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炸裂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地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师圣人辈出；而在同一时期，古希腊、古印度等西方小国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思想上的跃进；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圣人贤者等，此时，东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数千年的哲学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萌发于尧舜时代，伊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庸思想中的“用中”、“时中”、“权中”以及朴素辩证法等思想影响至今，中庸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他将先秦中庸观推向了一个高峰，孔子将“中庸”封为儒家最高的“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也”，随后孔子弟子及儒家继承者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庸思想的内涵。  两汉经学代表认为董子认为，中庸的作用可大可小，大可安邦治国，小可安身立命；朱熹和二程是中庸思想集大成者，将中庸视为至高无上的儒家真理，提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历经二程和朱熹等人的发扬，自宋朝以后，中庸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 古希腊的中庸思想的发展离不开亚里士多德这个大哲学家，在浓厚的哲学氛围影响下，在城邦建设和发展上，在个人美德的修养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道”思想，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城邦建设，政治管理，美德伦理的确立，其“中道”蕴涵的法治精神更是影响后来的西方法制观念。 东西方中庸思想的基本内涵春秋战国时期中庸思想“中庸”思想经过孔子阐述后就具备了哲学性，但这种哲学性并未渗透到理论部分，孔伋对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注入了“中和”观的新内容，将“中和”观提到了万物起源的高度，后经儒家儒生进一步完善后，中庸思想经历了从一般理论到哲学理论发展的高度，其基本内涵也十分丰富，总结起来分为四个方面，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因时而中，和而不同。  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分的行为、不及时的行为其性质是一样的，是事物的两端，是偏颇的，人们对待事物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足；过分、不足这两个观点是不可取。执两用中，孔子认为对事物的运用，要准确地掌握事物的两端，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两端的“中”来进行实践，从正面表面了实现中庸的手段，以执两为主旨，以用中为核心。 和而不同，这里的“和”其实就是实现“中”的最佳状态，将事物两端包含起来，通过融合、结合两端的性质，以中庸的手段寻找恰当好处的结果，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要追求“和”，但正人君子不能一味地与他人同流。因时而中，人们在实行中庸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突发的情况，选两端不行，选取“中”也不太合适，这就要求人们根据事物当下的状况，结合所处的背景，灵活变通的选择“中”。 古希腊中庸观的主要内容要想了解古希腊中庸观，仍需要从概念出发进行研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来探析中庸观的基本轮廓，古希腊的“中道”含义是中正的道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道是建立在德行基础上的，是对人伦德行和道德约束的规范，也是人们被要求的务必遵守道德条例，因而，古希腊的“中道观”一直在伦理学范畴内使用。  尧禅让给舜王位时，坚持“允执厥中”的精神，这里的“中”是中正不移的意思，这与古希腊的“中道”涵义一致，但到了孔子时代，提出的了“庸”，“中庸”属于伦理范畴和哲学范畴。由此可见，“中庸观”在方法论上得到升华，而“中道观”仅是一种培育德行的手段，所以，中庸观在哲学角度上比中道观更为完备。 在社会动荡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希望利用中道调和社会矛盾，他认为，中道是蕴含于道德伦理之中至高无上的德行，在亚里士多德的严重，“德行”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智德性，另一种是以一定风俗习惯为基础的伦理德性；而中道是伦理德性的一种。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就是从过度和不及之间寻找最适合的方法、行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品格，事情存在过度和不及两个极端，选择任何一端都是错误的，只有选择二者中间的状态才是善的体现；真正的中道，是灵活运用的相对中道，必须根据事物所在的具体环境来判断适度的“中”所在，因此，“中”是不固定的，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解“中道”的内涵很容易，但中道实践却非常难，影响中道的实现有三个因素，其中人的问题是最不可控的，理性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而人是理性和感性的集合，感性却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体验愉悦时，要有防微杜渐的意识，以适度的主旨来要求自己，既不禁欲也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在感性世界中实现中道。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善恶平衡，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规范人们道德经济，完善人的德性；中道思想也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决定了他的世界观，也在其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实践做出了贡献。 中庸思想、中道思想的作用
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哲理性，并没有形而向下的状态，它是人伦、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理论自我实现，中庸思想是一种广义上的德，是一种一般规律，因而，孔子将它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除了道德层面，中庸思想与政治渊源甚深，作为至德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例如，尧舜时期注重为政，用刑不走极端，采取了具有中庸思想的“适中”做法，到了周公时代，“中德”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理论之一；而孔子积极教人入世，更多地是服务于政治领域；子思又将中庸思想贯穿于日常生活、天人关系、社会交往之中；孟子提出了中道标准，荀子将中庸规定为礼仪道德，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庸思想成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中庸思想是普遍的方法论，中庸思想贯彻了孔子思想的全部，每一个道德范畴都以“中”为约束，以“中”为指归，例如过分仁义即是溺爱，没有仁义就没有同情心，过分聪明就是狡猾，聪明不够就是愚蠢；孔子将仁注入礼，又用礼来约束仁，用“中”夹在仁、礼之间，从仁、礼中找到平衡。  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暗藏在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而孔子思想看似形散，正是中庸思想的存在将孔子思想有机地连通，在子思的思想里，中庸更是被上升到了方法论的范畴，进而上升到世界观的维度，最终形成中庸之道；当汉代以后儒学成为治国理政思想，成为治世良方后，中庸思想也正是成为思维方法论并延续到今。
在孔子思想中中庸既是道德观也是方法论，而子思认为中庸是沟通天、人之间的纽带，此时中庸思想发展成中庸之道；子思在研究“中和”思想后，以“性”、“诚”来补充“中庸”理论，只有至诚才能使人类本性尽显，人可以通过至诚的方式，与天、地保持同等地位，子思用“人”联系天与地，让人参与到天地万物活动中，因此，天、地、人通过中庸完成统一。 将中庸思想上升至天的程度，对一种宇宙观层面的思考，是一种思维上的升华，这也为中庸思想赋予了一个宇宙观的向度；而儒家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势必将人类的一切上升到天命的层面，这也代表着儒家思想的宇宙观，中庸思想能贯通天、地、人，这证明了天人合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庸之道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所表现出的道德规规范的抽象规律，如此一来，中庸思想也就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与儒家中庸思想一样，古希腊中庸观也在当时社会影响力巨大，影响着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中道观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提供了治理措施，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欧社会的许多方面，那么中道观对当时古希腊社会有何作用呢？  稳定城邦，古希腊特殊的地缘政治，选择城邦制是十分合理的，城邦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面积小，人口少，并且可以独立自治，各具特色；城邦是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大家只有遵循一定的法律条目和道德底线，才能管理好城邦；其利益是至上的，公民所在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城邦有更好的发展，同样，城邦的发展成果必须惠及公民，这就是在公民和城邦之间形成的不成为规定。 如何管理好城邦呢？是采用轮流方式管理，还是采用让公民选举代表管理呢，或者采取表决或者投票的方式管理城邦大情小事呢？此时，中道观便被推上了历史的无论，而城邦也成为中道观实践最好的平台；毕竟很多公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相同的，甚至是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中道方式对公民意见进行调整，使公民利益最大化。 中道观还可以平衡城邦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城邦本身是权力的赋予者，公民则是权力的拥有者，城邦肩负发展和稳定的使命，而公民是对利益有所求的，这本身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出现矛盾，中庸之道就是平衡公民和城邦关系的中原杠杆。  完善古希腊民主政治，古希腊政治体制最大的特色就是民主政治，这在奴隶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而民主政治的实行与中道思想有很大关系；我们都知道，雅典城邦是由贵族、平民、奴隶构成的，贵族占据绝大部分资源和权力，平民占有的资源很少，权力很小，权力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分布不公，贵族与平民阶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以上矛盾，古希腊采取了多种办法，但都收效甚微，只有当时的中道思想才能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按照中道思想的要求，古希腊采取了奖惩机制，不仅调节了财富分配也提高了公民的参政率，在参政和懒政之间，伯利克里采用中道方式，并采取行动，最终让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达到了新的高度，由此可见中道思想稳定了城邦，维持和谐，提高民主政治的活性。 健全法律调控，作为一个民众自由度极高的国家，其公民的自主意识、只有意志是非常强烈的，因而法律越发显得重要，法律是当时公民共同决定的存在，代表公民的意志，法律也是约束公民行为，适用于城邦全部公民，是所有公民必须遵守的公约。 而雅典城邦在最初实行民主政治时，并不重视法律，因此导致出现个别权力过大的公民而威胁到城邦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对法律进行完善和健全，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时中道思想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城邦严惩或驱逐过分用权，或者无作为的行为，法律可以同德治相结合，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实施，共同维护城邦稳定，因此，中道思想是健全法律调控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道思想还可以调和城邦个体主义和希腊民主主义的矛盾，这两种主义没有一个共存的平台，战争却不是沟通这两种主义最佳手段，这就需要一个既能促进交流沟通，又不具有破坏性的方式，这时具有中道思想的运动会，对这两种矛盾进行了调和；此外，中道观对维持社会和谐，调和国家人口问题都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讨论
通过以上论述得知，先秦儒学中庸思想与古希腊中道思想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它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产生，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时期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引导，也使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普遍的相似性。但这两种思想又有很大不同，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带来了差异性，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中华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陆文明，而古希腊文明是以城邦为主的海洋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华文化注重内部和平，注重各宗族间的合作交流；而古希腊文化强调开放，他们的自由、勇敢、灵活的本性被激发，造就不畏强权，勤学勤思的品质；由于地缘因素造就两种不同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  其次，社会制度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剧烈变革阶段，是奴隶制向封建集权制转换阶段，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随着井田制的发展，奴隶制逐渐解体，拥有地主的土地逐渐替代奴隶主，在两种体制交替阶段，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奴隶主为维护自己利益疯狂打击地主，社会充满战争和杀伐，为了温和地调节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中庸思想便产生了。 而在古希腊城邦社会，实行的是奴隶制度，奴隶即是古希腊人生存的保障，也是重要经济来源，为了防止奴隶反抗，也为了维护奴隶制，古希腊出台禁止随意杀害奴隶的法律，奴隶因此获得了生存权和一定的自由权；然而奴隶制与民主制是具有天然性矛盾的，为了维持两种制度的和谐发展，中道思想便出现了，维护了多方利益。 再次，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先秦的中庸观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紧密相关，“和”不仅是和谐和睦，也代表事物之间冲突、融合过程，这个“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这种文化思想长期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中，人们为实现“和”建言献策，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春秋战国动荡时期，如何温和地解决阶级矛盾，矛盾双方如何进行妥协而不是进一步深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彻底解决矛盾，又不会对“和”的局面造成破坏性的办法，如何在矛盾双方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这时，儒家的中庸思想为统治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庸观对内可以使民族和谐，对外可以使国家友好，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是中庸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原因。  古希腊文化以独立自由为主体，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乱威胁之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邦与城邦之间，国内内部城邦之间，兼并战争频发；过度追求自由会导致战争，一味地克制自我又有被于独立自由的文化观，使公民失去各项，这时，中庸观便成了坚守公民本性，完善个人德性的最佳途径，毕竟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参与者，肩负着城邦发展和管理的任务，一旦个人注重中庸，将中庸观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即可实现城邦稳定。 后记笔者认为，从起源上看，先秦儒学中庸观始于尧舜时代，形成于孔子之手，最终由孟子、荀子最终完善，中庸思想蕴含三层含义、四重内涵，它是整个儒学体系中，既是普遍的方法论原因，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庸思想不仅是价值原则，同时也是朴素辩证法的一种形式。 古希腊哲学中的“中庸观”萌芽于神话中，后经赫拉克利特等人继承和发扬，最终被亚里士多德所集大成，古希腊的中庸观在调和对立思想、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稳定城邦政治都有重要作用。 中庸思想与中道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很相似，有些地方是相通的，但这两种思想背后代表着却是两种文化，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大陆文明，另一个是以城邦政治为代表的海洋文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是造就东西方文化差异性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中庸大学》、《史记》、《论语》、《道德经》、《国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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