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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孙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对我说，爷爷，我为什么不是一只麻雀呢？我如果是一只麻雀该有多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两个站在窗户前。他刚从幼儿园回来。他不说他不想上幼儿园，他说如果是一只麻雀该有多好。 他到底还小，好糊弄。我的回答是，你没有翅膀，所以，就不能当麻雀。 如果照着我的这一思路，就会有一大套说教：人也可以有翅膀，人有了翅膀之后，也可以成为一只麻雀，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飞到哪儿就可以飞到哪儿。人的翅膀是什么？一是钱，二是权，三是名，钱多了，权大了，名高了，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作为说教，是不能这样说的。该怎么说，我不想和他说假话，所以，只能不说。这个说教当然还应该有很重要的方面，人如何有翅膀。这也不能全说实话，能说的话当然也不少。比如说，要先上幼儿园，再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学好多知识，努力做好多事......这样就可以像麻雀一样有翅膀了。 我不和他说，因为他还小，不是怕他听不懂，而正是因为他小，我不想和他说假话。在这件事上，我不会说假话，即使我想说假话也说不得。和自己的亲孙子说假话，有没有如此不要脸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过了三岁生日，就有了这么大的困惑。他在和我谈人生，他这么小，就感觉到了活人的累和不自在。 活着的累和不自在，是人人都有的，这是普遍的人生。人生有没有快乐和幸福？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来说，这两种人生感是全都不应该有的。我之所以想不到，就是因为了此。一个小孩子，如果说是快乐的，他也不会有快乐的自觉感。如果说他不快乐，一样不会有不快乐的自觉感。童年的天真无邪和纯洁，是小孩子的生命本色。把快乐和不快乐过早植入小孩子的天真无邪里，这是人类社会的罪恶。 我努力回想自己，我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人生的不自在。我能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一个人被锁在屋子里睡觉，醒来的时候，床头放着一把炒熟的麦子，我躺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吃那些麦子。吃完了，自己穿衣服。屋子就那么大，门是锁着的，出不去，自己想着怎么玩，一玩一上午，下午接着一个人玩。有一天，我从两张床上来回跳，结果跳空了一次，右眼眉骨磕在床沿上。自己找来火柴，从被子里掏出一团棉花絮，点燃了烧成灰，用棉花灰捂在流血的伤口上，止住血流。然后继续玩。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上学后的第一件事是写字，我写的第一个字是“一”，因为写得弯弯曲曲，被一个很老的郭老师敲了一烟袋锅。敲完了，接着写，依然写得弯弯曲曲。老师这一次没有再敲，只是拿烟袋在我头上晃。慢慢地，我就写平了。 一个人在屋子里磕破了眉骨，我不记得大人干活回来有什么责怪，我的疼，归我，我的玩也归我。大人有他们的事，大人的事归他们。我在学校里，写字归我，敲我脑袋归老师，敲完了疼一下，接着写归我自己的字。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在学校，回到家里，我就在家里。大人也是一样，老师也是一样。 我从小学到中学，在学校做学校里归我做的事，上课，写作业。回到家里，做在家里归我做的事，割草，挑水，打扫屋子和院落。 老师不管我在家里做的事，家长不问我在学校做的事。我在家里割了多少草，院子打扫得好还是不好，大人们或说或骂，说完了，骂完了，这件事不会留下任何包袱。在学校里，也一样，我的课听得专心不专心，作业写得好不好，老师也说也骂。说完了骂完了，这节课，这次作业就完了。家里做事不考试，学校里有考试，但考得好与不好，大家都没有包袱，考得好的高兴，考得不好的一样高兴，因为大家都是在上学。 可如今呢？单说背诗吧。一个刚会说话的孩子，就开始要背诗。妈妈要孩子背，爸爸要孩子背，爷爷教孩子背，奶奶也让孩子背，培训班要求背，幼儿园里要求背，全社会都在比赛着背。 （哪个王八蛋如此缺德！中国的古诗不过是古人闲来解闷的东西，说得好听点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说话方式，言志也好，传情也罢，言得再好，传得再妙，那志，那情有多少可为当今志当今情，好和妙，在当今还实用吗？你让一个天真的儿童去解那志，解那情，明白那好和妙，可能吗？教育改革就是把小孩带上一起折腾吗？那些王八蛋是不是想把中国人彻底折腾毁了才甘心吗？） 想想吧，一个小孩子，那么小，就要天天背着妈妈的大志，背着爸爸的大志，背着培训班的大志，背着幼儿园的大志，背着全社会的大志，他们背得起吗？ 我不给我孙子包袱，我不教他背诗，我教他识字，字是要识的。至于爸爸妈妈幼儿园全社会的包袱，我既不能替他背，也不能不让他背。他不幸，遇上这样沉重的时代，有那么多的人要他背，他自己也不能不背，由他去吧！ 我能做的，是让他快乐一天是一天。 2020-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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