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令华佗无奈的“小虫”，是如何在今天可防可控的？

目前，人类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已经白热化，未来的路却不知在何方。疾病的幽灵时隐时现，继而唤醒了群众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曾与血吸虫病进行了另一场殊死较量。那曾经肆虐华夏，令华佗无奈，万户萧疏的'瘟神'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

历朝历代无可奈何的小虫

血吸虫，一种灰白色线状寄生虫，常寄生在钉螺体内，成虫后钻进人的皮肤，从而引发血吸虫病。患病者起初时下痢，继而食欲减退，精神萎弱，四体消瘦，逐渐削弱以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病剧时，腹部膨大如鼓，晚期肝硬化，死亡率很高。

古代医家并不知血吸虫为何物，只知有蛊。殷墟甲骨即有'蛊病'字样。

《黄帝内经》中亦有所谓'男子之胀病，如犯蛊毒也'。隋朝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曾对'蛊'病进行了定义：人们在接触南方的河水或湖水后，腹部肿胀，生出蠕虫的疾病。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悲观地记载道：'有人患水肿，腹大四肢细，腹坚如石，小劳若足胫肿，小饮食便气急，此终身疾，不可强治。'康熙年间，湖北黄冈县西周山铺中医撰写的《杜氏医案》，乾隆年间修的《江陵县志》中也记载了数十例有关'水毒症'、'蛊症'的病例。

然而，医书上对血吸虫病的粗浅认知并不能阻止'瘟神'的肆虐。

血吸虫的一般传播途径

清末，政府从西方全盘引进传染病防治模式，西医自此在国家卫生防治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由于血吸虫病并非烈性传染病，无论是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还是1930年卫生部制定的《法定传染病月报表》，均未将血吸虫病列入。

1940年在医学界的关注下，卫生署亦只是要求卫生院及分院在注重法定传染病的基础上，也要注意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防治。当然，这也成为了一句空话。

江苏省吴县陈墓乡副乡长曾向县参议会进言，'若再不亟赴扑治则数年以后，田无壮夫可耕，国无壮丁可征'。武进县西墅镇'遍历各村约十市里范围内，所见腹水、便血患者每村由数人至百余人。'

江西省余江县的上、下黄村，曾是繁荣兴盛之地，坊间传有'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吾族盛时，西南有街有市，屠沾俱足，店货丰盛，东南有巷有门，巷门之外烟数十户，内二百余家。'不料清末一场大疫（血吸虫病），人亡户倒，由盛而衰。解放前夕，下黄村仅剩十几户人家，上黄村虽存四十余户，却有四十八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两湖地区亦不列外。湖北袁家湖流行着这样的歌谣：'袁家湖，水有毒，女人喝了不怀胎，男人喝了胀破腹，死了人，塌了屋，田长芦柴村绝户，好田淤成烂泥湖。'湖南临湘县施家垅一带沦为了杂草丛生的瓦砾场。

民国血吸虫病患者

时人叹道：'血蛭病之在中国，欲谋一铲根办法殊非易事，良此问题，固不只为一公共卫生，尚有经济上政治上普及教育上等问题存焉。如血蛭病而存于一科学进步之国家。且有有力政府之援助，则不难于数年内尽行根除也，然在中国，而欲立谋解决，则为期尚远。'

历史就这样给新中国留下了个烂摊子。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新生政权开始注意到血吸虫病并非偶然。

首先，解放战争时期，长江流域旁'磨刀霍霍'的解放军指战员在进行水上练兵和渡江作战时，即有大面积感染血吸虫病的现象存在。其次，作为新政权的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不止要在战场上胜利，还要在民生领域站得住脚，要完成旧社会所未能完成的事情。于是，血吸虫病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选目标。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了《关于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的指示，要求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必须把本省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流行程度调查清楚，以便开展防治工作，各地医务人员须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同年召开的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及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上，均强调了血吸虫病的防治。随后，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了血吸虫病的防治方案。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进入了新的阶段。

遏制或限制了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全国防疫工作获得巨大成绩

1953年，卫生部召开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会议，要求各流行区必须重视血吸虫病问题，严格调查与防治。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惊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吸虫病异常严峻，便直接上书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责成有关部门核实，并回信沈钧儒，认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注意到之前数年的努力并未奏效，毛泽东便直接参与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彻底改变了'血防'工作上混乱的局面。

1955年，卫生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管理法》，将血吸虫病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市委书记开会，听取了卫生部关于血吸虫病的报告。会上，毛泽东批评卫生部只把精力放在城市，对人民大众漠不关心。

然而，卫生部亦是有苦难言，建国伊始，卫生部缺钱缺人，农村也缺少相应的医疗设备，没办法，卫生部只得延续民国时期的策略，集中力量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有专家认为日本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灌渠都是水泥建造的，疫区很少，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彻底铲除这一疾病。甚至有人不赞同通过群众运动进行防治。

但形势的败坏，令毛泽东坚信，不能单单依靠卫生部的知识分子，便决意组建九人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群策群力战'瘟神'

1955年11月，即杭州会议结束不久，党中央立刻成立了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23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要求从省到流行区的乡以上各级党组织，必须层层建立血防领导小组，组长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县以上各级党委的防治领导小组，要有卫生、农业、水利、宣传、文教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以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

1956年2月，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3月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1957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严格贯彻。全国政治动员的格局就此形成。

不过，对于中央的急切态度，地方群众并不理解，在行动上往往消极应对。有些农民并不相信钉螺会传染所谓的血吸虫病，例如号召群众'苦战二年胜千古'，'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江西省余江县，就有农民坚信大肚子病是'吃了狮子岩的水，龙脉挖断了，地不发人，命运不好，生死由天'。他们在疫区广建寺庙，祖祖辈辈，求神拜佛，希冀菩萨保佑。

群众不相信有虫，地方血防站就端来显微镜，让群众来看虫蚴。想来这是最直观的办法了吧。纵使如此，群众依然怀疑这是一种戏法，不是真的。即使相信的农民依然抱着'求过医，吃过药，却只见病人死，没见病人好；只见病人多，没见病人少'的悲观看法，认为'钉螺又多又小，等消灭掉，人也死光了！'群众中尚有厌恶粪检者，'我见过讨饭的，没有见过讨大便的'，嘲讽地方血防站医生为'屎医生'，血防干部为'吃屎干部'，甚至有人拿动物粪便冒充。

质疑声中，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战争领域习得的群众动员技巧，巧妙地运用在经济生产、疾病领域。在中央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大量经过初步训练的基层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试图以点带面，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干部们积极在白天帮助农民挑水、磨面粉、打扫卫生，频频利用三餐和晚间入户访问，展览、辩论赛、群众大会、个别谈心等形式应有尽有。喜闻乐见的日常活动，与对毛主席的敬仰、为社会主义奉献的理想合流，江西省余江县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群防群治'运动。

《枯木逢春》电影宣传画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县以'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为行动方案，共发动了3.6万多人灭螺，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学生走街串巷，向大伙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医生手把手教会农民如何处理粪便，或统一收集处理。农忙时分，医生进驻生产队，直接下地为患者免费治疗，不耽误农时。疫区范围内，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杀，彻底斩断一切传染途径。

'第一面红旗'就是这样树立起来了。

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同年，毛泽东读报后，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中国血防纪念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防治达到了顶峰，绝大部分血吸虫病被扑灭。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德国特效药吡喹酮的使用，很多地方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一个锄头两斤铁，拿到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困'的日子逐渐远去了。

余论

'血防'运动的成功，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体系。在察觉到初期卫生部的常规处置不能奏效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亲自领导运动，各级血防小组融农业、水利、卫生多部门精干，越过常规机制，依靠健全的农村集体组织，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中央不忘将卫生事业同移风易俗结合，既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浊，站稳脚跟，亦成功塑造了社会主义'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