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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可以算的上明末最富悲剧色彩和戏剧性的人物之一。在后人眼里，面对明廷大厦将倾，他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回天之术，最终以身殉国。《明史》说“传庭死而明亡”，给予高度评价。 这样一名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官员，为何走向这样的结局？ 《明史》说他“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这样半解释、半感叹的回答，显然无法令人满意。 孙传庭具边才，史有定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犯错，孙氏宦途，最致命的挫折出现在崇祯十二年。而这一结果，实为其在崇祯九年末到崇祯十一年底，于陕西巡抚任上累积的诸种矛盾的总爆发。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33 篇文章 撰文▼秦渡（彰考局专栏作者） 划重点 ▼
1 与杨嗣昌、洪承畴等同僚搞不好关系 孙传庭为人精明强干，凡事自有定见，但性格上负气要强，不肯为人下。对此，他自己也很清楚，自称“以痴忠，取忌当路甚众”①。从兵部尚书杨嗣昌到陕西总督洪承畴，孙传庭多多少少都跟他们产生过摩擦。失和于同僚，是他在陕抚任上埋下的隐患。 孙传庭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大明朝是公开的秘密。 二人的不和，根源在战略上的分歧。杨嗣昌坚持“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其中“陕抚断商、雒”②当一面，是关键环节。而孙传庭不以为然，认为“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贼之地利在秦明矣”，“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③多次公开反对杨嗣昌。 平心而论，杨嗣昌固然刚愎自用，孙传庭却也未必处理得当。 例如崇祯十年八月，陕西南部的石泉、汉阴失陷，兵部指责孙传庭不肯发兵相救。孙传庭则态度强硬，提出陕南与关中不能兼顾，需要另设巡抚，若朝廷无人，愿意自己就任，陕西巡抚可以另选他人。 ▲电影《大明劫》里的孙传庭 这种负气的回应，让朝中感到他尾大不掉，兵部尚书杨嗣昌则更是忍无可忍，上疏在皇帝面前讽刺孙传庭“如此谓之极任也可，谓之极让也可，即谓之任让，两无所据，而却卸责焉亦可，非所望于该抚也。”④ 共事年余，杨嗣昌总感到孙传庭不听调度，孙则反感杨处处掣肘。二人之间结怨日深，后来孙传庭的入狱，就与杨嗣昌有着直接的关系。 至于陕甘总督洪承畴，孙传庭自认能与他同心共济，密切配合，但也明白自己“哓哓多口，未免取罪于督臣”。因此，在外人看来二人不仅不能同心，洪承畴对他也并不谅解。⑤ 这里的“哓哓多口”，表明孙传庭曾对洪承畴的指挥调度表示过异议。 例如崇祯十一年三月，洪承畴入蜀追剿，安排孙传庭在商雒一带堵截，不意李自成等部却由川西趁虚北上至陕西文县、阶州、礼县一带，跳出了包围圈。事后，孙传庭对这一指挥失误便很有意见，还上疏皇帝分析此事。这如何不令洪承畴心存芥蒂。 在军务上，孙传庭也显得颇为急进，并不把开罪同僚当一回事，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甘兵问题。 崇祯十年七月，朝廷考虑孙传庭兵力单薄，把原本在洪承畴麾下支应的甘肃镇兵二千余人拨给他调度，这部人马的廪饷，随即由总督麾下转为布政司开支。 孙传庭表示难以接受，在奏疏中直言“此兵随征半年，功绩寥寥”⑥。此事成为定局后，孙传庭又请求重新核定甘兵廪饷，借此一次性裁汰军官三十一人，兵丁四百余名。⑦这样的大刀阔斧，虽然精简了队伍，减少了开支，却也令同僚心寒。 2 严厉治军、号令得当，无解地方复杂局面 《明史·孙传庭传》写到：“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之士大夫哗于朝，乃推边才用传庭”。可见孙氏出任陕西巡抚，在地方可谓深孚众望。 孙传庭的表现的确不俗。上任不久，先是在黑水峪生擒闯王高迎祥，随后又“破贼于咸阳北原” ⑧，几度摇摇欲坠的省城西安，得以稳定下来。两战之后，孙传庭声名大振，几乎与总督洪承畴不相上下。⑨ 而崇祯年间的陕西，连年征剿用兵、兵饷在在吃紧，原本复杂的政治格局更加微妙。陕西人李因笃在为孙传庭做传时，特意交待了“秦兵久骄而剽，督抚率姑息吞声”⑩的特殊背景。 《怀陵流寇始终录》也明确说到，“陕西兵久乏饷，承畴用弱，仅得无事”，而孙传庭则“法严”。与洪承畴的老成持重相比，孙传庭用的多是雷霆手段。 ▲明代官军士兵。 孙传庭对西安四卫的整顿，就可见其严厉。明末以来，西安“四卫屯军额二万四千，赡军腴地二万六千余顷，地归豪右”。孙传庭甫至陕西，发现用来守卫城池的士兵竟“不满三百”⑪。 事实上，崇祯年间陕西烽烟四起，兵饷无出，朝廷早已把目光转向四卫。而西安地区的历次清军清屯行动，虽有成效，但都不如孙传庭成绩显赫。孙氏“任怨清理”，仅仅数月，即“得守兵九千余人，岁得饷银一十四万两，米麦二万余石。”⑫ 四卫问题牵涉土地、军籍户口、赋役征收，其间种种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孙传庭如此快刀，势必引起反弹。清屯完毕之后一月，就发生了屯卒哗变。哗卒拥入城中，焚劫了一位官员的宅邸。 如果说这一次是“豪右弁棍，鼓煽挠法”的偶然事件，那么蓝田兵变的发生，则更明确地表明，孙传庭的强力手段，造成了陕西地方内部的不稳。 崇祯十年正月，孙传庭派遣九百余人的队伍开赴陕南商雒地区进剿，兵至蓝田，边兵出身的许忠、刘应杰于夜半聚众哗变，占据蓝田县城。哗卒不仅抢劫仓库，释放囚犯，更糟的是，他们与农民军“混十万”联合，反戈官军。许忠等人还安排了省城内应，“幸早觉不果”，否则更难以收拾。⑬二月初六日，追击农民军“过天星”的左光先、曹变蛟闻乱，回军咸阳，随即进剿蓝田，叛兵与“混十万”扬长而去。 蓝田兵变后，孙传庭上疏自劾，崇祯皇帝并未追究，但此事的影响却不可小觑。 吴伟业即称孙传庭“三胜之气，坐此沮索”。更重要的是，这次事变表明，与清屯事件类似，陕西官军内部关系同样错综复杂，统帅要想既把握平衡、又征剿得力，只做到治军严明、号令得当，显然不够。 孙传庭的“严法”，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也激化了地方的矛盾，他虽然“才自足办贼”，而“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⑭ 3 与杨嗣昌的意气之争透支了崇祯帝的信任 “一个是刚愎之君，一个是强项之臣”，方福仁曾这样概括孙传庭和崇祯皇帝，颇为传神。再加上杨嗣昌等异见派居中挑拨，君臣之间的摩擦更难以避免。不过，孙传庭自己也有过错，若非他几年来的行动渐失帝心，崇祯帝当不至于如此怀疑他。 崇祯十二年，明廷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随后令洪承畴督率陕西精锐留守蓟辽边境，孙传庭力争不可。随后朝中命下，又调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孙传庭以“疾”请辞，很难不被皇帝认为是因意气之争而撂挑子。 孙传庭请辞的理由是失聪。 从他的《请斥疏》中能够看到，他非常了解崇祯帝敏感多疑的秉性。 疏中首先明确，自己在三月“于通州感患失聪，了不闻声，今已一月有半”，四月接到保定总督的任命，本来认为能够恢复，哪知“一至地方，始知不可”，解释了为何不在患病之初时就请辞。 随后又事无巨细，列举了许多人证。例如亲友相见，“狼狈之状，皆为掩泣”；过卢沟桥，“会分监臣武俊以督修城工在彼”，聚会之间，所言皆不能听，全赖书役笔记；行至涿州，知州等人相见，也都全靠指画。⑮ ▲《大明劫》里的崇祯帝 尽管孙传庭有理有据，但崇祯皇帝仍认为他是因为与杨嗣昌政见不合，负气托疾，因此非常恼怒，竟下旨令巡按御史杨一俊核实孙传庭失聪之真伪。杨一俊调查之后，报告孙传庭身体确实有恙，不能辨声，崇祯帝又指责杨一俊有意包庇。 至此，皇帝非常明白地表露了对孙传庭的疑忌。最终，孙传庭被解京问罪。 此前，孙传庭深受崇祯皇帝信任，他赴任陕西之时，崇祯帝曾便殿召见，“期勉慰藉如家人”，给一年饷银六万两，今后听其自行设处，“不中制”，可谓给予大权，寄予厚望。而蓝田兵变之后，孙传庭上疏自劾，并谈到兵少的窘境，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怪罪，又拨给他川兵四千。 数年来君臣关系的急转直下，最终以令人瞠目的方式爆发，固然是崇祯皇帝个性使然，孙传庭的意气用事，也是重要诱因。 时也，命也，运也。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复出之后，局面早已今非昔比。纵使舍身忘我，却独木难支，悲剧收场。孙传庭虽然“一意以拨乱为己任，毁誉祸福勿顾”，但这样的行动指南，今天看来，恰恰是把双刃剑。 在官僚机器积重难返、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洲崛起的尴尬境遇之下，如何稳定局面，因势利导，寻找出路，比之耿介孤忠，更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孙传庭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EFERENCES 注释 ①《孙传庭疏牍》附录一，《鉴劳录》。 ②《杨嗣昌集》卷十九，《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 ③《孙传庭疏牍》卷一，《疆事十可商疏》。 ④《杨嗣昌集》卷十八，《复秦抚恭报甘兵抵凤疏》。 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陕西巡抚孙传庭为甘兵归还陕督事科抄》。 ⑥《孙传庭疏牍》卷一，《报甘兵抵凤并请责成疏》。 ⑦《孙传庭疏牍》卷一，《奏报甘兵廪饷疏》。 ⑧《绥寇纪略》卷五。 ⑨《绥寇纪略》卷五。 ⑩李因笃《孙传庭传》，《孙传庭疏牍》附录三。 ⑪李因笃《孙传庭传》，《孙传庭疏牍》附录三。 ⑫李因笃《孙传庭传》，《孙传庭疏牍》附录三。 ⑬《绥寇纪略》卷五。 ⑭《明史》卷二百六十二，《孙传庭传》。 ⑮《孙传庭疏牍》卷三，《请斥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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