芃澜 腔调中医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 （述自喻嘉言《尚论篇》） 春温证，《内经》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是说春温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伤寒论》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具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这讲的是温病病势发展的过程。 由此可见，仲景是以冬不藏精之温，名曰风温。其脉阴阳俱浮，正对应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脏一腑，同时病发，所以其脉俱浮。 而在发汗后，患者身反灼热，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所有这些症状都一一尽显少阴本证，故此，不可以再从太阳去论治了。况且患者原本就脉浮自汗，更医者不察，反而愈加汗之，这是医杀之也。所以对于风温证，万万不可用汗法，就连误下、误火，也都会导致患者经气伤而阴精尽，皆为医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于此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可惜后人往往不理解仲景的学术思想，反而叹惜说，仲景只是提及温病，却有论无方，哪里晓得仲景森森治法，全都明明白白论述在太阳少阴诸经论治里面了！ 晋王叔和终究没有究竟仲景精微之蕴，栽风种电，为不根之谈，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全然不顾病“时发时止”才是“疟”，疟非外感之正病也。春属于木而主风，加上气温，“风温”其实就是“温证”的本名。久病不解，以至热邪炽盛，就是所谓“温毒”，只不过是病中之病罢了。而温疫则是在风温的基础上，另加一气，是“温气”而兼“瘟气”，这并非是温证正常的变化，又当另论。 今天，我们先辨析一下“温疟”。温疟的出现正是“冬不藏精”导致的，但因为感邪本轻，故止成疟耳。 黄帝问：温疟舍于何藏？ 歧伯对曰：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曰温疟。 由此可见，温疟起病原因是“冬不藏精”，因此，寒邪得以入肾。又可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王叔和反而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抑何不思之甚耶！ 我们再辨析“风温”，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然不能勉强分开，所以凡病温者，悉为风温。 其实初春时令，地气未升，无湿温之可言；天气尚微寒，所以无热温之可言；时令和煦，无温疫之可言。其所以主病之故，全在于风。 我们来看仲景立论的模式，“冬月正病，以寒统之”，则“春月正病，定当以风统之”。夫风无定体，在八方则从八方，在四时则从四时，春之风温，夏之风热，秋之风凉，冬之风寒，自然之道也。 而王叔和因看到仲景在论温条中，重挈风温，就误以为风温另是一病。却不知道，仲景于温证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咛，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风生，得外风相召而病发，必然全具少阴之证，故在“温”字上加一“风”字，以区别太阳之温罢了。王叔和妄拟“重感重变”，以至于后人被误导，有人作赋称：“风温湿温兮，发正汗则危恶难医”。又称：“因知风温汗不休，当用汉防己。”其实不过是隔靴搔痒，未能知道风温之本来之面目。 我们再来辨析“温毒”，温证中之有温毒，就像伤寒证中之有阳毒、阴毒也。《伤寒论》中不以寒毒另为一证，则温病为什么非要以“温毒”更立一名目呢？更何况温毒也有“阴阳之辨”，太阳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阳毒；少阴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阴毒。王叔和不知“风温”实际上是阴邪，故只说“温毒”是“阳毒”，以致后人袭用黑膏、紫雪这样的药物，阴毒当之，惨于锋刃，这样的误会导致的余害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终止。 关于“温疫”一证，我们下次详加辨析。 附原文：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 喻昌曰：春温之证，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温起之大原也。 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成之大势也！ 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温，名曰风温，其脉阴阳俱浮，正谓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脏一腑，同时病发，所以其脉俱浮也。发汗后，身反灼热，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少阴本证，则不可复从太阳为治。况脉浮自汗，更加汗之，医杀之也。所以风温证，断不可汗，即或误下误火，亦经气伤而阴精尽，皆为医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于此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太阳少阴诸经乎！ 晋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蕴，栽风种电，为不根之谈，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不思时发时止为疟，疟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风而气温，风温即是温证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热邪炽盛，是为温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温疫则另加一气，乃温气而兼瘟气，又非温证之常矣。 今且先辨温疟，温疟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轻，故止成疟耳。黄帝问温疟舍于何藏？歧伯对曰：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曰温疟，此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肾，又可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反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抑何不思之甚耶！ 今且再辨风温，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不得分之为两，凡病温者，悉为风温。即如初春，地气未升，无湿温之可言也，天气微寒，无热温之可言也，时令和煦，无温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系于风。试观仲景于冬月正病，以寒统之，则春月正病，定当以风统之矣！夫风无定体，在八方则从八方，在四时则从四时，春之风温，夏之风热，秋之风凉，冬之风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论温条中，重挈风温，故谓另是一病，不知仲景于温证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咛，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风生，得外风相召而病发，必全具少阴之证，故于温字上加一风字，以别太阳之温耳。叔和妄拟重感重变，乃至后人作赋云，风温湿温兮，发正汗则危恶难医。又云，因知风温汗不休，当用汉防己。隔靴搔痒，于本来之面目安在哉？ 今且再辨温毒，夫温证中之有温毒，一如伤寒证中之有阳毒阴毒也。伤寒不以寒毒另为一证，则温病何得以温毒更立一名耶？况温毒复有阴阳之辨，太阳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阳毒；少阴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阴毒。叔和不知风温为阴邪，故但指温毒为阳毒，以致后人袭用黑膏、紫雪，阴毒当之，惨于锋刃，其阶厉亦至今未已耳。 其温疫一证，另辨致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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