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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大蝗灾:敲响了大唐帝国走向崩溃的丧钟

 昵称535749 2020-02-18

朱言文史

致力于学术通俗化的半吊子学者2小时前

作者|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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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的运转对自然力依赖很大,天灾对于社会的冲击有时是毁灭性的,天灾会导致饥荒,而饥荒往往又会引发社会系统性危机爆发,直至社会和政治体的崩溃。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一篇名为《除蝗疏》的文章说: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髙卑, 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民间也有“先涝后旱,蚂蚱成片”的谚语。由此可见,传统农业社会中,水灾、旱灾、蝗灾是三种危害最严重的灾害,也是导致饥荒的主因,三者之中,以蝗灾最甚。在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书写的盛世唐朝,其实也是一个蝗灾高发的时代。有唐一代289年国祚,有蝗灾的年份有42个,平均7年一次。

揆诸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就会发现有关唐代蝗灾的记载非常多。譬如,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玄宗开元三年(715年)七月,“河南、河北蝗。四年夏,山东蝗,蚀稼,声如风雨”。蝗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非常之大,惨状惊心动魄,如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秋,“螟蝗自山而东际于海,晦天蔽野,草木叶皆尽”;“历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虫螟为害,雨泽愆时,稼穑卒痒,烝黎重困。”

整个唐朝,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当属德宗贞元元年(785)及文宗开成元年、二年、三年、五年等连年发生的蝗灾。贞元元年夏季爆发的大蝗灾,“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受灾范围涉及整个黄淮海平原,为害时间长,损害极重,影响极大。

根据生物学的分类,中国境内的蝗虫主要分为三种:其一是分布在新疆以及内蒙、青海、甘肃一带的亚洲飞蝗;其二是西藏的西藏飞蝗;其三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东亚飞蝗。

从蝗灾发生的地理空间看,唐代蝗灾的主要分布于四类地区:

其一是河泛蝗区。分布于河流沿岸的滩地或抛荒地,在水旱交替的年代最宜于飞蝗大规模发生。唐代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黄河下游沿岸,包括都畿道的河南府、陕州、怀州、郑州,河南道的滑、濮、齐、虢等州,河北道的卫、魏、博、德等州。其次是渭河沿岸,包括京畿的京兆府、同州、华州、岐州以及关内道的陇州。此外,汾河沿岸的河中府、绛州等,汴河沿岸的宋、亳、陈、许、徐等州,长江上中游的荆州、夔州,汉江中游的襄州,巴水流域的通州、渠州,这些地区在唐代都是蝗灾高发地区。

其二是沿海蝗区,主要有渤海湾沿岸地区、黄海沿岸地区和东海沿岸地区。

其三是滨湖蝗区。北方较大的湖泊有河南道的巨野泽,其周围的郓州、兖州、曹州,河北道的大陆泽,其周围的贝、邢、冀诸州,都曾发生蝗灾。

其四是内涝蝗区。此类蝗区属地势低洼的农田,有雨即涝,无雨则旱,涝时积水,旱时抛荒,宜于飞蝗孽生繁殖。唐代的曹州、郓州、宋州北部、博州南部,属于今天鲁西南内涝区,当时也是蝗灾多发区。

在上述几个蝗灾区中,其中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道为全国蝗灾的重灾区。唐、五代时期,从蝗灾发生的次数看,关内道发生蝗灾15次;河东道9次;河北道20次;河南道23次,总计67次,其它诸道总和仅16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的蝗灾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蝗虫为何会如此青睐这些地方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自然条件的适合,黄河中下游的气温适宜蝗虫生存。东亚飞蝗蝗卵起点发育温度为15℃,蝗蛹起点发育温度为18℃,但整个生长期至少须经历日平均温度25℃以上的天数超过30天,才能完成发育与生殖。因此,蝗灾的发生季节多集中于夏秋两季。黄河中下游地区春旱少雨的大气候环境正好孕育了第一代蝗虫,这是夏蝗多于秋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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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季无雪的时间竟然有19年,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夏蝗在每年的9月或10月产卵,在温度相对较高的无雪冬季,蝗卵均能安全越冬。无雪之年与蝗灾之年大体吻合,蝗卵如果安全越冬并得到孵化,蝗灾就是必然的。

黄河地区夏季雨量集中,由于黄河河床宽阔,河水漫流,两岸滩地不能正常利用,很容易成为蝗虫的滋生场所。黄河中下游生产小麦等粮食作物,水患之后的河滩是芦苇生长的良好场所,这些都是蝗虫喜食的植物,从而为蝗虫的发生提供了食物来源。

除了上述这些气候地理原因,蝗灾也是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一种常见次生灾害。古人所谓的“旱极而蝗”“旱蝗相乘”就是这个道理,唐代的黄河中下游是水旱灾害频发地区,所以也是蝗灾高发区域。

蝗灾对农业生产的毁灭性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唐代的蝗灾主要是夏秋两季,夏蝗会吃尽正处于黄金生长期的庄稼,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京兆府奏云阳等一十二县百姓,论去年宿种麦苗下子后,旋被蝗虫食损,今年尽不滋生”,“魏博六州蝗食秋苗并尽”’。

秋蝗则会毁掉刚刚成熟的庄稼,令农人一年辛苦付诸东流。如开成二年(837年),“河南、河北蝗,害稼 都尽。镇、定等州,田稼既尽,至于野草树叶细枝亦尽。”

在农业社会,庄稼绝收意味着农民陷入窘境,甚至破产。朝廷为了维持正常的统治,就必须要组织赈灾,还要蠲免税赋,这又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传导至市场层面,必然是谷物等农产品的价格高企,加重人民生活的困难。兴元元年(784年),河南、河北、关中等地发生大蝗灾,“旱蝗相乘,谷籴翔贵,兵氓馁死,十室九空,通邑化为丘墟,遗骸遍于原野”。

在谷价高昂的情况下,民众衣食无着,饿殍遍野,自然又会引发瘟疫盛行。在唐初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六月,关中地区发生水灾,而后大旱,再就是蝗灾肆虐,“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厉,死者枕藉于路”。

灾害、瘟疫盛行,不仅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更会产生大量的流民,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全面爆发。唐末两场大乱,庞勋戍卒兵变和黄巢之乱与蝗灾都有密切关系。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淮南、河南蝗旱,民饥”。河南道和淮南道的蝗灾并不是暂时性灾害,此后的九年中,一直到咸通十年,这一带就有五年闹蝗灾,其他年份也都是水旱灾不断。

咸通九年(868年)七月,庞勋之乱发于桂林。这些徐淮戍卒在九月杀回了徐州境内,“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大批灾民加入了庞勋集团,使其声势大振。

庞勋之乱虽然在咸通十年十月被沙陀铁骑镇压了,但是大唐帝国的系统性危机已经暴露无虞,早已溃烂,就差一崩了。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的黄巢之乱,真的旧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而这场大乱与蝗灾也不无关系。黄巢起兵的郓、濮、曹三州,是今天鲁西南和河南交界地带,当时属于天平军节度使管辖。

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带简直堪称蝗虫的温床,这里既靠黄河,又有巨野泽,还是严重内涝地区,可以说是河泛、滨湖、内涝三州蝗虫滋生环境的融合,天然的灾害源头。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 ,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王仙芝、黄巢就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灾民相应,毕竟“人饥为盗”是求生本能。

唐末大乱,固然原因很多,但是蝗灾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诱因,正如负责镇压黄巢的唐朝重臣郑畋在《讨贼巢檄》中所说的,“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这场大乱之后,大唐王朝很快就覆灭了,灭唐的朱温原本也只是加入黄巢大军的一个灾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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