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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北方青瓷的代表

 RK588 2020-02-17

听古琴禅意 品耀窑传奇 来自老程家的业余生活 00:00 07:09

北宋晚期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高8.5、口径20.8、足径4.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在我写《磁州窑——沾溉天下的著名民窑》一文过程中,查阅资料发现一些专家学者把耀州窑归属为“磁州窑系”,而另一些专家学者却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在南方越窑青瓷、北方邢窑白瓷“南青北白”交相辉映之后,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异军突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后来,耀州窑也确实烧造过不错的白地黑花产品,甚至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耀州窑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柴窑”!好吧,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拨云开雾,介绍北方青瓷的杰出代表——耀州窑。

耀州窑概述

耀州窑窑址,分布于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的黄堡镇和印台区的陈炉、立地坡、上店、玉华宫等处,其中核心窑区在黄堡镇。黄堡镇北距铜川市中心城区十五公里,南距耀州区十三管理。铜川,原名“铜官”,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设置铜官县,隶属北地郡管辖。公元575年(北周建德四年),铜官县改名同官县。公元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由于与“潼关”同音而将同官改名为铜川。从公元925年(五代后唐同光三年)起,历经宋、金、元、明、清,铜川地区(含黄堡镇)均隶属古耀州管辖,所以黄堡镇、陈炉镇周围的一系列窑区统称为“耀州窑”。直到公元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耀州降格为无管辖县的耀州,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改称“耀县”,公元2002年6月18日国务院撤耀县改为“铜川市耀州区”。这就是耀州窑不在现今的铜川市耀州区的原因。

黄堡镇位于柒水河西岸狭长小盆地上,附近出产煤和优质瓷土(当地方言叫坩子土),柒水河穿镇而过,流经耀州区与沮河汇合,镇的东西面均有大道,水陆交通非常便利,是得天独厚的置窑烧瓷场所。

从考古挖掘地层发现唐代器物和唐三彩来看,耀州窑始烧于隋唐。 因“耀州”在晚唐时期才设立,根据窑口命名规律,从其名称不叫“铜官窑”、也不叫“同官窑”而叫“耀州窑”来看,耀州窑在隋唐时期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应该属于非常普通的一般陶瓷窑。但是,如果就此而断定耀州地区陶瓷窑起源于唐代,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考古发掘的结论,只能就现场的发现来说话,并不能就此而推论到一个地区的全貌。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就在耀州地区的李家沟、吕家崖、瓦窑沟、狼咀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遗址中发掘出数量较多的新石器时期各种陶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一直是政治、文化核心区域,秦砖汉瓦、兵马俑、各种陶制器具的大量出土,足可以证明关中地区自远古以来陶瓷业的高度发达和渊源流传。所以,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黄堡镇窑场是耀州窑比较早的窑口,黄堡镇窑始烧于隋唐。

下面我们来整理一下古代文献关于耀州窑的记载。先看看间接文献——陆羽的《茶经》,不少关于耀州窑的书籍、文章往往忽略这个重要信息。

唐代 陆羽著《茶经》中卷“四之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陆羽,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死于唐德宗李适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唐代著名茶学家,被尊为“茶圣”。《茶经》成书于唐肃宗李亨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左右。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意思是茶碗,越窑的最好,鼎州的稍差、婺州的再差…。而《茶经》成书前后活跃的鼎州窑,是唐代一处不错的青瓷瓷窑。据文献记载鼎州窑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境内,但实际发掘发现,鼎州窑位于现在的富平县华朱乡银沟,即银沟遗址。晚唐时期,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公元904年)设置耀州时,富平县华朱乡银沟遗址所在地即隶属于耀州的华原县。之后五代十国、北宋分别设置大耀州之时,富平县更隶属于耀州。因此,鼎州窑属于耀州窑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部分业界专家、学者在书籍、文章中未涉及这一段,或者没有把鼎州窑与耀州窑联系起来,实属大意。

鼎州窑器(网络搜索图,未核实)

但在本文,如果未加特殊说明,本文的“耀州窑”专指铜川黄堡镇及其周围的陈炉、立地坡、上店、玉华宫等窑场。

陕西省富平县银沟遗址

最早直接记载耀州窑瓷器的文献是陶榖的《清异录》。

北宋初 陶榖著《清异录》卷下《器具》记载耀州陶匠烧造“小海瓯”  收录于《四库全书》陶榖出生于唐昭宗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本姓唐,因避讳后晋皇帝石敬瑭而改姓陶,在五代十国时分别在后晋、后汉、后周等做官,晚年追随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抢先拟好让周恭帝(柴荣的六岁儿子柴宗训)退位诏书,帮助赵匡胤登上皇位。在北宋政权建立后历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于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病逝,终年68岁。《清异录》成书大概在五代末、北宋初这段时间,是一部记录琐碎事项的笔记书籍,记录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其中的不少史料还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清异录》卷下《器具》中记载:小海瓯 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盌,状简古,号“小海瓯”;《清异录》卷下《酒浆门》中记载:甆宫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刘拾遗玉露春病于辛,皇甫别驾庆云春病于酽,光禄大夫致仕韦炳取三家酒,搅合澄窨饮之,遂为雍都第一,名“甆宫集大成”。甆宫,谓耀州青榼。榼指古代一种酒器。这两条记载包含三点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五代到宋初时期,耀州窑至少已经小有名气,其烧造的小海鸥已经受到士大夫阶层青睐;二是耀州窑烧造的酒器——青榼,此时已经成为大雅之堂的重要酒器;三是耀州窑此时烧造的是青瓷。陶榖的记载能够说明耀州窑在五代、宋初这段时间已处于繁荣状态。

北宋初 陶榖著《清异录》卷下《酒浆门》中记载“瓷宫,谓耀州青榼”  收录于《四库全书》关于“小海瓯”,北宋才子郑獬所撰《觥记注》中也有记载。郑獬,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出生,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去世,字毅夫,江西籍湖北安陆人,历任翰林学士、开封知府、 杭州知府。《觥记注》收录在明初陶宗仪所撰《说郛》卷九四中。《觥记注》描述的是从上古至北宋当时的历代著名酒器,包括各种珍奇器皿的形制、容量,并概述其来历及典故,记载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北宋 郑獬著《觥记注》收录于明初陶宗仪撰《说郛》(《四库全书》版)《觥记注》中提到的小海瓯与陶毂在《清异录》记载一样:“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盌,状简古,号小海瓯”。事实上,根据宋史记载,耀州窑在北宋宋徽宗崇宁(公元1102-1106年)年间,就已经向朝廷进贡瓷器了。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四十地理三《陕西》中记载“耀州贡瓷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耀州进贡瓷器,不仅在《宋史》中有记载,在清雍正版《陕西通志》和乾隆版《钦定续通典》中都有相应的记录。

清雍正版《陕西通志》卷二十六 记载“耀州贡瓷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雍正版《陕西通志》卷九十九“拾遗第二”碎   收录于《四库全书》

当然清雍正版《陕西通志》里的记载,不排除照抄《清异录》、《宋史》的可能。但这些资料足可以说明,耀州窑当时确实在向朝廷进贡瓷器。我在这里要多说一句,一些收藏界人士和一些文章,把“向朝廷进贡”作为“官窑”的依据,这是不对的。各地衙门把本地区最好的特产进贡中央朝廷,是一种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有的进贡盐巴、有的进贡绸缎布匹、有的进贡木材草料,你不能说这些都是官办机构吧!一般的运作模式是官府衙门在这些优质特产中的窑啊、作坊啊之类的机构进行订制、采买,再以衙门的名义上供朝廷,朝廷依照进贡物品的质量、数量给官府以相应的报酬或抵扣。所以,耀州窑进贡瓷器,并不能说明耀州窑曾经就是“官窑”。

南宋 陆游著《老学庵笔记》   收录于《四库全书》那么,耀州窑进贡的是什么类型的瓷器呢?根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陆游是在北宋出生的南宋人,生于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11月13日,死于南宋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1月26日,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老学庵笔记》是陆游创作的一部笔记,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书中的佼佼者。陆游的记载说明,耀州窑在仿学越窑秘色瓷,但质量比秘色瓷差,只有在饭店食肆中常用。这似乎不应该是耀州贡瓷的主打品种。因陆游写该笔记应该在南宋时期,此时期耀州窑所在地区应该在战乱时期或在金国统治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陆游所记载的耀州窑仿烧越窑青瓷应该是北宋时期,记载的内容应该是陆游自己的听闻。

南宋嘉泰版 施宿著《會稽志》卷十九“耀州仿越窑造青瓷”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宋宁宗嘉泰版《会稽志》明确记载了“今耀州陶器也叫越器”,明确说明耀州窑在仿烧越窑青瓷。这个“今”应该是指南宋宋宁宗嘉泰年间,即公元1201年至1204年。此记载说明耀州仿越窑已经持续到金代。

南宋 周煇著《清波杂志》卷五《定器》中记载“耀器白者为上”  收录于《四库全书》

耀州窑仅仅是仿越窑青瓷吗?南宋周煇著《清波杂志》卷五《定器》中记载“耀器白者为上”。周煇也和陆游一样,属于北宋出生的南宋人,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死于南宋宋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南宋学者、藏书家。周煇在《清波杂志》的《定器》中提到“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这个记载说明,耀州瓷器也生产白瓷,且是质量最好的。

清雍正版《陕西通志》卷四十三“磁器”概括了耀州瓷器品种

清雍正版《陕西通志》卷四十三《磁器》中概括了耀州瓷器的品种:耀州同官陈炉镇仿越窑生产青瓷,耀州明月山生产白色瓷器。这些记载说明,耀州窑既生产仿越窑青瓷,也生产白瓷。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的唐三彩 耀州窑博物馆藏

根据考古发掘表明,黄堡镇窑在唐代大量生产唐三彩。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大家都知道,河南巩县窑是生产唐三彩的专门窑口。唐三彩作为一种二次烧成的陶制殡葬用具——明器,在唐代甚为流行,不仅广泛使用,还规定多高的官衔、地位使用尺寸多大、多少数量的三彩佣来陪葬。这种殡葬制度是大唐朝廷自上而下非常普及的,由此推测以大唐首都长安为中心的核心区,唐三彩的需求量应该比东都洛阳更大,而长安地区也不可能大老远从巩县窑运输三彩器而来。因此判断长安周围应该有更大规模的唐三彩烧制窑口,而且比巩县窑更早、更权威。黄堡镇窑大量生产唐三彩证实了这种判断,考古发掘专家禚振西女士说:“黄堡窑是唐三彩的故乡”。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陶制建筑物琉璃构件 耀州窑博物馆藏

唐代地层发掘不仅有唐三彩,还有数量不少的建筑物琉璃构件。唐代早中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蒸蒸日上,催生着建筑业、制造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黄堡镇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黄堡镇唐代创烧时期大量陶制建筑构件与唐三彩制造作坊出土,映证了大唐盛世之蓬勃、活跃的社会形势。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黑釉瓷器 耀州窑博物馆藏

根据考古发掘,唐代耀州窑的瓷器琳琅满目、品种繁多。有白釉瓷、黑釉瓷、黄釉瓷、青釉瓷、茶叶末釉瓷、花釉瓷、素彩瓷、黑釉剔花填白彩瓷等,以青瓷居多。器物种类以碗、盘、缽、盏、罐、盂、盒、灯、盏托、瓶、盆为主,碗、盘、盏、钵最多,还有不少动物瓷塑小品。这时期的耀州窑广学天下、博采众长,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南青北白”均是模仿的对象。

陕西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唐至元)唐代黄堡窑的原料粉碎使用石碓臼和碾盘,露天进行。成型、纹样装饰和施釉的作坊为半地穴土洞式窑洞建筑,不完全在室内。

唐代陶瓷作坊

五代时期黄堡镇窑的釉色品种减少,青釉瓷占大多数,制瓷工艺与水平均有所提高,突出表现在模仿越窑秘色瓷。器型多以模仿金银器形状,酒具、茶具、餐具明显增多。瓷器的造型也由唐代的浑圆饱满,发展变化为精巧毓秀。装饰手法有划花、刻花、雕花、印花和贴花,其中划花纹样以线条纤细、流畅、多变是自唐代创烧以来最为独到的。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瓷器 耀州窑博物馆藏五代时期黄堡窑的原材料准备以及成型、纹饰作坊与唐代基本相同。五代与唐代一样,均使用马蹄形拱顶馒头窑,以柴草为原料。早期窑炉还有唐三彩窑炉、石灰窑(烧釉料)炉、其他陶窑炉等。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的印花纹碗 耀州窑博物馆藏

经过唐代、五代的不断发展,并随着宋朝文化、科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耀州窑到北宋时期已达到其鼎盛阶段。鼎盛时期的耀州窑形成“十里窑场”的巨大规模,不仅产品种类有明显的增加,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产品以生活中常用的盘、碗为主,并有壶、镶、盆、炉、钵、瓶、盆、盏托等多种器型。每种器皿都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如碗、盘可分作六折、十折、葵瓣、卷口、直口、荷叶口等多种样式。瓶也有平口、卷口、长颈、短颈、丰肩、折肩、硬腹敛腹等多种不同,其它器物也都如此。印花纹饰的内容取材比较广泛,常见的有缠枝、折枝牡丹、莲花、菊花、凤凰牡丹、飞蛾、飞鹤及婴戏等图案,以印花婴戏最为流行。有的婴儿在竹枝上打秋千,有的在梅竹内做游戏,有的在莲花束上作出骑竹马、荡秋千等动作,栩栩如生,令人喜爱。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来形容此时的耀州窑,已十分恰当。

黄堡窑宋代制瓷作坊和窑炉宋代黄堡窑采用大型石碾槽粉碎法制作原料,露天进行。碾槽由弧形石条组合而成,直径7米,中心用柱固定,使用畜力牵引碾轮,沿环形凹槽转动将原料粉碎。再经石砌的箕形陶洗池进行陶洗,随后将泥浆注人沉淀池或成批的大缸中进行沉淀和陈腐,备制出适用的泥料来。成型、纹样装饰和施釉均在室内作坊完成,作坊多为砖石结构的窑洞建筑,内中有拉坯成型用的转轮、成型或模印纹样用的范模、烘乾器坯用的火坑、施釉用的釉缸等等。宋代窑炉以煤炭作燃料,窑炉结构更具科学性。 

黄堡镇窑出土青釉刻划罐 耀州窑博物馆藏鼎盛时期的耀州窑在北方影响很大,各地窑口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耀州窑为代表的北方青瓷窑系, 包括河南临汝窑、 宜阳窑、新安县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窑店大窑、甘肃天水秦窑等等。

北宋 耀州窑银扣花青釉刻花钵 陕西省蓝天县北宋吕氏家族墓葬出土 一级文物进入金代,由于战争破坏和社会经济下滑,耀州窑的生产由繁荣一度转向萎缩,但持续保持生产状态并有所发展。此时期耀州窑仍以烧造青瓷为主,兼烧酱釉瓷、窑变天目瓷、黑瓷,此外还大量烧造青白釉瓷。其中青釉瓷、酱釉瓷、窑变天目瓷、黑瓷属于延续宋代生产,青白釉瓷为金代创烧。器类有碗、盘、碟、盏、壶、盒、枕、炉、灯、瓶、洗、杯、钵等,还有人俑。金代大量使用模范印花,是翻模复制新工艺的出现的显著标志,生产趋于标准化,生产能力大量提升。印纹模范有婴孩戏莲纹、缠枝菊花纹、折枝牡丹纹、交枝牡丹纹、水波鱼莲纹、缠枝牡丹纹、折枝花纹、六格梅花纹、折枝卷叶纹、忍冬纹、团菊纹等,还有贴花人物范、器足范等象生造型模范和素面八棱杯等器皿造型模范,既有阴纹内范也有阳刻的母范。

黄堡镇窑出土印花范 耀州窑博物馆藏进入元代,黄堡镇窑的生产出现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原来的主打产品——青瓷明显衰落,产品粗制滥造,每况愈下;二是白地黑花瓷器却异军突起。这时期耀州窑青瓷主要供应民间百姓,品种有碗、盘、罐、灯盏、瓶、壶等,以碗盘为主,装烧方法简陋、产量极大提升,装饰纹题材以游鱼、莲花、菊花、水波、钱币为主,都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图案醒目、风格粗狂。金元时期的泥料准备、室内作坊、窑炉基本与宋代类似。

黄堡镇窑出土盘 耀州窑博物馆藏耀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的迅猛发展,明显是受磁州窑的影响。这也是一些磁州窑研究学者把耀州窑作为磁州窑系的窑口的主要原因。白地黑花瓷器的工艺我在《磁州窑——沾溉天下的著名民窑》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耀州窑白地黑花工艺与磁州窑几乎相同,产品也是以民间生活实用器为主,如盘、碟、盆、高足杯、把足碗、大口罐、广口板沿盆、双耳瓶等,纹饰以花、鸟、鱼、枝叶、蔓草、诗文等。当然,以此为据把耀州窑说成磁州窑系的窑口,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黄堡镇窑出土白地黑花纹罐 耀州窑博物馆藏传统的黑瓷、白瓷在元代又得到复苏,有大量烧制,器型主要有碗、盘、碟、罐、枕、灯盏、烛台、酒盅、油瓶、香炉等,器物特色是浑厚、坚固、耐用,素面无装饰,大多施半釉,圈足、外底露胎。

黄堡镇窑出土烛台 耀州窑博物馆藏黄堡镇窑在元代一直走下坡路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连年的战乱给瓷窑造成巨大破坏,这是主要原因;二是元朝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南方价廉物美的瓷器如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瓷器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给当地瓷窑给与致命打击,加上黄堡窑创新力不足,黄堡镇窑逐渐被市场抛弃。

元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 口径8、足径8.1、高28.8cm 耀州窑博物馆藏黄堡镇窑停烧之后,附近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等镇的瓷业相继形成规模,炉火不息,成为耀州窑重要的中心窑场。民国《同官县志》记载:“自黄堡瓷失传后,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惟陈炉耳。”

明代 耀州窑白釉剔刻八仙纹罐 西安建工局明代瓷器窖藏出土曹昭在元末明初写的《格古要论》中,对耀州窑竟然只字不提,这足以说明此时的耀州窑,不仅声誉衰败殆尽,而且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与意识。

民国 陈炉窑出品 口径11.5、足径16.6、高33cm 耀州窑博物馆藏明代及明代以后,陈炉镇窑一直延续烧造很长时间。但是,其产品粗制滥造,毫无耀州窑鼎盛时期之特色,仅供当地民众使用。

德应侯碑与耀州窑址发掘

耀州窑是我国解放后较早发掘的古窑址,这得益于我国陶瓷历史上第一座窑神碑——德应侯碑的发现。德应侯碑的发现,还真具有传奇色彩。

田野考古学家 陈万里

陈万里先生在1951年组织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对河南修武当阳峪窑进行调查时,发现当阳峪窑山上有座窑神庙,庙里还保存一座北宋宋徽宗崇宁四年的石刻碑记,石碑的名称叫“怀州修武县当阳村 土山德应侯 百灵庙记”。碑文记载,当时当阳峪窑的工人,远去耀州黄堡镇,绘制耀州窑神面里的神像,回来在当阳峪立庙。因此,陈先生判断,耀州造瓷成就很高,很受当阳峪窑的崇拜,同时断定耀州也应该存在窑神庙及窑神碑。

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德应侯碑

1954年陈万里、冯先铭等专家到黄堡镇调查窑址时,问及陪同人员竟无人知晓窑神庙之事。走访时有位老者指着当地一所小学校(现为铜川市第四中学)说好像这就是窑神庙,当走近查看是一座东岳庙紫极宫,现已改为学校。陈先生等人在学校转悠时,发现有一块石碑被当作学生的饭桌,仔细一看,“德应侯碑”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德应侯碑现被保存在西安碑林,在运输或保存过程中断为两截。

德应侯碑拓片德应侯碑碑文如下: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三秦张隆撰并书及题额熙宁中,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粤明年,时和政通,奏土山神封德应侯。贤侯上章,天子下诏。黄书布渥,明神受封。庙食于古,不其盛哉。侯据黄堡镇之西南,附于山椒,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人犹是赖之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助也。至有绝大火,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必曰神之化也。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瓷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悉化为白泥,殊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其灵又不可穷也。殿之梁间,板记且古。载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侯之庙中,永报休功,不亦宜乎。一方之人,賴侯为衣食之源,日夕只畏,曾无少懈。得利尤大者,其惟茂陵马化成耳。岁以牲豚荐享之,义喜施財,为之完饰。此真所谓积善之家,宜有余庆者也。易曰:“显诸仁,藏诸用”,正合侯之功矣。隆退栖林泉之下,久不弄笔砚。一日,太原王从政至于门,且言马君事,侯之勒碑为文,刻诸石,将使万古之下,传知无穷。又皆知侯因阎太守而列位于王公之下矣。斯诚可纪,固无惜荒唐之言,直笔以书之。大宋元丰七年九月十八日立石镇将刘德安、张化成三班奉职监耀州黄堡镇酒税兼烟火吕闰茂陵马化成施石立碑,男马安、马信、马明太原王吉掌勅看庙清河张昱州人刘元刊这座徳应侯碑,立于北宋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撰文张隆,书写张隆,刻碑人刘元,出钱立碑人马化成和他的三个儿子。碑文详细记述了北宋宋神宗赵顼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耀州太守阎公奏请天子封山神为德应侯一事。根据明嘉靖时期李廷宝、乔世宁篡修,明嘉靖三十六年 刊本的《耀州志》卷五中记载:“耀州太守阎充国奏请朝廷封黄堡镇山神为德应侯”得知,耀州太守阎公指阎充国。不过,根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阎充国后来被朝廷治罪。

明嘉靖 李廷宝 乔世宁篡修 明嘉靖三十六年 刊本《耀州志》卷五中记载:耀州太守阎充国奏请朝廷封黄堡镇山神为德应侯

元代 托克托撰《宋史》卷九十五 志第四十八记载:耀州知府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收录于《四库全书》碑文详细讲述山神德应侯的位置、黄堡镇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形——据黄堡镇之西南,附于山椒,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讲述陶瓷业对当地居民的重要性——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讲述耀州窑产品的精致程度与高质量——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讲述耀州窑精湛的制坯工艺——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讲述耀州窑的烧窑工艺——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讲述耀州窑胎的致密(烧结)程度——击其声,铿锵如也;讲述耀州窑的釉色——视其色,温温如也;总结耀州窑器为什么受欢迎?——神之助也;总结耀州窑器为什么这么精巧绝伦?——神之化也;讲述窑工们的制瓷与生活方式——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瓷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悉化为白泥,殊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其灵又不可穷也;讲述高超的技艺从何而来?——游士柏林…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窑民感恩柏林——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侯之庙中,永报休功,不亦宜乎;窑民更感恩衣食父母山神——一方之人,賴侯为衣食之源,日夕只畏,曾无少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述窑业的生产关系——得利尤大者,其惟茂陵马化成耳(窑民只是养家糊口,而发财的是茂陵马化成——民窑典型特征);每年财主马化成都要祭祀山神、施富济贫——岁以牲豚荐享之,义喜施財,为之完饰;表扬马化成的积德行善之举(指立碑和施善)——此真所谓积善之家,宜有余庆者也。易曰:“显诸仁,藏诸用”,正合侯之功矣;最后说明写碑文和立碑的过程。

明嘉靖 李廷宝 乔世宁篡修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耀州志》卷二》古迹》中记载:窑神德应侯的来历与变迁关于窑神德应侯的来历与变迁,在明嘉靖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耀州志》中又明确的记载:黄堡镇在金代是一个重镇…镇里古时候有陶瓷窑,当地人建紫极宫来祭祀山神,北宋熙宁年间耀州太守阎充国启奏朝廷将山神封为德应侯,以护佑陶瓷烧制。也祭祀山西人柏林老人传授给当地人烧制陶瓷的技术。如今黄堡镇已经不烧了,转移到陈炉镇烧制陶瓷,并按照黄堡镇一样在陈炉镇也建起一座寺庙来祭祀德应侯……。

2017年8月陈炉镇重新建设的窑神庙《德应侯碑文》这样详尽的内容,确确实实是研究耀州窑和中国陶瓷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石刻实物文献资料,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德应侯碑的发现是我国陶瓷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

1958年发掘黄堡镇古窑址出土的瓷窑及作坊遗迹 上图为制料场、下图为瓷窑195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随后将耀州窑址指定为考古的重点遗址之一,对黄堡镇古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之所以把耀州窑遗址作为首先发掘对象,得归功于《德应侯碑文》的清晰记载。考古发掘由唐金裕领队,发掘时间为1958至1959年,是我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27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瓷片标本8万多块。

黄堡镇古窑址出土的窑具和瓷器 耀州窑博物馆藏考古人员以发掘为依据,编写《陕西铜川耀州窑》一书,为耀州窑的研究奠定了实物基础和科学资料。

1973年5月,因铜川市灯泡厂基建工程施工挖到耀州窑遗址,逐由禚振西女士主持对黄堡和玉华的发掘。发掘面积413平方米,清理出瓷窑8座、瓷片2万多块。这次发掘找到五代青瓷和唐、宋多个瓷类品种。

唐代黄堡窑三彩作坊遗迹1984—1997年,杜葆仁、禚振西主持对耀州窑古窑址进行最大规模、最长持续时间的发掘。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15000平方米,清理出瓷窑和作坊近百座,出土陶瓷标本100多万片,其中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万件。还有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窖穴以及大量的作坊具、模具、窑具、支烧具等。

唐代黄堡窑出土的三彩马 耀州窑博物馆藏这些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五个历史时期文化层,找出文化层之间的叠压关系,全面系统揭示黄堡窑场唐代至明代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找出从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系统地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特别是新发现的唐代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和各种彩绘瓷,以及找到五代的淡天青瓷和“官”款青瓷。

唐代黄堡窑出土的三彩龙头构件 耀州窑博物馆藏过去一些专业人士因为没有找到耀州窑古窑址,把这些北方青瓷武断说成是“东窑”出品,或说成“北龙泉”、“北丽水”、“秦窑”甚至汝窑的出品,这次发掘一并予以澄清和纠正。

唐代黄堡窑白瓷双耳罐 耀州窑博物馆藏这一系列发掘形成的考古文章、考古报告以及《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等书籍,为深入研究耀州窑提供了全面系统 的科学资料。

2002—2003年,禚振西、薛东星主持对耀州窑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大窑场(离黄堡中心窑区15公里)进行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重点对立地坡、上店的部分烧造区进行发掘。立地坡发掘面积551平方米,清理出窑炉5座,出土陶瓷标本10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1200多件,找出金、元、明、清四个文化层,说明立地坡窑区烧造延续到清代。上店发掘面积89平方米,清理出窑炉1座,出土陶瓷标本1万多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200多件,找出金、元、明三个文化层,说明上店窑区烧造只延续到明代。以以上考古调查和试掘为依据,编写出版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揭示出黄堡镇的耀州窑中心窑场东移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立地坡瓷窑遗址及出土的陶瓷器 耀州窑博物馆藏考古队对陈炉窑址的调查与发掘一直持续进行。发掘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发现窑炉20多座,找到金末、元、明、清、民国、解放初等时代的文化层,出土陶瓷标本20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3000余件。说明陈炉窑区持续烧造至现代。

耀州窑的成就

是什么因素使得耀州窑能够延续千年的窑火不绝?我从四个方面来总结耀州窑的成就。

耀州窑成就之一:始终保持民窑性质我在《磁州窑——沾溉天下的著名民窑》一文中讲到,磁州窑之所以能成活时间很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扎根民间、保持民窑性质,这样才能行以致远。那么,耀州窑之所以延续千年窑火不绝,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划花罐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与民窑对应的是官窑,就是官府衙门或朝廷办的窑,包括官窑和御窑。在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真正的官窑是从南宋才开始有的,即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真正的御窑是明清开始才有的。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划花三足罐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事实上,官窑或御窑都是短命的,为什么?概括原因有四:一是因为瓷器自诞生起,在生活用器方面,主要以仿青铜器、金银器为主,初期的质量还相当粗糙,并不为上层社会尤其皇族器重并首先使用,除明器外其主要使用人群是中下层人士或民间百姓,即瓷器窑场从诞生即具有民窑特征。二是朝廷或官方即使对瓷器有需求,其需求量并不大,而且需求也不具有连续性,这对瓷窑的发展和延续是极其不利的,只有把产品供应目标定在市场,才具有连续性。三是朝廷或官方用瓷对质量要求极其苛刻,往往不计成本以满足小众需求,而朝廷投入往往有限,所以官窑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同时,官窑由于高成本运作,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往往比民窑差,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用不起昂贵的器物,越窑后期衰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四是官窑的生命周期往往受到朝廷更迭、内斗、战争的影响,可能瞬间灭亡,风险极大,只有民窑才能做到远离政治纷争和朝廷更迭之祸。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双凤流执壶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有人会问,天子都封窑神为“德应侯”了,耀州窑难道不是官窑?不是的,对于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子民凡是有成就的,皇帝都应该予以褒奖,就像皇帝给一些守妇道的寡妇立贞节牌坊一样,关键就看地方官去不去申报。

耀州窑青釉刻花双凤流执壶 局部细节

有人会问,耀州窑遗址出土不少带有“官”字的瓷片,难道不能说明耀州窑是官窑吗?不能。理由我之前的文章已经多次讲过。比如邢窑、磁州窑都有过带“官”字的瓷器,这只能说明官府在瓷窑订购过瓷器,瓷窑为了区分哪个客户、对官府订购瓷十分重视,窑工才写上“官”字的。这些“官”字,写得既不工整,也不美观,书写比较随意,也应该解释为窑工的小批量标记行为。

耀州窑青釉刻花双凤流执壶 局部细节

有人会问,史书都记载着耀州窑有贡瓷,难道不能说明耀州窑是官窑?不能。理由我之前的文章也已经多次讲过。事实上,地方衙门每年都有进贡的任务,地方官会从本地区订购一些有名气的土特产去进贡给中央朝廷,比如贡梨、贡粮,并不能说明产梨、产粮的农户是官办的。耀州窑进贡瓷器,只能说明当时在耀州地区耀州窑的瓷器声誉最好,也不能说明它就是当时天下最好的。

耀州窑青釉刻花双凤流执壶 局部细节

事实上,只有始终坚持服务市场和老百姓的瓷窑,才能走得更远、笑到最后。

耀州窑成就之二:广学天下,博采众长耀州窑作为民窑,和磁州窑一样,并不具有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那样的名窑在社会上层的影响力,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朝廷或官府衙门的帮助和庇护,也难以获得额外的发展资源,他只有靠自身的努力,瞄准市场需求,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才能有生存的机会。

黄堡古窑址出土的唐代三彩明器和建筑构件 耀州窑博物馆藏从耀州古窑址发掘揭示的各个时期文化层来看,耀州窑的适应市场能力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唐代时大规模生产明器——唐三彩,满足社会厚葬风的需求,还满足建设庙宇、楼台亭榭对建筑构件的需求。

月白釉耳洗 高6、口径15.4、底径4cm 1988年陕西省耀县柳林镇窖藏出土 耀州窑博物馆藏鼎州窑就是耀州窑的前身。继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南青北白”竞相辉映之后,耀州青瓷悄然登上舞台,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青瓷所开辟的青瓷造型和装饰艺术风格,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然而,正如耀州窑自身的成长历史一样,耀州窑青瓷风格的成熟和发展也经历了模仿、创新、再创新的过程。当然,首先是学习和模仿。

月白釉龙首八角杯 高4.8、杯口长边长11、短边长9.8、底径4.5cm 1986年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文前已经所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嘉泰版《会稽志》、周煇著《清波杂志》中都记载着“耀州在模仿越器”,说明耀州窑在学习、模仿越窑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上,耀州窑不仅模仿,更致力于创新。从唐代开始到元代,当越窑达到鼎盛时期,鼎州窑开始模仿,从陆羽《茶经》中的比较可知,就茶碗而言,鼎州窑仅次于越窑、比其他窑都好的水平;当越窑青瓷开始衰落时,耀州窑青瓷达到鼎盛;当越窑青瓷完全衰落殆尽时,耀州窑青瓷在持续烧制。通观其整个发展历史,耀州窑青瓷生产有两次高潮,一次是晚唐到五代时期,一次是宋代中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青瓷的烧制还有一次小小的高潮,就是月白釉的成功烧制。

月白釉三足炉 高9.5、口径9.7cm 1992年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耀州窑青瓷不仅模仿越窑,还模仿临汝窑,生产过不错的天青、粉青、淡青釉瓷器。这期间还模仿过建窑黑釉茶盏,不过没有掀起大的浪潮。耀州窑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学习加创新,比如使用化妆土来弥补胎土的问题,以达到更佳的效果。

月白釉玉壶春瓶 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元代以后,耀州窑模仿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耀州窑青瓷的生产逐渐被磁州窑风格白釉黑花瓷及白瓷和黑瓷的生产所代替。

月白釉执壶 高11.6、口径1.5、足径5.1cm 1988年陕西省耀县出土。耀州窑博物馆藏

耀州窑成就之三:独特的工艺、造型与纹饰,巧如范金耀州窑在器物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在学习各大名窑的基础上,比照金银器造型和韵味,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家知道,青瓷之美主要通过釉色釉质来体现,但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是胎的颜色,正所谓釉若是皮肤,胎便是表皮下的真皮和皮下之骨。表皮之色往往通过真皮来衬托。

唐代 耀州窑茶叶末釉注子 高17.6、口径10.8、底径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注子亦称“执壶”,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壶唐代黄堡窑青瓷,早期由于胎土加工技术落后,胎内杂质颇多,胎体呈黑色。为掩盖黑色胎体对器物观感的影响,窑工们曾在胎体表面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但很难达到越窑那种釉色均匀的效果,于是积极探索改变胎色。到了晚唐,胎色和当年越窑一样,已成青灰胎,能把透明的青釉色调衬托得十分幽深。然后试着学越窑那样不用化妆土,但胎质中因杂质而形成的斑点暴露无遗。只好再次施用化妆土,将胎质中的杂质斑点掩盖,使器物呈色均匀。

五代 耀州窑青釉葵瓣口碗 高7.5、口径19.2、足径7.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到五代后期,黄堡窑的胎色已经呈灰白色或白色,质地细腻,可塑性强,器物薄胎化,有的胎厚仅 1 毫米多。器物造型美化,多种器型仿金银器化,高档、精致,如酒具、茶盏、碗、盘等,使用葵口、海棠花口、瓜棱腹、多折腹等装饰,有的做出如金银器般花折,其造型风格可用精致细巧、秀丽典雅来概括。到这时,黄堡窑已经不同于越窑,其产品已经实现自己的创新。

宋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 高22.5、口径5、底径6.8cm 首都博物馆藏宋代青瓷产品种类几乎囊括了日常用器的所有品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造型多样化。器胎多数较薄,碗、盏等器腹的线条偏于斜直,搭配高且窄的小足,相比于唐代的饱满大方、五代的高挺秀丽,小巧精致中透出一种冷峻和理性。胎土细腻坚致,胎色浅灰或微泛红、类似香灰色,是耀州窑历史上胎质最好的时期,比五代时期有很大提高,达到了巧如范金的程度。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高19.9、口径6.9、足径7.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刻花青瓷以盘碗为多,瓶类较少。此瓶小口短颈,衬出瓶身的雍容饱满,刻线处积釉色深,凸起处色较浅,使花纹更加清晰,有立体图案的效果,为耀瓷中的精品黄堡窑巧如范金还体现在器物纹饰的美化上。黄堡窑从五代晚期开始出现剔花瓷,器外花纹满装,且多为大花大叶,线条饱满流畅,颇似盛唐风格,给精巧秀丽的器物增加一些高贵富丽之气。这种装饰手法也是受到金银器的影响,是宋代深刻花青瓷的源头。

北宋晚期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高8.5、口径20.8、足径4.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装饰多取婴戏纹题材,此类构图还有两婴荡秋千、四婴戏把莲等青瓷橄榄绿釉刻花、印花是宋代耀州窑最典型的装饰手法,纹饰题材有各种缠枝、折枝的牡丹、菊花、莲花等,动物纹样有水波三鱼、双鸭、飞凤、龙、鸳鸯戏莲等,富有生活气息。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凤衔牡丹纹枕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刻花先以立刀刻出大致轮廓,再以斜刀镟掉花纹轮廓外的胎面,花纹凸现,立体感强,使图案花纹有浮雕的效果。运刀圆活而有力,刻痕也极富力度感和韵律感,遒劲犀利的轮廓痕与潇洒流畅的花纹阴阳映衬,对比分明。刻花的花瓣和叶面上又加以平湖细波般的篦划线条, 更显丰富华美。

宋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 高24.5、口径5.5、足径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瓷器多为灰白胎,但多数器物透过青翠的釉层,使人感到的却是洁白、细腻的胎体,仿佛上釉前曾施一层化妆土这种遒劲有力、潇洒醒目且布满全器的刻花是在西北酣畅奔放、率真质朴的民风孕育下的产物,同时,那适合器形的花纹布局,严谨、和谐,枝叶比例均衡、匀称,图案中没有多余之笔画,又无疑是基于严谨、缜密思考下的创意,是富有活力的民间艺术与理性的文人雅趣的完美结合,是耀州窑数代工匠经验的提炼升华。

早期单纯的刻花工艺被更为复杂的刻划结合式装饰手法所取代,这样使得图案层次更为丰富立体,装饰效果也较前期有了较大优化

宋代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高7.4、口径17.8、足径4.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所以,耀州窑刻花瓷器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在民间广受欢迎、畅销不衰以至供不应求,同时也受到收藏人士的青睐。

宋代 耀州窑印花碗 高5.1、口径13.2、足径4.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釉印花吸取刻花纹饰在布局上的精髓,运用轴对称、旋转对称、均衡等原理设计适合纹样,构图繁密但主次分明,细致周到且动静相宜,但因工艺不同,稍显遒劲淋漓不足,沉静细腻有余,更接近宋代文人骚客的审美理念。

宋代 耀州窑青釉印花童子玩莲纹碗 高4.5、口径14.3、足径3.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陶范很多,上面阴刻的花纹因反复使用而磨损,从而证明了这一装饰手法在当时曾大量使用刻花印花青瓷到金代依然盛行。金代初年,刻花潇洒流畅,疏密有致,但不似宋代的犀利,后来变得愈来愈写意化、疏朗。印花向繁密和疏朗两个方向发展,尤其是姜黄釉印花,繁密者分层布局,稍有繁缛感,疏朗者逐渐显得简单潦草,纹样略感僵化生硬,呈现出耀州窑青瓷总体的衰落趋势。

金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 高7.6、口径21.3、足径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碗心中的图案原名“犀牛望月”,经过考证应为“吴牛喘月”。它出自《世说新语》:“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图案反映了北方金人统治下的汉族百姓对战乱带来的沉重的生活压力深感畏惧的心理概括起来,耀州窑器物的纹饰主要有以下三类为多数:植物纹饰、动物纹饰和人物纹饰:

耀州窑植物纹饰

耀州窑动物纹饰

耀州窑人物纹饰

耀州窑成就之四:独特的釉色,精比琢玉

讲完胎质,该说釉了。青瓷之美主要通过釉色釉质来体现,釉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环节。

唐代 耀州窑茶叶末釉罐 耀州窑博物馆藏唐代黄堡窑的青瓷釉色,大体经历了浅淡不匀,到青幽多杂质,再到相对纯正三个阶段。其中,多杂质的阶段主要是由于未施化妆土,胎土内黑疵点显露所致。到第三个阶段的晚唐,胎表又重新施加化妆土,使釉面变得纯净。但由于胎质变白,白色胎底也容易使釉色显得寡淡,为解决这个问题,黄堡窑增加了釉层的厚度,使釉色多重叠加,从而显得相对丰厚。五代时期的釉层又普遍再增厚,且釉内多气泡,这样,釉更显得乳浊不透,腴润含蓄。

唐代 耀州窑青釉罐 黄堡镇窑遗址出土 耀州窑博物馆藏五代时期最多的釉色是灰青色,这类青瓷多为施化妆土的青灰胎。化妆土将胎体内的疵点杂质完全包裹,釉层厚腻乳浊,而表面光泽度不减,光洁明亮。灰青釉器物囊括了所有的生活领域和高低档次,是五代一直到北宋初数量最多、最常见的釉色。

五代至宋初 耀州窑青釉深刻花三足盖罐 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窖藏出土薄胎厚釉是黄堡窑在学习名窑基础上的创新。五代中后期,出现天青、粉青、淡青、淡绿色釉,多数施釉较厚,釉层有乳浊不透的,也有透明如水的,但总体上光泽内敛、娇嫩淡雅,含蓄高贵。这类器物既有大众化的碗、盘、罐、执壶等,也有酒具、茶具等小巧玲珑的高档青瓷,前者胎体以青灰胎的居多,后者多为仿金银器的薄胎造型,其中白胎或灰白胎居多。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 高48.4cm 口径7.5cm 底径11cm 上海博物馆藏黄堡窑粉青、天青色呈色稳定,且改变釉子成分,使釉质粘稠,乳浊感更强,并多次施釉,釉面厚,又以灰黑色胎土衬托釉面,使釉色更显幽深、似蕴蓄无穷,失透的玉质感也愈加到位。

北宋 耀州窑青釉花口温碗 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窖藏出土淡雅系青瓷中还有一类釉层较薄的淡青淡绿的高档白胎瓷,釉质透明,釉下剔花,恰将剔刻花的纹样清晰地显现出来。剔刻花青瓷出现于五代末北宋初,为宋代深刻花青瓷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

北宋 耀州窑青釉六折洗 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窖藏出土宋代黄堡窑青瓷由于改用煤做燃料,青瓷釉质釉色发生改变,五代时期略失透的青釉变得清澈、透明,富玻璃质感,釉色由灰青、粉青、淡青、淡绿变得青绿泛黄褐。特别是宋代中期以后,橄榄绿色的青釉成为主流,顺应这种透明的玻璃釉特征,釉下花纹逐渐增多。宋代橄榄绿釉深刻花、印花青瓷堪称经典。

金代 耀州窑月白釉钵 1991年四川遂宁南宋窖藏出土金代青釉釉色有橄榄绿、翠绿、褐黄、姜黄等,并烧制较典型的月白釉青瓷。敦厚浑圆、温润如玉的月白釉器釉层一般较厚,釉色或灰白、或淡青透白、或灰白泛青,釉质肥厚腴润,呈朦胧的半失透状,如凝脂堆玉,颇具美感。

耀州窑花口钵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所以说,厚厚的乳浊釉就像天青、粉青、淡青、淡绿色、橄榄绿、月白青的美玉,嫩如春水,玻璃质感强,把中国青瓷之美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正所谓精比琢玉。

金代 耀州窑月白釉方炉 陕西省蓝田南寨金代瓷器窖藏出土

耀州窑与柴窑

柴窑是困扰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多年的一个迷。几百年来,古代文献中一直有关于柴窑的记载,但是,由于既无窑址被找到,也无令人信服的实物——柴窑器或瓷片出现,导致这个“迷”一直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美丽传说。5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叫《雨过天青云破处,五代柴窑姗姗来》,介绍民间收藏大师曹先生及他收藏的一件“柴窑”渣斗。这件渣斗到底是不是柴窑,也只是一面之辞,不足为凭。现在,经常听说或新闻报道,说XX地方的XX人拥有柴窑器或柴窑瓷片,最后不是张冠李戴就是自说自话、经不起推敲,也都不足为信。关于柴窑窑址到底在哪里?业界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归纳起来,有上林湖越窑、景德镇窑、河南郑州窑、禹州钧窑、新密窑、陕西耀州窑等几种说法。其中,耀州窑一说符合的条件稍多一些,其他几种说法更加牵强,不值一提。那么,耀州窑一说有哪些特征符合,又有哪些问题呢?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 论“柴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文献最早记载柴窑的,是元末明初的曹昭《格古要论》:“柴窑  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麄黄土,近世少见。”然而,70年后江西人王佐对《格古要论》进行增订。王佐在《增订格古要论》中,将柴窑描述为:“柴窑器  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这两个版本中“多足麄黄土”、“多是粗黄土足”这两句话,很是让人费解,我看几百年来,还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明初 曹昭著 王佐增订《增订格古要论》卷之七中“论柴窑”“柴窑 出北地”!如果这个“北地”是指大秦朝划分的北地郡的话,那么耀州正好处于北地郡。但王佐在增订版中加入了“河南郑州”,据考证,明代前期的郑州,应该位于现在的许昌附近。如果“北地”是代表北方的话,耀州窑也是符合的。反对者认为,耀州属于后周的边陲,离东京汴梁相距遥远,柴荣不可能把官窑设到遥远的耀州。

前面讲过,五代时期黄堡窑烧制天青釉青瓷。如果现在的天青色,与曹昭所处的元末明初时期所描述的天青色一致的话,那么釉色也是符合的。

明代 王世贞著《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十中说“秘色瓷就是柴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除了最早提到“柴窑”的《格古要论》之外,明代还有不少文献提到柴窑。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公元1526-1590年),在他的著作《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十中提到:“陆龟蒙诗所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最为诸窑之冠,至吴越王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由于柴窑难得见到,王世贞把秘色瓷当成了柴窑。这显然有点想当然。问题是,耀州窑青瓷是仿烧越窑的,自然与越窑青瓷(秘色瓷也是越窑)有相近的地方,如果耀州窑天青釉就是柴窑的话,王世贞的论断也属于靠谱的?随便提一下,据考证,《金瓶梅》的实际作者,可能就是王世贞。

明代 黄一正著《事物绀珠》卷二十二论柴窑明代黄一正著,在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刊印的大型资料性类书《事物绀珠》卷二十二中讲到:“柴窑 窑同,制精者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得。”随后又讲到,秘色瓷可能就是柴窑。黄一正和王世贞的观点相同。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中论柴窑的特征 收录于《四库全书》关于柴窑的特征,最早描述的是明代的高濂,他在著作《遵生八笺》卷十四“论官哥窑器”中写道:“高子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瓷也!而曹仲明则曰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这个记载很有意思,高濂没见过柴窑,但听人说过柴窑的四大特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且他也不理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柴窑“足多黄土”是什么意思。高濂写的这四大特征,已经成为后世多次引用和寻找柴窑的依据,可他自己也没见过柴窑!

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上卷 论柴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随后张应文在《清秘藏》上卷中也描述了四大特征,说这一定是见过的,才说得这么形象。张应文还说见过一片瓷片,拴在绳子上,颜色相同,就是比较厚。他也表示不理解曹昭那句“足多黄土”是什么意思。

明代 文震亨著《长物志》卷七 论柴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七中讲到,柴窑最贵,见不到,也不理解四大特征是什么意思。

明代 谷泰著《博物要览》卷五 论柴窑晚明时期,谷泰在他的著作《博物要览》卷五中提到,他没见过柴窑,大家各说各的,说法并不一致,亦不理解柴窑“足多黄土”是什么意思。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论柴窑除四大特征之外,还有一句诗“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者)般颜色做将来”多为爱好者们引用,那么这句诗出自哪里呢?原来,最早写出这句诗的人叫谢肇淛。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明代晚期博物学家、诗人、朝廷官员,他在其著作《五杂俎》卷十二“陶器”中讲到:“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惜今人无见之耳。余谓洛中人有掘得汉、唐时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净白,而形质甚粗,盖至宋而后,其制始精也。”这是能找到的所有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这两句诗的,这已经成为清代以来很多人引用、演绎的源头。文中,谢肇淛本人也表示没有见过柴窑。谢肇淛这人很有意思,他不仅博学、为人正直,还大胆批驳宋代赫赫有名的儒家理学,公开反对因果报应思想。他的思想被现代人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著作《五杂俎》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

晚明 佚名著《宣德鼎彝谱》卷一(晚明时有人假借吕震之名编撰的伪书)这里还要提一下《宣德鼎彝谱》,这是业界很多愿意引用的书籍,是它“第一次”提起所谓历史六大名窑或宋代五大名窑的。书中写道:““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得二十有九种……”,好像在宣德年间内库中真的收藏有柴窑器一样。我在《曜变的紫霞——钧窑》一文中已经详细讲过,《宣德鼎彝谱》是在明朝晚期,有人假借吕震之名编撰的伪书,实际成书时间应该在明代天启年间,即公元1621至1627年这段时间,书中关于对瓷器的描述很难作为依据。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有文字记载的明代人,都表示没有见过柴窑器。但就是这批没有见过柴窑的人,把柴窑的四大特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和所谓周世宗柴荣的“御批”——“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说成了定案!可见这是多么的牵强。

到了明代末期和清代,人们拿着明代人杜撰的柴窑四大特征,去寻找柴窑,还“真”有不少找着并收藏“柴窑”器,不过有的牵强附会,有的自相矛盾,可信度并不高。

明末 汪砢玉著《珊瑚纲》卷二十二“严氏书品册页目”提到”柴窑二十四件“ 收录于《四库全书》明末藏画家汪砢玉在他的著作——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珊瑚纲》卷二十二“严氏书品册页目”中记载:“珍奇器玩共三千六百五十余件,内有嵌宝金象驼水晶灯二架,上具宝盖珍珠络索,柴窑计二十四件,外有珊瑚树六十株......”

明末清初 孙承泽著《庚子销夏记》卷一中提到“柴窑小枕 收录于《四库全书》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孙承泽(公元1592-1676年)在他的著作《庚子销夏记》开头段(卷一)写道:“庚子四月之朔,天气渐炎...倦则取古柴窑小枕,偃卧南窗下,自烹所蓄茗,连啜数小杯,或入书阁......”

明末清初 刘体仁著《七颂堂识小录》中提到“柴窑无完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明末清初诗人刘体仁在他的著作《七颂堂识小录》中说:“柴窑无完器,近复稍稍出。马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撱,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青天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霄。’”他的“柴窑无完器”说法,明显与孙承泽相矛盾。

清代 王士祯著《居易录》卷二十中提到”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清代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在他的著作《居易录》卷二十中提到:“严柱峰副宪(曾榘)家有金刚子念珠一串,凡百四十颗,色如水晶。大司农马齐公出所藏仅十颗,较大,尤有光彩,云颗直百金也。又示柴窑碗,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非哥定宣成诸窑比,亦尤物。按格古要论云,金刚子出......”。

清代 王士祯著《香祖笔记》卷七中提到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王士祯还在《香祖笔记》卷七中说:“尝见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价馀百金。始忆陆鲁望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谓妙于形容。唐时谓之秘色也。”王士祯的这个记载清楚地说明,他已经把越窑秘色瓷错当成柴窑了,而且他的说法,与刘体仁的“柴窑无完器”说法也是矛盾的。

清代 张英著《文端集》卷六之《柴窑酒碗歌》 收录于《四库全书》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宰相张廷玉之父张英,在他的著作集——《文端集》卷六《柴窑酒碗歌》中写道:“长安晴日秋窗暖,曹郎酒客秋窗满。持出牀头旧酒巵,箧中碧色柴窑椀。大朴不屑争离竒,翡翠斑剥空尔为。制如半截青莲子,土花色暗苍玉姿。悬知此物巳千载,沧桑几换今犹在。人间岁月老糟牀,瓦缶田家同不坏。由来珍异豪家争,玻璃七寳徒纵横。苦伴珠玉委尘土,那能常对秋山清。吾侪持此发诗思,举手摩娑复频视,问尔千年阅几人,几人对尔能沈醉。”从诗可以看出,张英把柴窑形容成翡翠斑驳的青莲子,可能他也是把秘色瓷当成柴窑的人。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八之《咏柴窑枕》 收录于《四库全书》乾隆皇帝毕生喜欢收藏和鉴赏瓷器,自然对柴窑趋之若鹜。鉴赏之余,还喜欢写诗赞美瓷器。目前我从乾隆皇帝四万多首诗中,找到专门吟诵柴窑的打油诗四首。其中吟诵柴窑枕的两首、吟诵柴窑碗的两首。乾隆皇帝《咏柴窰枕》中写道:“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荐牀犹蟹爪,借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从打油诗中明显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也是认为秘色瓷就是柴窑。下图就是被乾隆皇帝认作“柴窑枕”的元代钧窑枕。

被乾隆皇帝认作柴窑的元代钧窑天蓝釉长方枕 高12.3、面横37.5、面纵17.5、底横33.8、底纵1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被乾隆皇帝认作柴窑的元代钧窑天蓝釉长方枕 高12.3、面横37.5、面纵17.5、底横33.8、底纵13.9cm 枕底面镌刻的乾隆诗文“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荐牀犹蟹爪,借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皇帝不仅写诗来吟诵柴窑枕,还让人把诗可在他认为的“柴窑枕”上。见上图。这一刻不要紧,却活生生地证明了乾隆皇帝不仅“钧汝不分”(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曜变的紫霞——钧窑》等文章中已近见过),而且把元代的钧窑,当成柴窑和“秘色瓷”!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三集》卷五十六之《咏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在《咏柴窑碗》中写道:“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牋遗。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从这诗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也是以曹昭的《格古要论》和高濂的《遵生八牋》中描述柴窑之特征为依据,凭自己的判断来定是否是柴窑的。说明清代人无有更新的证据来鉴别是否是柴窑。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一之《咏柴窑如意枕》 收录于《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在《咏柴窑如意瓷枕》中写道:“过雨天青色,八牋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袪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此时再一次证明乾隆皇帝是依据高濂的《遵生八牋》来鉴赏“柴窑”的。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五集》卷二十九之《咏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在另一首《咏柴窑碗》中写道:“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黒色无青色,纪载谁真实事谐。”乾隆皇帝在鉴赏之余,还对一些书籍记载柴窑为黑色无青色表示不认可。

综上明清两朝对柴窑的文献记载,明代人没见过柴窑器,但总结出柴窑的四大特征即“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还写出了周世宗柴荣的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边颜色做将来”。而清代人根据明代的文献,据称找到不少柴窑器,有不少人声称见过、拥有过柴窑器,包括乾隆皇帝,但事实上并不可靠。也就是说柴窑的研究与寻找还要靠我们当代人去努力。

好在有我国老一辈陶瓷考古学家禚振西为首的,一大批耀州窑考古工作者在努力证明古耀州窑就是柴窑所在地。尽管工作有些进展,但离目标还有不少距离。我们将拭目以待。

耀州窑藏品欣赏

除文章中展示的一些耀州窑藏品之外,还有以下部分藏品,以供大家欣赏:

宋代 耀州窑青釉药王塑像 高45.0、底径1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像上未标注姓名,但塑造的应是人们崇拜为“药王”的孙思邈。中国医学史上被尊称为“药王”者虽有多人,但唯有孙思邈享誉最广,影响最大,受到医学界和民间的广泛推崇,为他举办纪念活动也最为经常。孙氏是陕西耀县人,耀县紧临铜川,大名鼎鼎的孙思邈自然会成为宋代耀州窑工匠的创作素材。铜川旧有药王庙,庙中供奉孙思邈像。

宋代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高2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的瓷塑作品很少,此件人形执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均可谓上乘佳作

宋代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高19.5、口径9.5、足径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时期耀州青瓷釉面皆玻璃质感强,施釉均匀,大多开有细碎片纹,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品种以日用瓷为主,造型方面与五代耀州窑瓷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宋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纹碗 高5.1、口径13.2、足径4.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 耀州窑酱釉碗 高4.5、口径14、足径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 耀州窑钱纹小壶 高13、口径4、足径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纹饰简洁清晰,刀法犀利,风格粗犷,纹饰清晰。壶通体施青釉,釉青中泛黄。纹饰简洁,为耀州窑金代典型的风格。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北宋 耀州窑凤纹龙首提梁壶 高21、直径15.2cm 萨缪尔·彼得斯1926年馈赠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藏“耀州窑”部分藏品

金代 耀州窑青釉鋬沿洗 高4、口径11、底径6cm 1975年北京通州区城关金石宗璧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直口,腹微鼓,卧足,足内无釉,口沿侧附月牙形鋬耳,耳下附环形系。外口沿饰两道凹弦纹。内外施青绿釉,釉面莹润。此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釉色浓深润泽,造型独特,展示了耀州窑青瓷的烧造水平

宋代 耀州窑青釉团花八角盘 高2、口径10.1、底径2.4cm 首都博物馆藏  八角形。折沿,浅腹,卧足,向下突出一鸡心形。内外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盘心印团花纹。釉面澄澈,玻璃质强,布满开片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水盂 宋 高5.1厘米,口径2厘米,底径3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收口,丰肩,鼓腹,圈足,足脊无釉。口沿下刻覆莲瓣纹,并划出筋脉。内外施青釉,口沿下有开片,釉层澄澈。胎体轻薄,造型精巧,是一件别具一格的文房用品

耀州窑青釉刻花双鹤纹碗 宋 高7.2厘米,口径20.2厘米,底径5.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撇口,弧腹,小圈足。足脊平削无釉,有窑渣痕。内外施青釉,碗内刻双鹤翔于云中,一鹤衔草,一鹤衔信札。釉色青绿,胎质细腻呈灰白色。构图巧妙,纹饰饱满,刻花有浮雕感。为耀州窑精品

部分耀州窑瓷器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黄堡镇窑出土青釉贴花龙纹复式熏炉 耀州窑博物馆藏

黄堡镇窑出土唐代熏炉 耀州窑博物馆藏

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唐三彩底座 耀州窑博物馆藏

北宋 耀州窑青釉瓷塑胡人头部

北宋 耀州窑青釉立像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盖盒 陕西铜川红土镇瓷器窖藏出土

北宋 耀州窑青釉田字款娃娃枕 瑞士玫茵堂藏

北宋 耀州窑青釉鸭形香薰 大英博物馆藏 同类标本在黄堡窑址及西安基建中均有出土

短波水纹、大弧度同心圆和以六角形边线刻画出的不规则水波纹成为耀州窑与其他窑口在这一时期的显著区别

金代 耀州窑缠枝牡丹纹碗

金代 耀州窑青釉莲花纹盘 陕西旬阳县南宋瓷器窖藏出土

金代 耀州窑青釉贴花夔龙纹三足炉 陕西省蓝田南寨金代瓷器窖藏出土

宋代 耀州窑出土青釉刻花纺锤瓶 口径3.6、底径4.1、高12.1cm 耀州窑博物馆藏

五代 黄堡窑址出土凤流剔刻花执壶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窑绿釉刻花双流壶

宋代 耀州窑刻花罐

宋至金 耀州窑花瓶

结束语

耀州窑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千年窑火不断的耀州窑,始终保持着民窑特征,广学天下技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终于创造出自己辉煌的历史。耀州窑产品,以服务市场和百姓为主要方向,以金银器器型为样板,以越窑、建窑、磁州窑为榜样,逐渐形成独特的纹饰和釉色,达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效果,产品深受天下百姓、官府衙门的喜爱,也深受各朝各代收藏家的青睐。耀州窑的发展史,为丰富中华民族陶瓷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初稿“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在家完成。感谢夫人为本文的修饰与修改!

当您读到此处,说明您已真正阅读了本文,您的阅读已经给我带来莫大的欣慰,谢谢您!感谢文后“参考书籍、资料”栏所列的所有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的作者,这是我大部分思路、知识、观点的来源,尽管我有些观点和所列专家、学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从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搜索。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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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20年2月16日于北京

参考书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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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窰址報告》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

陈万里《谈当阳峪窑》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陈万里《我对于耀瓷的初步认识》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4期

商剑青《耀窑摭遗》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4期

冯先铭《略谈北方青瓷》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

馮先銘《瓷器浅說_续》载于《文物》1959年5期、8期

陈万里《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2期

陈万里《中国瓷器史上存在着的问题》载于《文物》1963年1期

陈万里《中国历代烧制瓷器的成就与特点》载于《文物》1963年6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陝西銅川耀州窯》科學出版社1965年1月出版

冯先铭《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载于《文物》1965年9期

卢建国《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发现窖藏铜钱》载于《文物》1979年5期

冯先铭等著《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 )》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傅振伦《跋宋德应侯庙碑记两通》载于《文献》1983年1期

郭演仪《宋代汝_耀州窑青瓷的研究》载于《硅酸盐学报》1984年2期

杨静荣《陶瓷装饰纹样_吴牛喘月_考》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2期

杨东晨《宋代耀州窑》载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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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秀玲《浅谈耀州窑唐宋时期的窑炉》载于《文博》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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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雪燕《唐代黑釉塔式盖罐》载于《文博》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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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陆《学瓷小札》载于《文博》1996年3期

介绍《耀州窑博物馆》载于《文博》1996年3期

陈双全《耀州窑博物馆创建碑记》载于《文博》1996年3期

黄凤升《耀州窑陶瓷在长安的新发现》载于《文博》1996年3期

李辉柄《在首届耀州窑学术讨论会总结会上的讲话》载于《文博》1996年3期

宋治清《耀州窑简论》载于《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4期

仵录林《耀州窑与陕西宋代文化》载于《中国陶瓷》1997年1期

冯先铭《耀州窑瓷器及其仿品》载于《收藏家》199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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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来《陕西耀州窑遗址新出土的宋代瓷器》载于《收藏家》1999年1期

陆明华《五代耀窑剔花青瓷和东窑产地》载于《文博》199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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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丽《耀州窑在五代_北宋_金三朝的历史地位》载于《文博1999年4期

石兴邦《耀州窑发掘研究的典型模式_载于《文博》199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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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余《耀州窑陶范及相关问题》载于《文博》1999年4期

李铧《也谈宋代广西仿耀青瓷与耀州窑的关系》载于《文博》1999年4期

郭学雷《关于耀州窑等窑口所产_灯_的正名及相关问题》载于《文博》1999年6期

彭善国《略论五代宋金耀瓷的流布》载于《中原文物》2000年1期

薛东星《铜川耀州窑博物馆》载于《文物世界》2000年2期

禚振西 杜文《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刘晓路《典雅的宋瓷》载于《装饰》2001年4期

马琴莉《陕西三原县西秦砖窑出土一批耀州窑瓷器》载于《考古与文物》2001年5期

薛东星《五代耀州青瓷与柴窑》载于《收藏家》2001年6期

王小蒙《五代黄堡窑青瓷与柴窑》载于《收藏家》2001年7期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薛东星《耀州窑唐三彩》载于《文博》2002年2期

韩钊《试论唐黄堡窑装饰艺术中的伊斯兰风格》载于《考古与文物》2002年2期

刘子建《耀州窑青瓷艺术特点及其成因》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03年4期

刘小刚《北宋耀州窑青釉箱形枕》载于《收藏界》2003年4期

罗宏杰《不同历史时期耀州窑碗器型结构特征之研究》载于《中国陶瓷工业》2003年6期

杜文《北宋耀州窑青瓷花插辨识》载于《收藏界》2003年9期

李国霞《历代耀州窑釉料渊源关系的初步分析》载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3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等编《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齐扬《耀州窑宋代青瓷及现代仿瓷的初步分析研究》载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5年1期

周萍《陕西耀州窑博物馆瓷器保护修复》载于《文博》2005年2期

卜琳《从耀州窑童子蹴鞠纹瓷看宋代足球》载于《考古与文物》2005年3期

林亦秋《一场关于_犀牛望月_的美丽误会__省略_耀州窑绿釉盘谈耀州窑瓷基本鉴定法》载于《艺术市场》2005年3期

李明明《越窑__耀州窑__景德镇窑瓷器刻划花装饰研究》载于《陶瓷研究》2005年4期

许渭《耀州窑棱形花口盘及长方八角杯寻踪》载于《中国书画》2005年8期

刘谦《耀州瓷的刻花装饰艺术》载于《装饰》2005年10期

杜文《耀州窑佛教文化题材陶瓷赏论_下篇》载于《收藏界》2005年10期

冯松林《上店耀州窑场场坡烧造点金代古瓷的XRF分析研究》载于《全国第六届X射线荧光光谱学术报告会与X射线光谱分析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李国霞《黄冶窑唐三彩和耀州窑唐三彩起源关系的中子活化分析》载于《第十三届全国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学术年会论文集(上册)》2006年

杜文《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新读》载于《收藏界》2006年9期

王育玲《甘肃省博物馆藏耀州窑瓷器精品》载于《收藏家》2006年10期

杜文《唐代黄堡窑的黑釉瓷及其创新品种》载于《文博》2007年2期

杜文《五代冯晖墓出土耀州窑青瓷及其断代价值》载于《收藏界》2007年2期

张洁《回味黑白意蕴_解读唐代耀州窑黑釉瓷装饰文化》载于《美术向导》2007年6期

张凌云《民间与现代的纬度_透析宋代耀州窑婴戏纹饰》载于《艺术教育》2007年9期

钱汉东《奇特的耀州窑香炉》载于《检察风云》2007年15期

刘训立《宋代耀州青瓷的刻花装饰艺术》载于《西安美术学院》2007年论文

刘谦《耀州瓷装饰艺术研究》载于《西安美术学院》2007年论文

凌雪《耀州窑青瓷白色中间层和化妆土的EDXRF光谱分析》载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1期

凌雪《耀州窑青瓷的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载于《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1期

杨勇《黄冶窑和耀州窑唐三彩指纹元素的多元统计分析》载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2期

凌雪《耀州窑青瓷白色中间层和化妆土的微观结构》载于《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08年4期

王楠《禚振西与耀州窑》载于《四川文物》2008年5期

伍秋鹏《四川古陶瓷中的耀州窑因素》载于《收藏界》2008年10期

张天琚《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的耀州窑瓷器》载于《收藏界》2008年10期

党燕宁《大美无言_耀州窑金代月白釉瓷》载于《收藏界》2008年10期

付春玲《巧如范金__精比琢玉_耀州窑博物馆馆藏精品赏析》载于《收藏界》2008年11期

祝秀玲《釉出青色__鸭戏莲塘_宋代耀州窑青瓷鸭纹小鉴》载于《收藏界》2008年11期

王兰芳《耀瓷海外收藏一瞥》载于《收藏界》2008年12期

赵春燕《试论耀州窑陶瓷装饰纹样的民俗风格》载于《西安美术学院》2008年论文

易立《试论五代宋初耀州青瓷的类型与分期_以墓葬_塔基出土物为中心》载于《考古与文物》2009年2期

王静《耀州窑青瓷划花艺术赏析》载于《收藏界》2009年2期

王学武《解开千年之谜_柴窑》载于《收藏界》2009年2期

杨建军《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景德镇窑青白瓷的比较》载于《中国陶瓷工业》2009年4期

杜文《药王_道童_雨师__宋耀州窑雨师赤松子瓷塑考辨》载于《收藏家》2009年5期

王小蒙《耀州窑青瓷的美学理念及风格变迁》载于《四川文物》2009年5期

王冬华《西安出土的金元时期耀州窑青釉瓷》载于《收藏界》2009年8期

禚振西《耀州窰__窑火不熄的千年窑场》载于《收藏》2010年7期

吕成龙《略谈引用古代文献研究柴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于《收藏界》2010年11期

王小蒙《耀州窑五代青瓷的胎釉工艺与新的审美风尚的形成》载于《收藏界》2010年11期

王兰芳《从窑址出土器物看五代耀州窑的性质》载于《收藏界》2010年11期

刘政《记耀州窑博物馆新征集的五代耀州窑青瓷》载于《收藏界》2010年11期

邢福来《五代耀州窑的新发现》载于《收藏界》2010年11期

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三联书店2011年3月出版

邓坤《简述耀州瓷的绘画装饰艺术》载于《中国陶瓷》2011年11期

张红星《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耀州窑青瓷》载于《收藏》2011年12期

刘谦《耀州窑黄堡窑场的产生与发展简析》载于《中国陶瓷工业》2012年2期

刘谦《耀州窑装饰纹样的构图特征》载于《陶瓷学报》2012年4期

孙晓锋《新入藏宋耀州窑青瓷珍赏》载于《收藏》2012年5期

汪东《巧如范金__精比琢玉_宋代耀州窑陶瓷造型与装饰研究》载于《池州学院学报》2013年1期

罗珊珊《宋代耀州窑瓷的艺术成就》载于《现代装饰(理论)》2013年1期

陈强强《浅论耀州瓷装饰纹饰及其蕴含的民众心理》载于《陶瓷》2013年4期

刘训立《浅谈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的美学特征》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2013年Z1期

吴晓璇《宋金耀州窑及磁州窑婴戏纹对比研究》载于《黑龙江史志》2014年3期

何倩《宋代耀州瓷纹饰主题与人文观念》载于《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12期

彭善国《东北_内蒙古出土的耀州窑青瓷_以墓葬材料为中心》载于《考古与文物》2015年1期

杜文《窖藏所见耀州窑瓷器_上篇》载于《收藏》2015年3期

杜文《窖藏发现耀州窑瓷器概述_下篇》载于《收藏》2015年5期

付春玲《铜川清代纪年墓出土耀州窑瓷器》载于《考古与文物》2018年4期

杜文《碧玉妆成_宋金耀州窑青釉刻印花枕与孩儿枕》载于《收藏家》 2018年7期

唐代 陆羽著《茶经》卷中“四之器”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初 陶谷著《清异录》卷下”酒浆“(瓷宫集大成)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初 陶谷著《清异录》卷下”器具“(小海瓯)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郑獬著《觥记注》收编于明初陶宗仪撰《说郛》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王存著《元丰九域志》卷三“耀州贡瓷五十事”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陆游著《老学庵笔记》卷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周煇著《清波杂志》卷五“定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赵蕃著《乾道稿》卷五《鉴山主以天圣宣赐行道者五百金装罗汉青瓷香炉为示复用韵》载于《四库全书》(《全宋诗》卷513)

南宋 施宿著《會稽志》卷十九“耀州仿越窑造青瓷” 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卷八十七 地理志四十地理三“陕西” 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的南宋叶寘著《坦斋笔衡》窑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 王佐增补《增订格古要论》卷七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

明嘉靖 李廷宝 乔世宁篡修《耀州志》卷二、四、五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明代 王世贞著《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十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代 黄一正著《事物绀珠》卷二十二论柴窑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上卷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代 文震亨著《长物志》卷七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 茶“列入《四库全书》禁书

明代 谷泰著《博物要览》卷五 论柴窑

明末 汪砢玉著《珊瑚纲》卷二十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末清初 孙承泽著《庚子销夏记》卷一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末清初 刘体仁著《七颂堂识小录》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王士祯著《居易录》卷二十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王士祯著《香祖笔记》卷七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康熙 何焯 陈鹏年编《御定分类字锦》卷二十五《杯盏十》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康熙 嵇曾筠 沈翼机等编《浙江通志》卷一百四《物产》越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张英著《文端集》卷六之《柴窑酒碗歌》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雍正 劉於義等编《陕西通志》卷二十六“耀州”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雍正 劉於義等编《陕西通志》卷九十九“拾遗第二”碎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雍正 劉於義等编《陕西通志》卷四十三”磁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八之《咏柴窑枕》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三集》卷五十六之《咏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一之《咏柴窑如意枕》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代 乾隆撰《御制诗·五集》卷二十九之《咏柴窑碗》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乾隆 纪晓岚 嵇璜 曹仁虎等编《钦定续通典》卷八《食货》:唐、五代、宋税赋(上)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乾隆 袁文观纂修《同官县志》卷一、二、四 清乾隆三十年刊本

清代 蓝浦原著 郑廷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七“耀州窑”

清光绪 樊增祥纂修《富平县志》卷三 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民国 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耀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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