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乌拉街——松花江3000年历史文化缩影

松花江，大东北最重要的母亲河。它以长白山天池为正源源头，其干流独特的走向——东南西北转西南东北入大海，所流经地域生活的不同历史人群，曾赋予它不同的名字。从辽朝开始，将这条大水从源头直到入海，统称为“混同江”。直到东北最古老的族群——肃慎氏后裔建立的清朝统驭时期，始终视松花江为东北亚最大河流，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均为其支流。从这个意义上，今天视为第六大水系的松花江，在古代中华版图为第四大水系。（清末至日伪时期，随着列强对东北的殖民侵略，松花江干流的上游段与中下游段曾被称为“第二松花江”与“第一松花江”这种有着殖民色彩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几经明文公布废止，至今仍有人在使用。）

河流是文明的母体，东北文明与松花江密不可分是毋庸置疑的。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或政权对其不同称谓以及态度，亦可见东北民族与历史的复杂性。对其复杂性的探究，从古至今，都是东北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在学术界仍论争不断，对普通读者来说，诸如肃慎、秽貊、东胡等族系的含义以及民族间的关系大多一头雾水。相当多的人知道这条江满语名“松花里乌拉”，视为满族的发祥地，往往忽视它在东北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曾是其他族群的故乡和多民族交融的演兵场。

任何一条伟大河流涵养的民族与创造的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松花江亦不例外。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特别的自然流向，亦是东北民族史备显独特与复杂的一个重要前提。立足其最具代表性的某一历史现场，追溯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有的真实面貌，无疑是认识松花江的捷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现场，乌拉街无疑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典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乌拉街——是松花江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因此，乌拉街所在乌拉街镇，2008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荣名，2017年国家住建部公示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乌拉街镇又位列其中。

乌拉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长期以来，它存在本身，不仅是乌拉街人，也是我市太多人心中分量很重的情结。然而，人们对乌拉街似乎无比熟悉，实则并不真正了解，甚至存在很多误区。比如原本作为乌拉文化一部分的“满族文化”，在很多人心目中，几于乌拉全部的历史文化，进而使松花江养育的丰饶的乌拉大地太多不该忽视的内涵成为盲点。

“乌拉”一名最早见于史，源于明时海西女真乌拉部在此建立“乌拉国”部城。其后乌拉一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不同时期亦有变化，内涵也不同。今以“乌拉街满族镇”所辖28个街（村）66个自然屯，188平方公里范围，认识松花江历史文化之一斑。

据尹郁山先生所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乌拉街》（以下简称《乌拉街》）盘点，乌拉街已发现的古遗址（含墓葬地、窑址）计10处，其中被列入“国保”单位的1处；古城址（含烽燧址）计6处，其中被列入“国保”单位的4处；古建筑址（含寺庙址）计5处，被列入“国保”单位的4处——其中杨屯“大海猛遗址”，进入2019年10月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名录。

乌拉街的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

参照中国历史纪年，相当于三千多年前商末周初开始，吉林松花江的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青铜时代。松花江流域的青铜时代，以著名考古学文化——西团山文化为代表，在吉林松花流延续千年，至西汉初年，作为夫余文化的母体，开启东北文明的一个伟大篇章。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前后相续，长达一千五百余年，是远古松花江流域历史的核心，也是东北历史最不可忽视的章节。这一时期的今乌拉街范围，得天独厚的地理形胜，也是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主人青睐的家园。他们在这一范围的留下的遗迹，也是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考古与研究重要内容。《乌拉街》称“濊人第一村”的“前阿拉南山”遗址，是乌拉镇内首次发现的一处西团山文化遗址。此遗址位于乌拉街镇中心东北7.5公里，为半山区，“与张老、学古两村山岗呈节毗一脉关系。站在山头上，整个乌拉街尽收眼底”；《乌拉街》称“濊人第二村”的“学古老山头”遗址，位于学古村，西距乌拉街镇中心4公里。学古老山头下，松花江支岔张老河在此北折，山头海拔170米，高出河面30米，“站在山头上，整个乌拉街尽收眼底”。此处遗址是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重要发现之一，学术简报刊发于《考古》杂志1981年第六期。其文化内涵有两种，分上层与下层，均为屯落址，下层文化主人是濊人，上层文化主人是夫余人。上下两层的叠压关系——同一人群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时期前后相续遗迹，是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同源关系的重要证明。位于学古村的另一遗址“学古河南夫余武官坟”，所出铜器与铁器，是夫余历史的重要佐证。其中铜釜（俗称“军用吊锅”），是墓主人武将身份的证明，铜镜是所处历史时期断代的依据。该铜镜史称“昭明镜”，流行于西汉武帝刘邦在位期间（公元关140年至公元前87年）。此外距乌拉街镇东北6.5公里的大郑村康屯砖厂遗址，虽破坏严重，考古工作者从中识别出上下两层文化——下层是濊人上层是夫余人的，也是处于不时期的两种文化前后相续的显现。

学古老山头遗址 摄于2017年7月1日

生息于东北大地的古代民族，依源流不同，学界将其分为三大族系（除汉族）：肃慎族系、濊貊族系与东胡族系。三大族系的历史与中华历史并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三大族系彼此对峙、融合，共同书写着东北大地的历史，且与中华历史密不可分。互相消长中，不断为中华历史注入活力。其中的东胡族系的鲜卑、契丹、蒙古与肃慎族系的女真与满族，一次次带着自己最有生的力量融入中原，进而成为中华历史主人，开启中华历史新纪元。三大族系中，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主人——濊貊人，是三大族系最早建立民族政权夫余国、开启东北文明时代的族群，也是推动其他族系文明进程以及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这个族系以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为代表，在吉林松花江流域、山白山地区以及松嫩平原，作为文化主人长达1500余年。当肃慎族系后裔——勿吉人开始进入濊貊族故地直至成为松花江的新主人，濊貊族系在松花江流域曾创造的一切也不断被湮没，随着现代考古兴起，西团山文化发现以后，在不断的时间里，仍有许多考古专家与学者将其视为肃慎族系的文化。

乌拉街杨屯村一处名之为“大海猛”的遗址，可谓两个族系兴废交替的缩影。

杨屯村村口标志碑 2017年7月1日摄

杨屯村南距乌拉镇4.5公里，南与旧街村毗邻，遗址跨杨屯与旧街两村。此处为考古界最为关注因而也最为有名的遗址，被称为“东北地书”。《乌拉街》一书写道：其特殊性，“莫过于在1.6米的厚土里，蕴藏着濊人、夫余人、靺鞨人、清代人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前两种文化是屯落，后两种文化是墓葬……出土文物数千件，时空跨度长达一千一二百年。这无疑是东北大地上的一个历史奇迹”。该遗址自1971年发现后，省市县考古工作者历经多次发掘，尹郁山先生是发掘者之一。其下层文化层中，除发现西团山文化主人濊人的屯落与墓葬，在一个陶罐内，发现食用炭化物，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碳十四测定，为稷和沫石豆，距今两千四五百年。沫石豆是大豆的祖先，又称菽。《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夫余“土宜五谷”，稷与大豆分别为五谷之一。这一发现，证明早在西团山文化时期，豆与谷已是生息于松花江流域的古濊人的食物，为全国性重大发现，载入《中国农业志》。该遗址中层文化层，考古发现为是与西团山文化相承的夫余文化。

在夫余文化层之上，为靺鞨人墓葬。今为吉林市镇馆之宝的“双人驭马”铜饰，出于这一文化层。这一文化层的墓葬特点以及遗物，证明文化主人已经变更为肃慎族系致夫余国灭国的“勿吉”后裔粟末靺鞨。所出“开元通宝”铜钱，流行时间在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之间，可为断代依据。“依粟末水以居”的粟末部，后来建立了渤海国（698—926年），吉林地区松花江流域，包括乌拉街，为渤海国独奏州“涑州”所辖。从此松花江见于正史的名字叫“粟末水”或“涑沫江”。有学者推测，粟末水为“濊貊水”的音转。

肃慎族系与乌拉满族

公元494年夫余国为肃慎族系的“勿吉所逐”、696年高句丽为唐朝所灭以后，吉林松花江流域生息1500余年的濊貊族系退出历史舞台，东北大地包括松花江流域，成为肃慎族系与东胡族系对峙、消长的舞台。肃慎族系的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为东胡族系契丹建立的大辽所灭，契丹统治者将渤海遗民迁往松花江以西及辽东，加速汉化和契丹化。当时生活在松花江东岸的人群，“一次性被令迁到今辽宁省金县、复县、盖县和岫岩等地……在考古学文化中，大江东岸没有辽女真人文化遗存”。距乌拉镇内6公里的“张老瓦块地遗址”，为辽女真人迁走前的孤村。其后肃慎系的黑水女真人南下进入空虚的松花江流域，起兵灭辽建立大金后，满族先世女真人开始成为松花江流域真正的历史主人。这一时期，在乌拉镇境内，有高屯后岗子、大常锡兰城、腰三家子老城、旧站屯北金兵墓地、富尔大城子、侯屯金代砖瓦窑等许多金代遗迹。明时，乌拉街为海西女真乌拉部都城所在。后金时期，后金政权以女真人为主体融合各族建立满洲共同体，空前整合东北大地数千年来多族群的纷争与对峙，建立八旗体制，编旗入户，聚合各族，入主中原——尊肃慎氏为最远祖先的满族统治者，带着东北祖居地最有生力量，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主人。

满族入主中原后，总体而言，松花江流域以及长白山地区均可谓满族故乡与发祥地。清王朝在乌拉街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作为王朝生活的后院，几与清王朝历史相始终。清亡以后的百年来，东北包括松花江流域的民族成分也彻底打破，最具代表性的满族文化也迅速走向消亡。在全球文化高度一体化的当代，乌拉满族是相对例外。今天的乌拉满族，大多为打牲家族后裔，清王朝的历史虽已远去，他们仍生生不息地存在，也是乌拉街能够成为满族镇的重要原因。乌拉街就像松花江流域乃至东北文化的标本，它承载并延续的许多文化，被视为活化石，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和学术研究对象。特别是它最鲜活的历史，在它所属村屯和具体家族中延续。

在《乌拉街》中，尹郁山先生概括为“村村有史，家家有话”——“乌拉街共有66个自然屯。早期的为明屯，中期的为清屯，晚期的为民国年间屯。凡明屯都是当年乌拉部的人，因部灭而降归，为避家难潜居在松花江支流（张老河）密林之中的亡者难民。凡清屯又都是当年为了打牲朝贡从另地命迁而来后，编入旗佐，指令定居的，便于存放采珠、捕鱼船只旗人。唯有民国时期立屯者，一类是闯关东的民人，一类是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或间接迁来的游民。相对而言，明屯之人才是土著者。”从中择取几个村屯和其中的姓氏与家族，可见乌拉满族成分之一斑。

富尔村，由前富尔、后富尔两屯组成，村名源出一座金代松花江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城“富尔哈城”。该城明代时为乌拉部沿用，乌拉部被灭后，富尔哈城被废。今富尔两屯，虽没有建在古城内，但还是以该城之名命名。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富村村两屯的名字由来，也是其更久远历史的见证。富尔哈先出女真语，汉译为“白杨”，满语汉译为“杨”。“富尔”为省称，已失去意。从富尔村村民来历，也是乌拉街及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辖松花江两岸村屯满族历史缩影。首先赵氏家族，本姓呼伦觉罗氏，属于明代海西女真辉发部人。顺治初年打牲乌拉采贡需要，被拨迁乌拉，编入打牲八旗镶蓝旗，卜居南蓝旗屯（今金珠乡南兰村），稍后一支移居富尔屯，奉乌穆普为始迁祖。石氏家族，本姓石克特里氏，出自海西女真辉发部，始祖吉巴库原为内务府太仆寺总珠轩达，年迈休职，带跟班人及家属（共五户）投到乌拉，均以“石”为姓，编入佛满洲正黄旗，后分别拨居五屯，富尔为其之一。李氏家族，本系汉人，祖籍地为河北保定府定兴县李哥庄，自称“唐宗门弟”，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北闱科场案”牵连，流放宁古塔。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迁祖李世美、李世恭兄弟二人奉命迁往打牲乌拉，令居富尔，以种地为务。三世祖时被编入打牲乌拉新汉军正红旗。

弓通村，原名“弓箭通”或“弓匠通”，因打牲乌拉任弓匠之职的张氏家族落户于此而得名。张氏本系汉人，祖籍地在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始祖张德耀明时采挖参枝来到辽东，加入后金，随努尔哈赤迁往辽阳城，再迁沈阳城，隶属盛京内务府，入满洲镶黄旗籍。顺治八年，三世祖奉旨携五子奉命迁乌拉，任弓匠，卜居弓通。今弓通张氏占该村百分之八十以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拉陈汉军旗单鼓舞”国家级传承人张洪年出自这个家族。该村赵氏，本姓乌拉那拉氏，后被赐姓伊尔根觉罗氏，为海西女真乌拉部主那拉氏第十世中的一支，为打牲乌拉佛满洲正白旗。赵氏在弓通村今只有一户。

大郑村，由大郑、康屯、侯屯河北三个自然屯组成，以占山户郑氏家族而得名。郑氏家族原系汉人，祖籍地在莱阳县，顺治二年由山东迁入乌拉，后编入新汉军镶黄旗，居郑屯。本族另一位居地（位于大大钦满族镇前团村）名小郑屯，相对而称大郑。康氏家族原系汉人，祖籍地在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康家庄，顺治二年迁入乌拉城，卜居康屯，成为占山户，编入新汉军镶黄旗。张氏家族原系亦汉人，祖籍地在山东登州府莱阳县，明时因驻防来到辽阳城，后金时归降努尔哈赤，编入满洲八旗，成为“陈汉军”人。顺治八年迁入乌拉城，令居康屯，编入汉军八旗镶蓝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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