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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又何必如此极端

 赵律师法律观察 2020-02-18

近来我读了沈宁先生的《清末读书少年郎》一文之后(载2006年第四期《书屋》,16-20页),感到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不吐不快。

    沈先生一文开头就说:“近些年间,跟有些朋友谈天,我经常会感叹:现在的青少年们,实在是受教育程度太浅,在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看到此种言论,我觉得遭遇到了极端,其实,“此一时,彼一时”,又何必如此极端?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沈先生: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文史方面的学问有何联系?是必然的吗?受教育程度高的标准就是在文史方面的学问高?作者能找到什么证据来证明这种联系?个人觉得受教育程度并不取决于文史方面的学问,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受教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并不限于文史,其程度也不是以文史方面的学问来衡量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懂文史,没有文史学问并不影响其生活和研究。每个人都有其个性,有其爱好,不能搞一刀切!谁敢说不懂文史的科学家受教育程度就低呢?

    “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真不知作者以何为凭得出此观点?即使是上文,也只是说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浅”,怎能一下子跳转到了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呢?“一代不如一代”是在什么方面呢?是在何种意义上呢?岂不知:“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前人的一些成果,后人确实没有超越,但这并不代表后人不如前人,因为“术业有专攻”,而且环境变了,需求变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后人往往比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因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之故。作者怎能认为“读书人”一代不如一代了呢?对于陶希圣先生我了解不多,也不敢妄加评论。作者以其外祖父的读书经历为证据,来论证其观点,还说让“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后脚跟么”,这种做法怎么让人觉得是“关公战秦琼”呢?如果陶希圣先生后来没有那么大的成就,作者还会这样来论述吗?

    作者说陶希圣先生四岁时读物是《三才略》,六岁时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后来还读了《书经》、《礼记》、《史记》、《汉书》、《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史兵略》、《老子》、《庄子》及诸子书、《读通鉴论》、《宋论》、《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十七岁时,他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等等,通过这些,作者“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这种论证逻辑可让人大开眼界啊!《三才略》是陶先生最早的读物,可是那时候陶先生才四岁,他能看懂那本书?你可以给一个四岁的小孩任何译本书让他读,但他得到了什么谁会知晓?作者说陶先生六七岁时就读《史记》、《礼记》,我想问他能读懂多少呢?陶希圣先生在那些年龄段中读的书,究竟有何收获,有谁知道?一个青少年可以读任何书,至于有没有所得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后来没有什么成果留下,谁也不会去说了,可如果留下了成果就能证明他当时读懂了许多吗?现在人们不读这些书,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就低了?岂不知,现代教育文史而且只是一方面而已,还有很多,比如自然科学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不懂文史知识,也照样可以做研究写成果。

作者还说:“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这种是什么逻辑啊?原来,“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 ”,都是因为他们六七岁时没读《尚书》和《礼记》,或以后也没读?他们“毫无礼貌修养”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可是沈先生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其所说的“证据”是真的呢?且不说文史学识,单说“礼貌修养”吧,不读“四书五经”就没有礼貌修养?有“礼貌修养”的人都是读过《尚书》和《礼记》的?这样的论证岂不滑天下人之大稽?作者如论述当今之文史方面的学术成果不如前辈,完全可以从学术成果方面论述,不应从无法比较的读何种书籍方面来比较!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人们都在文史方面有学问,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是不一样的,自由比知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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