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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 社会与行为》概述《人的决策与发展政策》，经授权转载请注明来源！ 每个人都希望掌握自己的道路，而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提供更多资源和信息，使其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向。这种方法虽然通常是恰当的，但也有所欠缺。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用飞行员来做一个类比。在20世界中期，航空业开发了一些新型飞行仪器和发动机仪表，以改善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能力。但到了80年代，这些技术改进却产生了与设计者意图相反的结果：它们没能帮助飞行员更好地操作飞机，反而让驾驶舱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使飞行员感到紧张甚至难以招架。飞行员事故率上升。这时，人们开始求助于人为因素设计专家——人为因素设计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其核心思想是决策是人的意识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此后飞机驾驶舱被重新设计，更注重如何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呈现，使之符合人的身体条件和认知能力。现在，飞机驾驶舱仪表数量比几十年前有所减少，正是由于设计中融合了对人认知过程的更深刻理解（Wiener and Nagel 1988）。 这份报告的标题是“思维、社会和行为”，它反映了以下思想：注重人们如何思考（思维过程）以及历史和环境如何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影响），有助于改善针对人的选择和行动（行为）的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换言之，我们需要根据对人性的认真分析来重新设计发展政策。 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将近年来针对人的行为的心理和社会基础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使之为发展行业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所用。报告汲取了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发展所涉及的许多方面所做的决策，包括储蓄、投资、能源消费、健康和育儿等。这些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里的集体行为如何产生并扎根——如存在普遍的信任感或是普遍的腐败。这些成果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也适用于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本身在面临复杂决策问题时也会犯错。 这种方法拓展了可用来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工具和策略。常规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把人的认知和动机放在一个“黑盒子”里，使用的模型往往假定人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全面考虑所有成本和收益，然后做出深思熟虑的理性决定。这些假定实际上故意简化了“行为主体混乱和神秘的内部运作”（Freese 2009，134）。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非常便捷有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存在缺陷：它忽略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人不是只会机械地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自动机器。相反，人是会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感情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决策会受到情境脉络、当地社会网络和规范以及共同心智模型的影响。人们要确定生活中什么是好的、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这些因素对此都发挥着作用。基于对人的因素充分考虑的新工具并不能取代现有的基于对自利的个人提供恰当激励的政策机制，而是对它们加以补充和强化。一些新方法实施起来成本很低，因为它们只是调整政策设计或实施中的细微之处，如改变现金补贴的发放时机、改变某种描述方式、简化服务步骤、提供必要提醒、激活潜在的社会规范或减少某种身份的歧视等。另一些新方法则为理解和消除贫困提供了全新的方式。 这些方法在私营部门的企业中已经广为使用，因为企业通常对了解客户的行为十分重视。当一家公司推出一款新产品时，无论是早餐麦片、牙膏还是手机，它都会进入一个竞争性市场，产品易用性和用户满意度方面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导致产品是被用户接纳还是拒绝。在产品的互动设计阶段，公司会对客户进行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以便了解那些看似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行为驱动因素：客户一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吃早餐？是在家里、工作地点还是学校吃？是在公共汽车、火车还是在汽车上吃？早餐有什么社会意义？是否涉及重要的仪式？是一同就餐还是私下里吃？行为的改变是否需要通过协调推动许多人同时改变，还是可以个人单独做出改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面临的重大挑战相比，这些例子似乎非常琐碎。但它们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因为产品的成功与否涉及盈利底线，所以产品设计人员必须关注人们是怎样思考和做出决定的。工程师、私营企业和各行各业的营销人员很早就开始关注认知能力的固有局限以及社会偏好和社会环境在人的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也早就知道人们在过滤和解释信息时使用的认知捷径和心智模型。发展行业也需如此。 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研究数量仍较有限，而相关的政策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向研究人员和发展工作从业者提供激励和引导，并鼓励他们找出这类新方法的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例如，简化财务援助项目的注册流程能否增加人们对项目的参与？把化肥的购买时段调整到农民季节性收入较高的时期能否提高化肥的使用率？提供现实的榜样能否改变一个人认为某些东西遥不可及的想法，或改变社会上传统的“对错”观念？提供邻居的能源使用信息能否促使人们节能？本报告将指出，基于对认知和决策中人的因素的新认识，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参见Bettinger and others 2012；Duflo， Kremer， and Robinson 2011；Beaman and others 2009，2012；Habyarimana and Jack 2011；Allcott 2011；Allcott and Rogers 2014）。 数百篇关于人的决策的实证论文构成了本报告的基础。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有三条原则为理解人的行为以及设计和实施发展政策的新方法提供了方向。首先，人们的大多数判断和选择都是自动做出的，并不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把它称为“自动思维”。第二，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常常取决于身边其他人如何思考和行动——我们将它称为“社会思维”。第三，同一个社会的人会对如何认识世界和看待自己有一些共同的视角——我们称之为“心智模型思维”。 为说明了解这三种思维对发展事务的重要性，我们来考虑一下个人储蓄太少和家庭负债过高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很普遍的问题（当然在许多高收入国家也一样）。这方面的大部分经济政策都建立在“要提高储蓄率，就必须提高对储蓄者的回报率”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但是，除了价格、收入、法规这些标准变量以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储蓄行为，包括对面临的各种选择做出反应的自动思维、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的普遍倾向以及每个人当前的心智模型。在肯尼亚、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实验表明，这三项决策原则对解决这一关键发展问题至关重要。 在肯尼亚，许多家庭表示缺乏现金是阻碍他们投资购买卫生预防用品（如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只要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上锁的金属盒、一把挂锁和一个标明需购买的卫生预防用品名称的账本，人们对这类产品的投资就会提高66-75%（Dupas and Robinson 2013）。这个项目背后的想法是，虽然钱是可转移的——手上的现金随时都可以花掉，但通过这种以“心理账户”来分配资金的过程，人们对消费进行了分类，并相应地安排自己的消费行为。金属盒、锁和带标签的账本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把钱放在专门用于卫生预防用品的心理账户上。这种干预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心理账户利用了人的“自动思维”；更广泛的来说，这是体现标签效应（labeling effect）的一个例子——所谓标签效应，就是说对某一事物如何归类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感知和看法。 低收入国家传统的金融扫盲项目收效甚微（Xu and Zia 2012）。但最近南非用电视肥皂剧介绍理财知识的做法却成功地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财务选择。肥皂剧的主人公是一个财务状况非常混乱的人，而剧中很自然地植入了很多理财教育信息。连续两个月观看这部剧以后，人们参与赌博或者通过昂贵的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可能性有所降低（Berg and Zia 2013）。观众与剧中人物情感相通，这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片中的金融教育信息，效果好于标准的金融扫盲项目。这一干预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从别人那里找到认同感并学习他们的经验。 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弱势人口表示心理上有一种无力感，常说“我们既没有梦想，也没有想象”或“过一天算一天”之类的话（Bernard， Dercon， and Taffesse 2011，1）。2010年，一些随机抽取的家庭被邀请观看一小时的励志影片，由四部纪录片组成，每个片子都是来自当地的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即他们如何通过树立目标和努力工作改善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半年后，观看了励志影片的家庭和未观看的家庭相比，总储蓄更高，对子女教育的平均投资更多。调查显示，这些影片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子女教育的期望（Bernard and others 2014）。这项研究表明，干预措施可以改变人的心智模型——即对“未来什么是可能的”的想法（Bernard and Taffesse 2014）。 标签效应、榜样和愿望会影响储蓄率的观点与“人们以可预见的方式对利率或价格变化或其他激励做出反应”的传统观点并不矛盾。新的方法不会取代常规经济学，而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发展过程以及如何设计和实施发展政策与干预措施的理解。 “思维、社会和行为”框架为实现发展目标提供了新工具，也为提高现有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开辟了新途径。它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切入点，也为发展工作者提供了减少贫困、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工具。本报告讨论了在以下领域更全面考虑人的因素的重要性：长期贫困、儿童早期发展、家庭财务、生产率、健康和气候变化。报告中所用的框架和许多例子显示，人在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阻碍以及社会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可能是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但它们也是可以改变的。 这里所强调的三种思维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不管收入高还是低，教育水平高或低，来自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本报告中包括了很多高收入国家的例子，它们说明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决策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报告记录了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在内）在认知方面的局限性（见“焦点3”和第10章）。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员自己也同时使用自动思维、社会思维、心智模型思维，也因此不能正确识别出现某种行为的原因，看不到某些发展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法。如果发展工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和社会偏误，而且发展组织采取措施来缓解这种偏误的影响，那么发展工作就可能更有效。 发展从业者需要找出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并构建与之相符——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政策，这就要求对政策设计采取更具实证和实验性的方法。人的决策是如此复杂，因此预测受益人将如何对干预措施做出反应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对行为的驱动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参见“焦点4”），对项目设计进行早期试点并制定反馈机制，以便逐渐、不断地对干预设施加以改善，就可以使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的过程更为有效。 人的决策三原则 本报告第一部分是按照人的决策三原则组织的，即自动思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虽然这些原则是以近年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但值得强调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新研究思路又把经济学这个学科带回了它的起点，即18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时代；它也与20世纪初期和中期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些观点有密切联系（专题O.1）。 原则一：自动思维 诸多经济学模型所采用的简化假设中，经济主体要全面思考所有的信息和环境线索并对未来进行长远考虑，在当前做出有助于实现其固定的长远目标的决定。当然，实际上人的决策几乎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参见Gilovich， Griffin， and Kahneman 2002；Goldstein 2009）。通常人们拥有的信息超出他们的处理能力。几乎任何一项决策都面临数量多到无法管理的组织信息的方法。 因此，心理学家早就对人们思考时使用的两种过程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快速、自动、不费力、联想式的；另一种是缓慢、分析性、竭力、深思式的。心理学家将它们比喻为头脑中的两个不同系统：系统1是“自动系统”，系统2是“分析系统”（Kahneman 2003）。第1章详细讨论了这两个系统的划分，表O.1则提供了一个概览。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导思维是分析思维，但他们在考虑自己的思维程序这个问题上也会采用自动思维，并受到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心智模型的影响。实际上，自动系统往往以非常强大甚至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大多数判断和决策。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意识到影响其做出某项决定的诸多因素。使用自动思维的人可能犯下他们自己都认为重大的系统性错误；也就是说，用自动思维做出的选择，当人们回头去看时，可能会希望当时选择了其他方案。 自动思维使我们把问题简化，通过“狭窄的框架”来看问题。我们用自己对世界的假设来填补了缺失的信息，并根据自动涌入头脑的联想和信仰体系来评估当前的情况。这样做有可能会形成对形势的错误认识，就像从一个小窗口俯瞰城市公园可能使人误以为自己身处乡村田园（图O.1）。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动思维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设计更好的政策都具有深远意义。如果政策制定者修改自己关于人们做决定时都是深思熟虑的假设，他们制定的政策可能就更容易让人选择最符合其期望和利益的行为。 专题O.1 经济学关于人的决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 继亚当·斯密（[1759，1776]1976）的基础性工作之后，经济学家对影响人的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很多探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货币幻觉”现象——即人们往往只注意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他所提出的解决失业的方案就利用了这种幻觉。凯恩斯还认识到，我们的很多长期投资体现了“动物精神”——即本能和情绪，而不是冷静的计算思考。贡纳尔·米达尔认真研究了文化停滞问题。赫伯特·西蒙和哈耶克的大部分研究是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人一下能处理的信息只有这么多，因此无法仔细权衡自己所做决定的每一个可能结果的成本和收益。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经济学研究要记住人有各种复杂的动机；他们看重合作和忠诚。 然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过保罗·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经济学界表现出一种“逐渐抵制享乐、自省和心理因素分析的趋势”（Samuelson 1938，344）。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和1950年代其他一些人根据当时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地提出，经济学家在预测市场结果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单个经济主体可被看作一个冷静、理性、纯粹追求自利的个体，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被这样做的人逐出市场。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以对成本、收益的准确计算和固定不变的自利偏好作为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多圈子里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信念。 近30年来许多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对决策的研究成果使经济学家们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对影响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加以衡量和正式研究，而这些因素是很多经济学鼻祖早就认为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决策时不会考虑到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人们希望遵从社会规范。人们的口味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随意变化。偏好取决于具体情境，也取决于社会上的各种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解释框架（Basu 2010; Fehr and Hoff 2011）。 经济学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轮回。经历了约40年的断层后，一种基于对人更现实的理解的经济学正重新出现。但这一次它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证据的基础上——贯穿多个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微观层面的证据。人的头脑与电脑不同，它是心理的，而不是逻辑的；是可变化的，而非固定的。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同样的问题，这无疑是理性的做法，但人们往往并不这样行事；在默认选项或选项顺序变化时，他们的选择也会改变。人们利用符合自己处境和文化的心智模型来解释周围的现象并做出决策。这份报告显示，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看待对人的行为可以提高经济学的预测能力，找出新的发展政策工具。 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更注意对各种选择的描述以及什么是默认选项——这种思路被称为“选择架构”（Thaler and Sunstein 2008）。比如，对贷款成本的描述会影响人们借多少高息贷款的决定。在很多国家，一些最穷的人会反复使用小额短期无抵押贷款，这类贷款的利息如果折成年利率可达400%以上。但是借款者往往看不出这种贷款的高成本。在美国，所谓“发薪日贷款”的贷款机构提供短期贷款，到下一个发薪日到来时还款。这种贷款的费用通常被描绘成一笔固定费用（如为期两周的100美元贷款费用为15美元）而不是年利率，也不告诉借款人如果反复贷款成本将是多少。 在美国进行的一个实验测试了使借款成本更透明的一项干预措施的效果，展示了信息呈现方法对决策的巨大影响（Bertrand and Morse 2011）。参加实验的人员被分为两组。一组从发薪日贷款机构那里收到装有现金和贷款文件的标准信封，信封上注明贷款到期时间和应付金额，如图O.2a所示。另外一组也收到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但信封上还注明了不同还款时间对应的还款金额（最长为三个月），并将它和同样期限的信用卡贷款费用进行对比（图O.2b）。其中后一组的人在此后四个月内再次向发薪日贷款机构借贷的可能性比前一组的人低11%。这项研究突出反映了第1章的一条关键内容：对提供什么信息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信息方面进行调整，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 原则二：社会思维 人是社会性动物，受到社会偏好、社会网络、社会身份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数人会关心周围的人在做什么，在意自己是否融入群体，有时几乎是下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如图O.3所示。很多人有着对公平和对等的社会的偏好，也具有合作精神。这些特性既可能产生好的也可能产生坏的集体结果；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和高度腐败的社会都需要人们广泛合作（见焦点1）。第2章的重点就是“社会思维”。 人的社会性（人们相互关注和关联的倾向）使对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分析更为复杂，也要求这种分析更贴近现实。由于很多经济政策都假定人们只关注自我，独立做出决策，所以这些政策往往只注重外在的物质激励——如价格。然而，人的社会性意味着人的行为也受到社会期望、社会认可、合作模式、对同一群体成员的关切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事实上，制度的设计以及如何用制度将不同团体组织起来、如何使用物质激励等都可以抑制或激发人们参与社区发展或学校监测等合作型任务的意愿。 人们往往是有条件的合作者——也就是说，只要其他人合作，他们就愿意合作。图O.4显示了一个“公共产品博弈”在八个国家的实验结果。它表明，尽管各国有条件的合作者与搭便车者的数目比例各不相同，但有条件的合作者在所有国家都占主导。换句话说，关于经济行为的经典理论在所有这些国家都不成立（Henrich and others 2001）。 社会偏好和社会影响可能使社会形成自我强化的集体行为模式。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模式有很好的作用，它们代表了社会的信任模式和共享价值观。但是，当群体行为影响个人偏好、而个人偏好又组合成群体行为时，社会也有可能围绕一个不明智甚至是破坏性的核心来协调行动。种族隔离和腐败就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参见“焦点1”）。当社会中出现了自我强化的“协调点”时，它们就可能非常难以改变。社会意义和规范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网络都会将我们拉向某些集体行为框架和行为模式。 如果设计政策时将人的社会性考虑在内，将有助于设计创新性政策，使现有的干预更有效。在印度的小额贷款项目中，随机抽取的一部分客户被要求每周开一次会而不是每月开会。与对照组相比，这些客户在贷款周期结束两年多之后仍保持着更多的非正式社会联系，更愿意共担风险，而且第二笔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三分之一（Feigenberg， Field， and Pande 2013）。在乌干达和马拉维，农民对农民进行的技术推广培训活动比使用专业推广人员更为成功（Vasilaky and Leonard 2013；BenYishay and Mobarak 2014）。通常人们都希望按时还贷、使用更好的生产技术，但他们往往缺乏这样做的动力。相关政策如果能有效利用社会性激励，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他们的利益。 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个突发公共事件说明政策方法既可能削弱也可能促进合作行为（焦点5）。1997年，波哥大的一个供水管道破裂，引发了缺水危机。市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出现了紧急状况，并启动宣传计划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居民提出警告。这样做原本意在鼓励居民节约用水，但实际上却增加了用水量和对水的囤积。市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就改变了宣传策略，派遣志愿者到城市各处介绍最有效的节水措施，并公布每日用水量，对那些配合节水和不配合的人公开点名。电视上播放市长和妻子一同淋浴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市长演示了在打肥皂时把水龙头关掉，并建议更多人采取两人共浴的做法。这些举措强化了合作，人们的节水行为在供水管道修好后还维持了很长时间。 社会思维的原则对政策有多方面影响。第2章讨论的就是当人的社会性成为影响行为的主要因素时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的作用。该章说明了制度和干预措施可被用来推动合作行为，并展示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以及如何被用作新型干预措施的基础。 原则三：心智模型思维 人们思考时通常不是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概念，而是使用所属社区的概念、分类、身份、原型、刻板印象、因果推断和世界观。这些都是“心智模型”的例子。心智模型影响着人们能想到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自己想到的事物（见图O.5）。与孩子怎么交谈、对哪些风险需要购买保险、为哪些事项储蓄、气候如何变化、什么会引发疾病，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着心智模型。很多心智模型是有用的，另外一些则无用或有害，甚至可能造成贫困的跨代传递。心智模型来自社会交往中的认知，人们常称之为“文化”。文化影响着人的决策，因为它集中反映了人们行动和选择时所使用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基模。这些意义基模就相当于指导人行动的工具（DiMaggio 1997）。 心智模型、社会信仰及习俗往往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我们会将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在化，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人的心智模型塑造着他们的看法——如生活中什么是正确的、自然的或可能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转而又成为社会建构所形成“常识”的基础。这些“常识”代表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并拿来做决定的证据、意识形态和愿望。有些时候这些“常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指出，人们视为确凿证据和常识的东西（即他们认识自己所处世界的基本心智模型）常常是由经济关系、宗教信仰和社会群体身份塑造形成的（Bourdieu 1977；Kleinman 2006）。许多研究认为，要想在心智模型被内在化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变化，可能不仅需要影响个人的认知决策，还需要影响整个的社会习俗和制度。 关于心智模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心智模型。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可以得到的机会，影响社会的包容或排斥。由于刻板印象，属于弱势群体的人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Guyon and Huillery 2014）；如果在某些场合提醒他们的弱势身份，他们的表现可能会更差。通过这些方式以及其他渠道，刻板印象就可能会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异（参见Ridgeway 2011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 在印度，如图O.6所示，当种姓身份不公开的情况下，低种姓男孩在解难题方面的表现和高种姓男孩一样好。但是，如果在测试之前透露他们的身份，就会造成显著的“种姓鸿沟”——在控制其他个体变量的情况下，低种姓男孩的分数比高种姓男孩低30％（Hoff and Pandey 2006， 2014）。公开表明参加测试者的种姓引发他们对自已身份的意识，继而影响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被社会歧视的低种姓男孩表现弱于高种姓男孩。而当一个全部由高种姓男孩组成的小组表明各人种姓时，这些男孩的表现也下滑。这可能是由于透露身份给他们一种特权意识以及“还有什么必要努力呢？”的想法。刻板印象本身可能导致明显的能力差异，这反来又会强化已有的刻板印象，并使之成为区分不同群体和排斥某些群体的依据，形成恶性循环。 设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可以大幅提高边缘化人群的福祉。来自不同情境的多方证据表明，调动积极的身份意识可以抵消刻板印象的影响，提高人的自我期许。让每个人思考自己的长处，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产生了良好效果：在美国，它使高风险的少数族裔学生在学业上有更好的表现，使穷人对扶贫计划产生了更大的参与兴趣；在英国，它使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Cohen and others 2009; Hall， Zhao， and Shafir 2014; Bennhold 2013）。 这种思路也从其他方面增加了政策制定者的可用工具。越来越多的发展干预措施开始通过媒体来发挥作用。观看连续剧等虚构的故事，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心智模型（参见关于寓教于乐的“焦点2”）。例如，当高生育率社会的人看到非常吸引人的关于少子家庭的肥皂剧以后，生育率会有所下降（Jensen and Oster 2009; La Ferrara， Chong， and Duryea 2012）。 群体共享的心智模型具有持久性，并且对个人选择和总体社会结果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心智模型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可以针对它们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人在各种情况下都有许多不同且相互竞争的心智模型供其调用；使用哪一个取决于当时情境激活的是哪一个。如果一项政策能使人获得新的思路和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就可以扩展可供人们使用的心智模型，对推动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从心理和社会视角看政策 在很多情况下，增进对人的决策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实现诸如提高储蓄率和改善健康等社会共同目标，从而也提升个人福祉。表O.2列出了一些干预措施范例，它们都是基于对人的行为更现实的理解，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借鉴现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洞见有助于生成各种新颖、低成本高效益的干预措施。 全面地理解人的行为有助于提高发展政策的实效。这份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人的行为原则，而第二部分则涵盖各发展议题。第二部分的各章节旨在就如何将对行为的更好理解用于发展工作提供一个解说性而非面面俱到的指导。 贫困 贫困不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更是人做决定时面临的一种处境。它可能加重人的认知负担，使穷人难以进行深度思考（Mullainathan and Shafir 2013）。如果一个人每天必须竭尽心力才能获得食物和干净的水等生活必需品，那么他剩下用来深思熟虑的精力就很少；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基础设施和制度良好的地方的人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投资一个企业、参加学校委员会会议等事务上。这样，穷人与其他人相比，就可能更加依赖自动决策（第4章）。 例如，印度种甘蔗的农民通常一年只有一次收入，就是甘蔗收获的时候。收获前和收获后的巨大收入差距影响着他们的财务决策。在收获前，他们很可能已经举债并典当了一些财物。这种财务困境极大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资源（Mani and others 2013）。让农民们在得到卖甘蔗收入之前和之后做同一系列的认知能力测试，获得收入前的表现会比得到收入后的表现差——两者的区别大约相当于10分的智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贫困等于是向人征收一种“认知税”。 发展政策要想减少或消除贫困所带来的认知税，可以使人们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间错开其认知能力和能量（“带宽”）较低的时期（如把决定是否送孩子上学的时间挪到收入较高的时期），或者针对那些需要很多认知能力的决策提供援助（如帮助穷人选择医疗保险计划或申请参加教育项目）。 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贫困会使穷人产生特有的一种心智模型，他们透过它来认识自己和自己面临的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可以使穷人失去想象更好生活的能力（Appadurai 2004）。也有证据表明，通过恰当的干预措施和政策设计可以改变这种心智模型，使穷人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或者至少不让他们时刻想到自己的困境。这样可以产生重要的发展成果，如学习成绩改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更多人参与减贫项目等。 儿童发展 如果幼年时期经受重大压力并缺乏社会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刺激（往往与贫困有关），会对人的自动决策系统（如应付压力的能力）和分析决策系统（如注意力）都造成伤害。第5章讨论这些问题。 在迄今研究过的所有国家中，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位于国民财富分配底部和顶部家庭的儿童在三岁时就表现出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分化。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来解决的。 儿童受到的刺激不足是低收入国家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对28个发展中国家母亲育儿方法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社会情感角度来看，育儿方法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但在那些经济、医疗、教育水平较低（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国家，母亲向孩子提供的认知刺激普遍较低（图O.7）。这项研究中，认知刺激水平是通过看护者为孩子读书、讲故事以及一起进行识别物品、数数、画画等活动的数量来衡量的。如果婴儿获得的认知刺激水平较低，他们的语言交流就比较少而且较为简单，这会导致语言能力差，妨碍未来的学习。
对牙买加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发现，幼儿早期刺激对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有很大影响（Gertler and others 2014）。项目的干预措施是让社区卫生工作者每周家访，教母亲们如何和孩子们玩耍和互动，提高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发育。那些被随机选中参与项目的儿童在成年后的收入比未参加项目的对照组高出25%——这么高的改善幅度足以在非弱势群体人口中消除收入差距。 家庭财务 做好财务决策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了解金钱的未来成本，平衡考虑得失，抵制过度消费的诱惑，避免拖延。最近的行为和社会研究展示了做财务决策时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揭示了政策制定者可以怎样来帮助个人做出符合其利益和目标的决策（第6章）。 高消费债务往往是自动思维造成的，也就是说，借款者太看重当前的消费，而不顾以后因为偿还贷款而损失的未来消费。某些金融监管措施可以帮助消费者对借贷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不只看到当下可获得的消费。这种监管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而不是靠自动思维）会做出的财务决策。 墨西哥一个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验显示了思维“带宽”对人处理财务信息能力的限制（Giné， Martinez Cuellar， and Mazer 2014）。实验要求墨西哥城的低收入者从随机选取的本地多种贷款产品中选择最好的一种，贷款额均为1万比索（约合800美元），一年到期。找出成本最低的贷款产品的人可以获得奖励。如图O.8a所示，当他们只看到银行为客户设计的宣传册时，只有39%的人可以正确找出成本最低的产品；而当向他们提供了墨西哥消费金融信用局设计的简洁明了的贷款产品概述时，68%的人可以找出成本最低的产品（图O.8b）。
另外有一些干预措施是针对储蓄的。有些项目通过发送短信提醒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储蓄目标。对玻利维亚、秘鲁和菲律宾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简单、及时的短信提醒提高了储蓄率，帮助人们实现了自己的储蓄目标（Giné， Martinez Cuellar， and Mazer 2014）。另外一些项目通过提供承诺手段帮助人们实现储蓄目标，也就是说，消费者自愿放弃对自己积蓄的使用权，直到他们存够事先确定的数额为止。当菲律宾的银行向部分客户提供一种6个月内不得提取存款的储蓄账户时，有近30％选择接受这种账户（Ashraf， Karlan， and Yin 2006）。一年以后，那些可以选择并确实选择了这种账户的客户的储蓄额比未获这种选择的对照组高出82%。这些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都表明，心理和社会因素会妨碍人们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而针对这些因素的干预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其财务目标。 生产率 自动思维、心智模型和社会动机对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农民和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7章）。除非快到完成任务的期限或发薪日，即使有很强的货币激励，人们也不一定全力以赴。工人可能会狭隘地考虑眼下的工作，却忽视自己定下的长期目标（即所谓“行动与意图的分化”）。 对“意图行动差距”这一现象的理解催生了一项对印度数据录入人员的干预措施。工人可以选择订立一种特别的合同，由工人自己设定一个精确录入数据数量的指标。如果达到了自己的指标，将得到按正常计件价格支付的工资。如果没能达到，其工资将以较低的计件价格支付。如果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那么选择这种合同毫无益处，因为工人即使完成了指标也不会获得更高的计件价格，但达不到却会降低价格。但是，如果工人认识到他们的行动与意图之间存在差距，那么这种承诺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努力工作在当下是一种成本，而它所产生的回报在未来才能获得，因此人们会本能地不愿付出深思熟虑后所应付出的那么多努力。包含承诺机制的合同为人们当下努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激励。在印度数据录入工人这个案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选择了这种承诺合同——表明这些工人本身对承诺机制有需求。这些承诺合同的确提高了他们的努力程度。选择这种合同的工人生产率大幅提高，提高幅度相对于计件工资提高18%而产生的效果（Kaur， Kremer， and Mullainathan 2014）。 对完全相同的薪酬水平用不同方法来表述也可以影响工作效率。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教师绩效工资的例子。教师的绩效工资，就是学年底根据学生的学业表现或取得的进步相应地给教师发奖金。在美国芝加哥市的低收入社区，这种干预措施未能改善学生成绩（Fryer and others 2012）。但这项措施的一个变形改变了发奖金的时间，并将其描述成损失而不是额外收益。在每个学年开始时，就给教师们按照教育管理部门预期的平均水平颁发奖金。如果学年结束时学生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老师会收到额外奖金；但如果学生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老师就必须退回一部分奖金，退回的数额是给学生表现高于平均水平的老师的奖金与学年初颁发的奖金之间的差额。这种把奖金设计成损失的做法大大改善了学生成绩。这些事例表明，充分考虑人的自动思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倾向，并相应地设计干预措施，可以提高生产率。 健康 人们对涉及自己的健康和身体的决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种信息、卫生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价格、社会规范和压力、关于疾病成因的心智模型以及尝试某些干预措施的意愿等。如果卫生领域的发展政策能充分认识这些人的因素，就可以使政策效果大为改善（第8章）。我们来看一下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全球有大约十亿人随地大小便，而事实证明这会引起儿童感染，造成发育迟缓甚至死亡。一种标准做法是向人们提供相关信息，同时提供补贴用于厕所建设。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建立新的卫生规范，这样才能真正结束露天排便的不卫生做法。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成立了“社区健康俱乐部”，通过这种社区组织来宣传新的卫生规范（Waterkeyn and Cairncross 2005）。 此外，另一创建新卫生规范的做法是“社区主导整体卫生”（CLTS），已有一些零星证据表明它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素是CLTS领导者与社区成员合作，绘制住宅地图以及人们露天排便的位置。协调人使用各种游戏和演示，帮助人们认识到露天排便与疾病蔓延的关系，并相应地制定新卫生规范。最近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农村CLTS的一项系统研究总结了这种做法的作用以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与对照村庄相比，CLTS项目在印尼和印度分别使露天排便从原来非常高的水平下降了7％和11％。而如果将CLTS与建厕所补贴相结合，它对鼓励居民在家中建造卫生间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表明，CLTS可以补充——但可能无法代替——为建造厕所提供资源的项目（Patil and others 2014；Cameron， Shah， and Olivia 2013）。 关于身体的心智模型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选择和行为。关于不育症、自闭症和其他疾病成因的理念影响着家长对孩子接种疫苗的决定，也影响他们对治疗措施的选择。在印度，贫困妇女中有35-50％表示减少液体摄入是对儿童腹泻的恰当治疗方法。因为社会上普遍的心智模型把腹泻原因归咎为体内液体太多（腹泻是液体“泄漏”的表现），所以通过减少液体摄入来治疗腹泻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Datta and Mullainathan 2014）。但是，治疗腹泻有一种成本很低而效果极好的办法：口服补液疗法（ORT）。口服补液疗法虽然可以通过防止脱水来拯救生命，但它不能终止腹泻的症状，因此人们难以察觉它的疗效。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为解决ORT疗法采用率低的问题，设计了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方法，社区卫生工作者面对面地教母亲们如何在家里制作口服补液，解释这种疗法的好处。这一行动和其他类似措施大大提高了孟加拉国和整个南亚地区对口服补液疗法的采用率。 鼓励人们使用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项目往往依赖于补贴。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性的洞察在这方面也非常有用。如果健康产品是完全免费的，人们可能会愿意接受和使用；但只要价格略高于零，他们可能就完全不愿使用（Kremer and Glennerster 2011）。其中的原因是，健康产品的价格不仅是产品交易时支付的费用，它还有多重意义。免费产品会触发一种情感反应，传达一种社会规范，即每个人都应该使用而且将会使用这一产品。但是免费提供产品又可能造成浪费，因为有些人可能取走产品但不使用。在这个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人们逐渐得出的一条经验是，如果一个健康产品的作用很大，值得政府去补贴，那么就可以把价格定为零而不只是接近零，这样效果会好得多。 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做的选择也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所掌握的科学信息、收入多少和支付方式以及专业和社会规范。哪怕只是提醒医疗人员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都有助于改进他们的表现。例如，坦桑尼亚城市地区的医生在前来访问的同行建议他们改进服务之后，服务质量就有显著改善（Brock， Lange， and Leonard forthcoming），尽管前来访问的医生并未传达任何新的信息，也没有改变激励机制，更没有强加什么实质性压力。虽然培养和加强医疗行业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规范不是件简单的事，一种办法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但也有很多例子说明，领导力可以对改变社会期望和改善服务发挥重要作用。 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项历史性挑战。总的来说，贫困的国家和社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要为向低碳经济过渡付出很高成本。要应对气候变化，个人和社会不仅要克服复杂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挑战，同时也要克服一些认知错觉和偏误（第9章）。人们对气候的认识是基于对近期天气的体验。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会导致“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会用符合自己原有观点或假设的方式来解释和过滤信息。人们往往会忽视或不能充分理解通过概率向他们呈现的信息，例如关于季节性降雨和其他气候变量的预测。与未来相比，人们更为关心当下，而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可能很多年以后才会到来。人们在面临未知时往往不愿采取行动。自利偏误（self-serving bias）——即人们通常会偏爱符合自己利益的原则（特别是有关公平的原则），使各国很难就如何分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负担达成国际协定。 心理和社会视角也扩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一种做法是利用恰当的政策来培养新的能源使用习惯。对巴西八个月强制限电效果的一项研究表明，限电政策导致用电量下降，而且用电的减少得以长期保持，在限电结束十年后用电量仍有14％下降。居民拥有的家电数量和用电习惯数据表明，用电习惯的改变是用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Costa 2012）。 美国一个节能项目表明，社会比较也会影响能源消费。操作该项目的Opower公司向数十万户居民邮寄“家庭能源消费报告”，报告中将每个家庭的用电情况与同一时期同地区其他家庭的用电情况进行比较。就是靠着提供这一简单信息，该公司使这些家庭的能源消费降低了2％；这相当于短期能源价格提高11-20％、长期能源价格提高5%所取得的效果（Allcott 2011；Allcott and Rogers 2014） 。 发展专业人员 认识到人的因素对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对发展工作有两方面意义，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首先，专家、政策制定者及发展工作专业人员和其他人一样，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自动思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而产生偏见和失误。他们需要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偏见的存在。发展组织也需要实施必要程序来减轻它们的影响。第二，政策和项目设计中看似很小的细节有时会对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产生很大影响。而且，相似的问题背后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根源；适用于一种情境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中就无法奏效。因此，发展工作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学习的反复过程。多种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可能对一项政策成功与否产生影响；某些因素可能在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了解，但另外一些只有实施以后才能发现。这意味着需要不断进行有一个反复学习的过程，而不断反复学习又意味着需要将资源（时间、金钱、专业人员）分散在几轮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周期中。 发展工作专业人员 发展工作的目标是消除贫困，但发展专业人员并不一定了解贫困对人思维的影响。《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进行了一项随机调查，考察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和决策。世行工作人员中有42％预测肯尼亚内罗毕的大多数贫困人口会赞同“疫苗有风险，因为它们会导致绝育”的说法，但实际上参加抽样调查的穷人（定义为内罗毕财富分配底层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只有11％认同这种说法。同样，世行工作人员对印尼雅加达和秘鲁利马有多少穷人有无助感、对未来无把握的估计也大大高出实际水平。这一结果表明，与穷人的实际情况相比，发展专业人员观念中的穷人更缺乏独立性和责任感，缺少对未来的期望，缺少知识。这些关于贫困的观念会影响他们对发展政策的选择。因此，发展工作专业人员需要对照现实检视自己的心智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第10章）。 在对世行员工的调查中，《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还研究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如何影响着世行工作人员对数据的诠释。我们向受访者提供了两套完全相同但置于不同情境中的数据，然后让他们找出数据最支持哪种结论。一种情境使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立的叙述方式：研究两种面霜哪种更有效。第二种情境则涉及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析最低工资法是否有助于减少贫困。调查发现，世行工作人员在护肤霜问题上比在最低工资问题上更容易找出正确答案——尽管两套数据完全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一句：虽然许多世行工作人员都是贫困问题上训练有素的专家，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是贫困问题上训练有素的专家。当需要进行困难的计算时，他们使用与自己此前看法一致的方式来诠释新的数据，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很有信心。这项调查中使用的问题沿用了Kahan等人（2013年）设计的方法。 要克服发展专业人士做判断时存在的天然局限性，可以借用工业界“用户体验”（dogfooding）的做法。公司员工使用本公司的产品，通过亲身体验发现存在的缺陷，在投放市场之前加以解决。政策的设计者可以亲身体验自己设计的政策或使用现有服务，通过第一手经验对存在的问题作出诊断。同样，军队和私营部门使用的“红队研判”（red teaming）方法可以通过辩论，在做出重大决策和设计重大方案之前，发现其中的弱点。采用这种方法时，一个外部团队负责对有关的计划、程序、能力和操作设计假设等各方面提出质疑，等于是从潜在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进行审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分组可以使辩论更为严密和激烈。持不同意见、但以找出真相为共同目标的人进行集体讨论，这可以有效地分配认知能力，便于找出最好的设计方案，并减轻“群体思维”（group think）的影响。 调整式设计，调整式干预 在特定情境下有多种因素可能影响人的决策，而发展工作从业人员在对形势进行评估时自身也会存在偏误。因此，对情况的诊断和试验应当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第11章）。有关机构应当对发展研究和发展政策设立恰当机制，确保项目实施中的经验和证据能够得到良好分析和有效反馈，并根据这些反馈对项目进行调整。采取这一步骤可能需要改变机构的思维模式，提高组织对失败的包容程度。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诊断可能不正确或者只是部分成功，但只有通过具体实施才能清楚地看到失误所在。发展组织不应惩罚失误或是掩盖失误，而是要认识到，真正的失败是那些根本不进行经验总结和学习的政策干预。 为了说明从试验中学习这种做法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腹泻疾病问题以及在肯尼亚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成本效益实验（Ahuja， Kremer， and Zwane 2010）。水中含有大量细菌是导致儿童染病的一个主要因素，并可能造成终身的肢体和认知功能障碍。缺乏清洁的水被诊断为主要问题。因此，初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是改善家庭用水的水源——在当地就是泉水。泉水很容易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污染，如粪便等。为减少污染，就把泉水用水泥盖上，这样水就是从地上管道里流出而不是从地层里渗出。虽然这一措施大大改善了水源的水质，但它对居民家中用水水质影响较小，因为居民打水和储存水的过程中仍很容易受到污染。 因此，有关人员把这个问题重新界定为：居民在家不能充分地对水进行处理。下一轮实验中的干预措施是免费向居民提供消毒用的氯或者可在当地商店兑换氯的优惠券。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干预开始时提高了人们在家对水消毒的比例，但最终没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人们将泉水打回家后需要用氯来消毒，如果当初发放的氯用完了，他们就要自己去商店购买。 这些结果引出了对问题的另一个诊断：居民不能长期保持对水进行处理的做法。这一结论催生了在取水处设立免费加氯器的措施。这使水处理的重要性凸显（人们打水时会看到加氯器，提醒他们注意水的卫生），同时也便于使用（不必专门为了买氯去商店，打水回家的途中氯就在自动净水，从而省去了等候时间）。这也使对水消毒成为一个公共行为，在水源处打水的人都可以看到，从而强化了人们对水消毒的意识。事实证明，这些加氯器是促进人们对水消毒、减少腹泻疾病的成本效益最好的方法（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2012）。 这类结果——以及为取得这类结果而不断进行的分析调查——十分鼓舞人心。更全面地考虑人的决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可能会事半功倍——也就是说，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大的收益。但由于设计和实施中的微小变动可能对干预成功与否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持续进行实验就尤为重要。对已有的或新收集的数据和实地观察进行分析，将会产生有助于指导干预措施设计的研究成果。对干预措施设计多个版本——如在发送提醒的频率、回报努力的方法等参数上有所变化——可以揭示哪些方法在实现社会目标方面更为有效。实施过程中的学习应当反馈到项目的重新界定、重新诊断和重新设计这一持续改进过程中（图O.9）。
在政策制定者推出帮助人们进行决策的举措之前，他们首先面临一个规范性问题：为什么政府要介入个人的选择？如“焦点6”所述，有三个根本原因。首先，这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发出储蓄或服药提醒可以帮助忙于生活琐事的人实现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包含承诺机制的合同可以强化人的理性行为，而这类合同在市场上很缺乏。将发放补贴的时机与决定孩子是否上学的时间配合起来，或是在收获季节人们手上有现金时让他们可以更容易地买到化肥，有助于克服一些人由于健忘或意志力不强（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而导致的意图与行动之间的鸿沟。大多数位于经济学和心理学边界的政策都可以从这些方面来理解。 其次，一个人的喜好和短期目的并不一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给他更多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他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更符合他最高期望的选择。第三，社会习俗和社会性心智模型可能阻止人们做出提高个人能动性和福祉的选择，使人看不到某些行动路线——比如，如果长期受到歧视，会使人缺乏期望和抱负。在参与度低、情境条件和社会习俗损害人的能动性、制造并延续贫穷的时候，政府就应该采取行动。尽管发展事务的不同主体对上述一些问题存在一定分歧，对个人自由和集体目标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但各方普遍认可的人权是解决这些权衡的指导原则。 并不是每一个对人的心理或社会性的认识都要求有更多的政府干预；基于某些认识，政府应当减少干预。由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存在认知偏误，他们必须寻找和依靠完善的证据，表明干预能取得预期效果，并让公众审查政府的政策和干预，尤其是那些旨在影响个人选择的政策和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当政府不行动时个人就可以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自由地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最佳选择。有利害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会利用人们进行自动思维、屈从社会压力、依靠心智模型思维的倾向来谋利（Akerlof and Shiller forthcoming），包括放贷者、广告商以及各类精英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不作为并不是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而是对人失去自由视而不见（Sunstein 2014）。 本报告旨在加快关于人的决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发展政策中的应用。这种方法基于对人更全面的理解，考虑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的感知、认知、决策和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对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报告中介绍的研究来自一个活跃、令人兴奋、仍处于动态发展中的领域。这种新方法最终可能会改变发展经济学的面貌，提高发展政策和干预的有效性，而这份报告只是这一进程的开始。 编辑：程果 熊雪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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