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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根据地给予日军重大打击。为了扑灭这股抗日力量，日军在敌后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从1940年开始，这种“扫荡”变得更加残酷。在“扫荡中”，日军实施了所谓的“烬灭作战”，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光政策”。在此背景之下，日军在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潘家峪，有预谋的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暴行，即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是冀东区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河北省丰润县，这里群山环绕、果木成林，盛产龙眼、葡萄等水果，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村落。村子始建于永乐二年，村民世代在此休养生息，经过600余年的发展，至惨案发生前，全村已经有220户人家，共1700人。 冀东沦陷后，潘家峪的村民坚持进行抗日斗争，并发展成为冀东地区坚强的抗日堡垒。日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在潘家峪周围建立许多据点，没事就过来“清乡”。同时，日军还在这里建立保甲组织，给村民发“良民证”，实行“五家连坐”等。潘家峪的村民那是相当的有骨气，不仅把日军发的户口册、良民证一把火烧了，还坚决不向日军交粮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日军的极端仇视。 1941年1月24日（腊月二十七），佐佐木二郎召开会议，并传达了日本军部的命令，准备围剿潘家峪，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打八路，二是惩罚老百姓。1月25日天还未亮，来自丰润、滦县、唐山、迁安、遵化等地的日军，在佐佐木的指挥下，将潘家峪团团包围。几个早起赶集的村民，正好撞到枪口上，成为枪下冤魂。（下图：佐佐木二郎与汉奸商量奸计） 早上七八点，鬼子终于进村了。他们挨家挨户地踹门搜查，无论男女老幼，甚至重病卧床的人也不放过，全都赶进村子西边的一处大坑里。村民潘瑞德的老母亲不愿离开家，竟被鬼子一刀砍成两截；潘风柱的老母亲已经78岁，实在走不动路，被鬼子一棒子锤死。 村民被集中到大坑之后，佐佐木高桑站了出来，宣扬了一通“中日亲善”的鬼话，然后逼问村民：“村子里谁是八路”、“粮食藏在哪？”尽管周围架着机枪，四周围满了日军，个个端着闪着寒光的刺刀，村民们却无一应答，怒视着敌人。（下图：潘家大院遗址） 日军气急败坏，从人群中揪出一个青年，青年破口大骂，随即被日军砍死。接着拉出来30多人，在他们身上浇汽油点燃，逼着他们到处跑，用枪当靶子打；另有30多名女青年，被日军拖进红薯窖里奸污，用玉米杆填满后，一把火将她们全部活活烧死。（下图：幸存者） 大约到了10点钟，佐佐木手提军刀，冷笑着说道：“这里太冷了，为了中日亲善，请你们到村中大院，有好戏给你们看。”接着，日军拳打脚踢，将人群赶进了潘家大院。这个大院围墙又高又厚，院子里铺满了茅草、松枝、玉米杆，墙上还架着好几挺机枪。村民意识到大难临头，人群瞬间大乱，四处奔逃，可还未跑到门口，就被鬼子刺杀。这时，泼了汽油的茅草等被点燃，顿时火光冲天，人群在烈火和枪弹中哀嚎。（下图：被烧死的百姓） 潘国生等几名青年在浓烟的掩护下，勇敢地夺下一挺机枪，可惜不会使用，丧命于乱枪之下；潘树密的老母亲捡回一颗手雷，奋力朝着日军丢了回去，炸死3名日军。潘国奎等10多人冒着枪林弹雨，拆开了用砖头垒死的北门，冲出了大院侥幸生还；还有30余人在日军放火前，躲进了一间平房并堵住了房门，也死里逃生。（下图：日军追杀村民时，刺刀在门上留下的痕迹，幸存者张凤云） 但是，大多数村民最终还是惨死。为了避开子弹，50多名百姓躲在牲口棚里，大火烧塌牲口棚，将他们全部活埋。在西院的一处夹道里挤满了200余人，全部被日军射杀，由于人太密集，许多人至死还是站着的。为了将潘家峪赶尽杀绝，小鬼子将村民射杀、刀砍、焚烧之后，发现有人还未死去，又丢手榴弹炸。院子外面有不少孩子，鬼子兵把他们抓来丢进火里；一些小孩子要么直接在街上踩死，要么用刺刀挑起，重重地甩出去；潘瑞高的女儿，竟被两个鬼子撕成两半。 经过这场浩劫，潘家峪共有1237人遇难，生还者300余人。那一堆堆被烧成焦炭、无法分辨男女的躯体，被收敛起来埋在4个大坑里，起名为“肉坟丘”。 但是，恐怖吓不到有血性的潘家峪人，幸存的潘树平等青年，成立了“潘家峪复仇团”，发誓一定要敌人血债血偿。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在迁安甘河槽设伏，全歼150名日军，亲手击毙潘家峪惨案策划者佐佐木，为潘家峪蒙难的乡亲们报了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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