不计其数未能载入史册的小灾害。这些灾害不仅让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还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和国家的秩序，甚至于颠覆政权、更替朝代。 崇祯十五年敲响的“瘟疫”丧钟 更可怕的是，人类的社会性行为招致了更多的天灾。所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天灾往往与人祸接踵而至，甚至于有些天灾根本就是因人的缘故而发生和扩大。 海瑞与大雪灾 中国抗灾救荒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明代以前的灾情记载十分有限，仅能通过正史的“五行志”和一些传说中了解概括。而从明代开始，留存下大量的地方志，尤其是县志中有大量的灾情记录，十分准确地记录了发生时间和分布地点。 从这些翔实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明王朝是一个饱受天灾的时代，“小冰河期”造成了很多洪涝和瘟疫，甚至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明朝的荒政中，可以探寻到大明朝天灾与人祸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灾祸连连，愈演愈烈明代雪景 明代所处的“小冰河期”，又被称为“明清宇宙期”或“方志期”，从1400到1900年，覆盖了明朝的大部分。 5000年间中国气温曲线（表示的是与1973年平均温度的差值） 当然“小冰河期”并绝非是冰雪连天的“冰川时代”，只是平均气温比现在稍低。根据竺可桢1973年绘制的“5000年来中国气温曲线”，明朝的平均气温大体上比现在低1℃到2℃。
就是这1℃-2℃的温差，给明朝带来了很多厄运。根据《中国救荒史》对各类灾情资料的统计，大明朝276年发生了1001次天灾，也就是平均每年3.6次——一年四季天灾不断。 明代不同天灾所占比例——数据来自《中国救荒史》 从明代不同天灾的分布中也可看出，受气候直接影响的“水灾”、“旱灾”、“雹灾”、“风灾”和“霜雪”，几乎占了明代天灾的一半，与“水灾”和“旱灾”相关的“瘟疫”和“蝗灾”又占去15%。 可见明朝所处的“小冰河期”造成了明代的多灾多难，也决定了明代天灾的一些特点。
明清时期气温变化曲线 长期的寒冷气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水。一些气候理论认为，地表温度如果下降3°，大气水分将减少20%，造成严重的干旱。 明朝的气温偏差还没有达到3°，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降水不规律，不仅旱情高发，水灾也同样严重。而且明朝的气温有较大的波动，有过明显的升降过程，这种气温变化趋势，在旱涝灾害的时间分布上有所体现。 明代特大旱涝灾害分布 注：数据来自《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其中各类“特大”级灾害的定义如下： 特大干旱：持续数月或跨季度干旱，或大范围严重干旱； 特大雨涝：舟行树梢，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黄河决溢：黄河改道，从决溢到堵口持续1个月以上，区域达数十县，受灾人口100万以上； 长江特大洪水：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长，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淮河决溢：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数尺； 从明朝的特大洪涝灾害整体情况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涝、决溢等特大水灾多很多。特别是景泰到崇祯的141年间，特大干旱达到70次，是洪武到正统年间的5倍！严重的雨涝、决溢也远高于明朝前期。
旱涝灾害的频发会造成颗粒无收、流离失所，老百姓饥寒交迫。然而这只是灾害链的起始，它们往往会诱发更多的次生灾害。 飞蝗遍野 其一，避无可避的蝗灾。
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视“蝗灾”为饥荒的三大元凶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灾多因“旱极”而起，危害也远甚于水旱。 四百年来中国开眼接纳世界第一人——徐光启 徐光启的看法被现代科学证实，蝗虫产卵的最佳产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时期水位消退，滩涂和裸露的河床给蝗虫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时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 000～5 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啃噬稻禾中的蝗虫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较低的植物为食，快速成长，紧接着再度繁育，然后在飞到其他地方寻找充足食物继续繁衍。这种恶性循环会让原本小范围的旱灾扩散为大范围的饥荒，农田、牧草乃至树叶统统被蝗群啃噬一空。
更可怕的是，蝗灾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旱灾的恶果，在时间上也有延伸效果。宋徽宗在位的崇宁年间，就曾发生持续两年之久的严重蝗灾，无疑给日薄西山的北宋政权带来沉重负担。 其二，可怕的瘟疫。
古代瘟疫 瘟疫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往往会成为旱涝灾害的重要次生灾害，而且在杀伤力上远比旱涝灾害更恐怖，救助难度也更高。 旱涝灾害时期，粮食短缺、家园破败，流离失所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免疫力大大减退。再加上旱涝灾害时期气温变化剧烈，又兴起了各种传染源，很容易引发瘟疫。
洪灾之下，处处都是水，却处处无净水 、首先来看水灾，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灾一旦发生，人们很难获得洁净的水源，而且洪水兴起时很可能从疫区或者土壤深层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时，在水灾中溺亡的人畜尸体难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败并滋生各种病菌和蚊虫，成为传染源。
干旱容易引发中暑 其次是旱灾，同样是疫情的高发期。旱灾往往伴随着高温，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们虽然不会挨冻，但却会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体在高温下快速腐败，滋生和散播各种危险的病菌。此外，旱涝灾害都会加剧鼠患，这一重要的疾病传播源进一步加快疫情的扩散。
“旱灾 蝗灾 瘟疫” 最可怕的当属“旱灾 蝗灾 瘟疫”的“组合拳”，仅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两起这样严重的“复合灾害”。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晋、陕五地大旱，而万历十四年又爆发了大蝗灾和大瘟疫；明万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时发生大范围瘟疫和蝗灾。
明代的天灾受寒冷气候的影响最大，因此高纬度地区和水流众多的地区都成为灾情高发区。
1430-1450年灾害的地域分布 正统初年是一个天灾高发期，从这一阶段灾害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山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地域遭受的旱涝和瘟疫最多，其次就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 当然这种分布是通过史籍的记载体现的，因此其背后，不单纯是自然因素，还有很大的政治因素。
嘉靖年间人口分布 明代确立两京制以后，南、北直隶周边是明朝统治的重心。从嘉靖年间的人口分布图中看出，正统年间受灾最密集的地区，此时仍然是人口聚居地。 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是京畿的保护圈，部署了很多边镇，驻扎有大量军户，并且广泛实施军屯。无论哪种天灾兴起，都会造成北方的粮食紧缺、人口下降，动摇北部边疆的稳定。
塞北和江南 而江南则是明代的大粮仓和钱袋子，天灾的爆发，一方面减少了江南的劳动生产，一方面造成动荡，再加上倭寇肆虐，整个江南的生产力和经济就大打折扣。 再加上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之间的大运河支撑着南北的漕运命脉，每年有大量的物资在南京转运，通过大运河北上输送到北京，其中包括供给北方的粮食、上交国库的赋税以及进贡的珍宝。
大运河 简而言之，明代政府对这些地域的灾情最敏感。两京有两个中央的大量官员，还密布各种军队组织，上报和反馈最快，所以一丝丝的风吹草动也会牵动统治者的神经。再加上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灾情大量见于史册就不足为奇了。
山野之地，人迹罕至 相对而言，东南、西南一带，丘陵、丛林密布，人口密度低，生态被破坏的程度小很多。旱灾、蝗灾、瘟疫在这些地区很难兴起，政府也很难准确获悉小范围灾情，灾情少发且少有记载。
《晚明大变局》 从前文“明代旱涝灾害分布”中已经可以看出，从景泰到崇祯年间的特大灾害，明显要比洪武到正统年间高很多。其中特大旱灾70次，几乎是前者的五倍之多，可见越到晚明，灾情越重。 而明代不同时期，灾情的地域分布，也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大明作了十六帝，末帝崇祯不太平 以蝗灾为例，明代蝗灾在后期最重，特别是崇祯朝，16年里发生了33次蝗灾，几乎是一年两次。
更可怕的是，原本只发生在北方的蝗灾，在晚明开始南移。徐光启记录了天启元年的蝗灾，表示江南原本没有见识飞蝗的恐怖，结果当时飞蝗都肆虐到常州了。
江南农耕景象 甚至于华南、西南也都出现了蝗灾，这在以往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足见“小冰河期”的影响下，在气温最低的晚明，灾情变得更加诡异和疯狂。 鬼神之怒，污泥浊水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天灾，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老百姓、官绅与知识分子、皇帝，这三方的态度，决定了抗争天灾的过程和结果。
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科学技术不兴的年代，频繁的天灾让人们往往以为是鬼神之怒，认为平息了鬼神的怒气就可以渡过天灾，而平日里多多叩拜神灵就能消灾免祸。
四海龙王 旱涝、地震还有各种异象自然不用说，天气和地质的变化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神灵，老百姓也是各种龙王爷、土地爷、城隍拜个不停。还有两种灾害也被人们赋予了“神灵”的色彩，那就是瘟疫和蝗灾。
封神榜中的“瘟部鼻祖”——“瘟癀昊天大帝”吕岳 瘟疫是无形的天灾，让人难以捉摸，觉得有神灵主导。民间和道教的神灵崇拜，在文艺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封神演义》中就有好几位“瘟神”。
五瘟使者 其中最厉害的当属“瘟部鼻祖”吕岳，他还有四个徒弟称为“四方行瘟使者”，这些来源于道教的“五瘟使者”，认为是这些神灵在掌控瘟疫，不使瘟疫肆虐人间，因此要参拜祭祀。
“痘神”等神灵 还有颇具“明清特色”的“痘神”，明清时期天花肆虐，各地建庙宇乞求痘神保佑，被《封神演义》加工为“五方痘神”。
蝗化为虾
而对于蝗灾，古代的人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单独的物种，有“蝗鱼互化”和“蝗虫化虾”的说法，宋代陆佃的《埤雅》就曾记载“或曰蝗即鱼卵所化”。 而到了明朝时期，普遍认为蝗虫是虾变化而来，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甚至还为“蝗虾互化”列举了四种证据，并且认为去除水草可以短暂防治蝗灾。
虫王刘猛将军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就更加相信了。既然蝗虫和鱼虾互化，原本无灾害的鱼虾变成了蝗虫，岂不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反过来，抚平了上天的怒火，蝗虫就会化成鱼虾，灾害自解。虫王刘猛将军就是一种“虫神”的崇拜，老百姓认为他可以祛除蝗灾。
明代虫神庙分布 明代蝗灾盛行，甚至蔓延到华南、西南，“虫神庙”也遍布全国。 除此之外，老百姓还会在旱季请道士祈雨，甚至像“西门豹治邺”里一样供奉活祭。 这些愚昧的行为实属无奈，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作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一到灾年就苦不堪言。他们对各种天灾畏惧不已，又毫无办法，只能诉诸神灵保佑。
明代官绅
多灾多难的大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忧国忧民者有之，投机取巧者亦有之。
地方士绅义赈灾民 灾情一旦发生，负责任的官员们，奔波在抢险救灾的前线，亲力亲为，极力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富足的乡绅则拿出家资和存粮来赈济乡里，自发地救济百姓，为国家减轻一份负担、为灾民多谋一线生机。
西门豹治邺 另一方面，儒家弟子们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早在西汉就有“西门豹除巫治邺”的模范，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多有抨击灾荒时期的迷信行为。
明代荒政著作中的一部分 明代是荒政著作的高产时代，频发的天灾让人们惊醒，知识分子积极地探索抗灾救灾的理论。向上，他们谏言各种国家层面的荒政策略；向下，他们为老百姓普及灾害发生时的各种自救措施，纠正一些愚昧的迷信活动。
《荒政要览》中就指出老百姓迷信蝗虫不能扑打，错失早期防治蝗灾的机会。类似的很多备灾、抗灾经验都在各种著作中论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也曾进行归纳总结，并给出了很多可以当做食物的野草野菜，称为“救荒本草”。
《农政全书》中的“救荒本草” 注：《农政全书》中的“救荒本草”十分详细，不仅按照“草部”、“木部”等分门别类，列出生长地点和食用方式，有些还附带徐光启本人的食用经历。 相比于这些忧国忧民的官绅学士们，另外一些人的行径就龌龊不堪，趁着天灾祸国殃民。
私吞备灾粮 灾情爆发时，总是有大发国难财的恶人们，他们或是私吞备灾的仓储，或是直接贪墨救灾钱粮，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积物资待价而沽，视天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
古代焚表祭天 皇帝，又称天子，意指其为天地意志在人间的化身。所以一旦天灾降临，人们就会认为是上天在警示皇帝，说明皇帝在言行和治理国家上存在重大过失，这就是“灾异天谴”之说。
董仲舒曾阐释“天人感应”与灾异 这种说法不同于老百姓迷信的“鬼神之论”，而是源自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可以昭示世间灾祥。因此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臣们，也会以“灾异天谴”来谏言，借机陈奏皇帝在施政上的过失。
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皇帝本人也往往因天灾的发生而自责，甚至发下罪己诏。即使是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怠政的明神宗，在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也不得不因乾清宫、坤宁宫的火灾下罪己诏，承认自己在位期间的种种过失。
明成祖朱棣 而永乐年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前身）的火灾，也让朱棣惶恐不已，一度认为是自己的篡权夺位和迁都北京招致了天灾示警。 可见天灾，对皇帝是一种有效的警示，虽然不可能让昏聩的皇帝就此幡然醒悟，最起码有一定的反省姿态。毕竟天灾往往会成为导火索，引发内乱和外敌入侵等一连串的人祸。
黄河
元末的黄河决口就引发了“红巾军起义”，最终造成了元朝的灭亡，所以救灾也是救国。 无论是下发罪己诏，还是接纳朝臣谏言，都体现了皇帝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对于整个国家的荒政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天地不仁，自省自救无论人们持何种态度对待天灾，最终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荒政措施。
古代赈灾场景 明朝的天灾如此频发，却还是支撑了276年的国祚，可见在荒政上颇有建树。具体的明朝荒政，有防灾、备灾、报灾、赈灾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兵部、工部、户部、都察院、地方三司等不同机构的参与。
王恭厂爆炸 天灾具有随机性和极强的破坏性，一旦发生就会很快造成严重的损失，房屋坍塌、耕地冲毁、人畜伤亡，甚至于当地的官兵也会溃散。 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荒政，就是采取主动的防灾、备灾手段。
华夏治水的先驱——大禹 其一，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灾是最佳的选择，从源头上消除天灾爆发的诱因，极大地降低其爆发几率。天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对于明代尤其如此。明代最重的灾情就是旱涝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地动仪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冰雹、风灾、霜雪这样的极端气象灾害，既不能提前预知，也无法防御；地震等地质灾害，在现代社会都无法准确预知，更不可能根治。
中国最早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漕运景象 又何况黄河和江淮流域关系到农业生产、经济和漕运，明朝对兴修水利十分重视。
早在洪武年间，重视民生的朱元璋就下令，全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他还派出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设施，可谓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水利人才。
南京国子监
在中央机构中，工部下设都水司，主导全国的水利工作，并将其分为“转漕”和“灌田”两大类。并明确了闸坝、堰圩等水利设施，实现涝时蓄水、旱时泄水。值得一提的是，两京制下，都水司同样也是一南一北对称配置，水利工作有充足的管理者。
《大明会典》所载工部都水清吏司 以工部为主导，户部拨款，兵部和地方三司协调调拨军队或劳工，再不时地派出都察院御史到地方巡视水利工程，形成了完整的水利管理流程。 其二，未雨绸缪，备不时之需。 “闲了置，忙了用” ，老百姓都知道紧要的物资需要提前准备好，更何况国家的荒政。 灾害发生后，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明代通过“预备仓”制度来储备粮食，实施备灾。
粮仓
预备仓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建立的制度，由户部主管。预备仓的具体设置由地方州县官员负责，每个州县设置东南西北四个预备仓，选拔当地年长可靠的民众管理。
义乌的“南预备仓”旧址 预备仓中的粮食有多种来源，一是鼓励富足的民众捐献粮食，并给予“义民”称号、官位等奖励；二是直接贮存官粮，或以官田地租、税契、官银等为代价收购粮食；三是没收赃款，将罪犯的家产充公。
古代米行量具——米斗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预备仓的制度逐渐废弛，官方贮存备灾粮已不能满足救灾所需，又开始推行“社仓”制度作为补充。
朱子社仓 所谓社仓，最早由宋朝朱熹首创，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主导、民间自筹的仓储。不同于预备仓，社仓的粮食全部征收自民众，并区分出上、中、下三种家庭，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粮食，在灾时同样按照上中下赈济或贷给相应数量的粮食。
钦天监 天灾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当今的科学技术手段也无法准确预测，古代仅凭借钦天监观星象，更不可能预知。因此，一旦发生天灾，快速、准确地上报灾情是最紧要的，称为报灾。上报的方式是使用遍布全国的“驿传”系统，由兵部车驾司主管。
古代信息传递通道——驿传
在洪武年间，灾情上报并没有时限，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各地都有驻军且备灾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赈灾。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不敢不报，一旦瞒报灾情，地方的耆宿有权直接向朱元璋连名上诉，瞒报的官员直接处死。
考察灾情
到了弘治年间，政令没有洪武时期通达，为了不延误救灾，要求夏灾不得迟于五月、秋灾不得迟于九月上报。如果灾情存在上报不及时或有隐瞒、夸大、徇情等行为，由户部追究其责任。 那么如何判断地方上报的灾情是否准确呢，明朝还有专门的“勘灾”制度。
户部能臣——夏元吉 实际上灾情的上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则是向中央申请支援救灾，另外一个目的在于减税、赈贷等灾后重建工作。中央需要根据实际灾情来奏请皇帝，是否减轻赋税、减轻多少赋税、提供多少资金，这些都是关系国家财政的大事。 所以必须通过勘灾，实地考察灾情影响的范围，造册记录受灾家庭的姓名、田地、顷亩、税粮数目，并说明实际灾害损失。
明朝县官 这项工作起初是由地方州府官员负责，材料上报后再由户部派人复查。到了明朝中晚期，巡抚、巡按御史、地方按察司等逐渐参与其中。从这种多方协同监管的方式可以看出，明朝中晚期的行政机构叠加冗余、效率低下，而且贪腐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中央无法信任单独一方的监察。
亡羊补牢
勘明灾情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尽全力补救，减小损失，让老百姓尽管的恢复生产，国家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官员赈灾 其一，赈济灾民。 灾后最紧迫的是保住灾民的生命，只有保住了人，才谈得上将来的恢复生产。 赈济的手段有多种，主要是赈粮、赈钱和开设粥厂。
发放赈粮 赈粮和赈钱是最直接的赈济方式，直接将灾前备好的救济粮和银两分发给灾民，有时候还会视情况赈济一些布帛以供制衣保暖。 但是灾后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开粥厂的救济效果更快一些。其二，减轻负担。 救济只是应急，只能起一时的效果，灾情过后很长时间内，老百姓都不能正常地缴纳赋税。必须通过调整赋税徭役的方式来减轻负担，这种措施称为蠲免，往往要持续数年。
二度为皇的明英宗朱祁镇 明初蠲免并没有固定的制度，需要视实际灾情和国情国力而定。 再加上明初财政较为充裕，蠲免的力度要大很多，正统十二年“大粮仓”江南遭遇饥荒，政府直接减免了150万担税粮。
蠲免文书
到了弘治年间，财力大减，由全面性的蠲免，改为按照灾情程度蠲免。而越到明朝后期，蠲免的力度越小，再加上官吏腐败，蠲免已经收效甚微。 其三，有偿赈济。
古代工赈 在明代，国家的赈济并非全都是无偿提供的。有两种主要的有偿赈济方式，工赈和赈贷，它们都是将赈济与恢复生产相结合。 所谓工赈，实际上是一种“再就业”。灾情发生后需要进行灾后重建，而很多农民失去了耕地短时间无法进行生产，此时正好以工赈的形式把闲散灾民征集为劳役。
古老的官方“贷款” 而“赈贷”如同当今的助学贷款、农业贷款一样，由官方出面提供救济性的“贷款”。 老百姓虽然脱离了险情，也免除了赋税，但却失去了生产资料。农民没有了种子、农具和耕牛，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需要各式工具。
此时由官方出面，向老百姓借贷生产资料，恢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作坊，等到丰年时老百姓再等额偿还。
明代御史
贪腐是荒政的大敌，而且和天灾一样无法完全杜绝，只能通过监察手段，尽量减少其损害。 荒政中的贪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不作为，二是借天灾中饱私囊。
大明巨贪严嵩 其一，懒政懈怠。
早在永乐年间就出现严重的怠政行为，河南一省的三司大员，居然全部对黄河决口视而不见、隐瞒不报。能在明朝前期就出现这种“塌方式”的怠政贪腐，明代有多少懈怠蠹虫可想而知。
懒政 懒政不只是在报灾环节，勘灾、赈灾中不愿意奔波劳累的官员大有人在，他们或许不贪墨国财，但是对饥寒交迫的灾民熟视无睹，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政绩而隐瞒实情。 其二，大发国难财。 另一类官员与怠政官员形成了两个极端，他们对灾情十分重视，过于“勤恳”，采取虚报灾情、贪墨备灾粮和救灾物资等方式快速致富。
和珅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和“纪晓岚”有一段精彩的对戏，即对救灾的辩论。有官员在赈灾的粥里撒上沙土，纪晓岚十分愤慨，而和珅却说倍感欣慰，因为只有掺了沙子的粥才能真正落到灾民腹中。
从明朝荒政要览的记述里可以见到这段演绎确有依据，早在明代就有掺生水和杂物来糊弄灾民的，更过分的是往粥里加上石灰。只是这些行为并不能如和大人所说，更好地救济灾民，反而会让灾民致病甚至死亡。
王用汲曾任南京佥都御史 为了整治这些贪腐行为，明代中央有都察院主管监察，而且是两京两个都察院的配置。都察院不定时地外派巡按御史，参与勘灾、巡视水利、督查仓储。通过前文也可以看到，明代的荒政拥有完备的体制，各项工作都在都察院的监察体系中，一些工程项目还会受到工科给事中的监察。 明代不同时期的荒政演变
天灾面前需要团结 天灾浩荡，需要举国之力共抗之，因而荒政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力、财力、政治制度、吏治，以及它的内外部环境、自然条件。 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大明王朝不同时期的荒政效果。
朱元璋与开国群臣 皇帝勤政、贤臣、能臣众多，虽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是对于灾情，起码可以尽量做到不瞒上不欺下。下面的灾情及时、全面、准确地上传，皇帝有充足的认知和重视，荒政体系可以快速运转起来。 再加上此时国力尚且充足，财政盈余、兵力充沛，荒政的反应速度和效率都很高。荒政主要偏向于主动防灾，重仓储、修水利，减小了天灾发生的可能性，减小了天灾的危害。
土木堡之变 皇帝虽偶有昏聩，但大体上勤于施政，官吏参差不齐，却仍有不少能臣可用。很多有力的荒政措施就是在正统年间制定颁发的，明英宗在三杨的辅佐下还是很有作为。 只是土木堡之变让国力大大亏损，宣德年间开始重用宦官，明朝政局开始出现宦官擅权、阁臣党争等弊病，腐败不断滋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荒政的效率，整体效果不如明朝早期，但尚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心只想当木匠的天启皇帝 皇帝不作为或者昏聩已成常态，宦官擅权、阁臣党争、吏治腐败已经如同顽疾，各种政治制度也开始走向僵化，不同机构在党争的影响下相互侵权，责任互相推诿、权利互相抢夺，只图私利、不办实事。 而且监察体系也已经失效，荒政体系不但废弛，更是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灾情不能正常上报，即使上报也无法引起皇帝的重视，在一些年幼的明帝眼里，上报的灾情不过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文字，他们没有切肤之痛，更没有忧患意识。
明末天灾中的李自成起义 而即便难得有勤恳的皇帝（崇祯）下旨救灾，生锈腐化的荒政体系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从贫弱国力里艰难挤出的救灾资源，基本上全都沦为贪官污吏的口中食。
大明1566中虚构的改稻为桑 更可怕的是人为酝酿的天灾，《大明王朝1566》里毁堤淹田的情节，虽非史实，但其背后的逻辑却让人不寒而栗。 党争之下，为了补亏空的严党不惜趁着汛期炸毁堤坝、水淹稻田，逼迫农民改稻为桑。而清流一党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视其为绝佳的机会，任由严党肆意妄为，一旦浙江百姓被逼反，局势无法收拾，严党就势必会倒台。清流们甚至将这种牺牲浙江一省来扳倒严党的行为，称作“剜肉补疮”。
清流党所谓的“剜肉补疮” 虽然没有类似的史实，但是这种党争下的疯狂，昭示着人祸往往也会酿成天灾，至少会让原本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天灾变得更加严重，以促成少数人的政治目的。 结语
人体靠免疫力自愈 如果把国家类比为一个人，灾荒就是各种疾病，而政府机构就是免疫系统。 只要免疫系统强大且正常运转，外在因素造成的种种疾病都会自然痊愈。但是如果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是机体自身产生了病变，那就失去了自愈的可能，病入膏肓直至衰亡。
思宗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明代的荒政，恰恰印证了这种规律。 诚然，频发的天灾在客观上削弱了明朝的实力，让大明朝一次次陷入财政、军事上的危机，劳动力短缺、粮食不足、财政赋税大大降低，这些都不断动摇着国家的根基。
明代饱受倭患之苦 而蒙古、倭患等人祸又频频发生，明朝政府疲于应付，可称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被天灾牵扯了大量精力，政务也必然逐渐荒废，更是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大大地激化了官民矛盾。
中流砥柱于少保 但是哪怕是在遭遇了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的景泰朝廷，仍能在7年任期内应付大量天灾。
李自成擒获朱常洵 可见明朝内政的腐朽堕化才是灭亡的主要因素，就像人体一样，免疫力失调才是最致命的，一旦免疫系统变弱，普通的感冒病毒也可以致命。 “小冰河期”独特的自然气候给晚明造成了比明代前、中期更为频繁、严重的天灾，再加上明朝的政府机构和制度存在缺陷，自身“免疫力”和“生命力”已经垂危，经受不起“小冰河期”的摧残，逐步走向了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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