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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身亡，大明王朝亡，享国祚276年。但李自成却并未成为那个最后的赢家，就在攻入北京城后不久，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选择归附大清，一片石之战的惨败，也让李自成只得选择仓皇撤出北京。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淮河以南地区，则在旧有的大明王朝管理体系之下， 进入“南明”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王室南迁的案例并不在少数。两晋时期，由于晋惠帝的昏聩，贾南风的干权，八王之乱与大量少数民族南迁进入中原，最终也导致了五胡乱华，西晋灭亡；晋王室也只得衣冠南渡，建立东晋。此后的近百年时间，依靠勠力同心，晋王朝甚至还出现了恒温北伐故事，更是有以少胜多瓦解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的淝水之战。而当北宋以靖康之耻的闹剧结尾，作为赵宋的唯一未被俘获的传人，康王赵构也是辗转多地，最终建立南宋，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将仇雠辽国灭之， 更是将南征的海陵王完颜亮击而败之，此番种种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胜负未曾可知，南渡或可续命。 但这一次，南明政权却在大明灭亡之后，从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迅速组建南明弘光政权，到1661年永乐政权的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缢杀，仅仅十八载，几百万国土便已沦丧，在大陆上南明政权业已彻底覆亡。 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南明政权会 如此不堪一击，仅仅几十载而亡的呢？ 第一：不切实际的空想就在1644年李自成撤出北京之后，李自成迅速向其根据地陕西撤退，多尔衮引领下的满清则迅速进入北京城，添补政治空缺。作为久经政坛浸淫的政治家，多尔衮在皇太极时，曾多次率军入寇京畿等地，更是残忍至极，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但是此时的他却变了一副面孔。
在着手安葬朱由检尸体之后，对于归附的明朝官僚纷纷许以高官厚禄，更为可笑的是当时一如吴三桂等人在被默许的态度之下打出的是“复君父之仇”的口号。 似乎大清王朝的首要目标就是李自成，而非南明。但唇齿之间的地理距离，上百年的明清之恩怨，强盛上升期的大清又怎会只满足于消灭李自成呢？ 但是南明弘光政权，却在这种具有明显假意的口号之下，还希冀着借清平寇，这也让南明迅速丧失了先手打击清军立足未稳的契机。 倘使利用满清、李自成争斗的契机，团结汉族民众，以正朔为号，胜负又何至于如此。而弘光政权仅仅不足一年便亡，弘光帝朱由崧被清军所俘，与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可谓是因果关系。 第二：政出多门、权利斗争激烈南明政权自弘光政权为始，历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无不存在政出多门、权利斗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症结从正统上崇祯帝自缢后，他的三位皇子下落不明。按照《皇明祖训》的大明王朝继承传统，出自福王一脉的朱由崧上位其实是符合传统礼法，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无可厚非却是建立在朱由检的三个皇子下落不明、大宗绝嗣之上的，因此这也使得一批不支持他的人便造就了"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等藉由此来动摇他的正朔地位。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的是，东林党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钱谦益等人支持潞王朱常淓 。这样的离心离德的局面，在隆武政权、鲁王政权上亦是十分明显。作为皇室远亲，他们能当皇帝，其他的皇族又为何不能呢？ 而这样的上层建筑不稳定之下，也就会造就一大批权臣的出现。弘光帝时，大权在马士英、江北四镇将军；隆武帝时，大权皆在郑芝龙；永历帝时，则在孙可望、李定国。 作为手握大权者，当权臣的个人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体之时，又没有可以独当一面的皇帝，显然这样的政治体系以及其治下的政权是岌岌可危的。 甚至，据记载载弘光帝喜搜罗美女，卖官鬻爵；而后继之君，鲁王、隆武帝亦是泛泛之辈更是为争正位，不惜贸然出击，不顾战机；而及至永历帝朱由榔时，此时的南明已经局处一隅，富庶的财赋之地江南早已沦丧，但即便是占据云贵川等贫瘠之地，永历帝却也仍旧摆脱不了依赖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窘境。 第三：积弊难返
这种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自王朝建立伊始，便如同跗骨之蛆一般成为王朝的痼疾。以自耕为主的农耕经济体系，随着王朝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固化，被一步一步的蚕食。 面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在遭受了小冰河气候下的极端天气之下，山东大旱、陕西大旱、蝗灾就像是一把助燃之火，将原本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逼迫至反，民不畏死；于是李自成、张献忠们次第产生。 而面对此番境况，崇祯帝并无实质性举措，甚至还有将辽饷加之于农民之上的举动。而当南明作为承明朝国祚的朝廷之时，这一系列的积弊的累加，使得南明更像是历史周期律上行将就木的蹒跚老人。 诚然，随着与满清的斗争，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单纯的依靠民族矛盾去抗争所得到的结局大抵也只能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般血淋淋的结局。 而离心离德、政出多门，则让南明的士大夫、地主阶级们在与满清的斗争之中，逐渐做出了更利于他们的选择，作为得利者的地主阶级们终于对于王朝姓朱、姓爱新觉罗产生了一系列的“反思”，于是钱谦益、孙之獬、孙可望之流终于也比比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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