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了，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大意是说，我们时代精神贫乏的现状和优质教育的缺失，偷走了写作者的才华和见识，劫去了他们的雄心和诚意，因而在一个急遽变幻的伟大时代里，却只配有各种不入流的作品来填充光阴的罅隙，用人物的不满或不幸为它匆忙写下脚注。我很怀疑这样的抱怨只是写作者偷懒讨巧的借口，为自己对时代和人物的单向思考后置的辩词，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仍然会在这个时代里看到值得敬重的作品。
读《平原上的摩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出现于其中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样貌，不用说主要人物李守廉、庄德增、傅东心、李斐、庄树，即使一闪而过的失意警察、毒贩父亲、受害者的母亲，寥寥几笔，也简劲而饱满，各具凛然气象，让人有感于人世的端严。双雪涛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眼光能从漫长的时间和一地鸡毛的日常中穿越而过，直抵人最为内在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不因时代的潮汐和日常的琐碎而轻易改变，人物就不只是在社会的动荡里起伏升沉，而是在心性层面显露出潜藏的某种坚毅与果决。
《平原上的摩西》另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并不把人物遇到的困苦，都简单地诿过于时代。每个后来的社会阶段，人们都容易形成一套习焉不察的正确立场，用以对已成定谳的过往表达愤慨，或者充当艰难时世的受难者，以此表达自己的勇气和意志。除非写作者仔细检验过自己的立场，否则，这个套路里就暗含着一种可鄙的世故，如昆德拉所言，是“出于有意讨好另外一个在暗中已经在准备的审判法庭”，从而从讲述受难故事中获得（经济或名声上）最大的利益。《平原上的摩西》里没有空头的忿忿不平者，也没有纯然无辜的受难者，其中的人物，愤慨会落实到行动上，曾经的苦难也不是事后炫耀的资本，而是细细密密地生长在他们的心灵和身体上。
傅东心自见到庄德增，就知道两人性情不契，“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两人的结褵，对傅东心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父亲是右派，她因“文革”期间下乡，当时已是老姑娘。待结婚生子，她才知道是自己的丈夫打死了父亲的同事，一个她称为叔叔的人。傅东心把丈夫打死父亲同事的往事说给李守廉听，李守廉听完，“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此后，他又劝说傅东心，“你应该对小树好点，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李守廉的话，隐约暗示了傅东心不关心儿子庄树的根本原因。过往的阴影投射下来，笼罩住庄德增和傅东心当下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了傅东心对儿子的态度。时代，就这样曲曲折折地表现在人物身上，那些似乎消失的疤痕，竟鬼使神差地回复成了无法直面的新鲜伤口。
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了时代与人性的复杂关系，双雪涛写人物性格，很少有明晰的直线因果。李斐幼年嗜火，“一看见火柴就走不动”，“把小树的火柴抢到手中，马上就把火柴盒变成了火球”，但长大后的李斐，并未上演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也没有任性地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而是一直发展着自己天性中温文的一面。庄树小时喜恶谑，会“用树枝把毛毛虫斩成两段”，也会“在院子里用两块石头摆了个门，让李斐帮他守门，然后他一脚把球踢在李斐脸上，一个大球印子”。少年时期的庄树喜欢斗殴，出手凶狠。成年之后的庄树，却“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几乎成长为与童年和少年时期截然不同的人。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小说交待了部分原因，比如李斐少年残疾，庄树在看守所受到触动。另外那些不可知的部分，双雪涛诚实地交托给了时间，“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被我遗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瞬间，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虽然看待人性之恶的方式不是直线因果，但双雪涛绝不是一个过分温情的人，不会对人生善意到溺爱的程度。即如以上李斐和庄树的成长，就几乎一直与死亡相伴，其中包含的一些极其冷峭的东西，是人成长中肯定会遇到的、极其坚硬的部分。我差不多想说，辨认并写出这些坚硬的部分，才是一个小说达至某种程度的标志。
这个小说，也没有以往习见的所谓鲜明时代特征，但作者显然不是一个罔顾时代、疏于生活的人。与此相反，双雪涛甚至是一个对时代思考得过于认真的人，只是他把对时代的认识写进惊鸿一瞥的细节里罢了。小说中广场雕像的变换，就隐喻着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宗庙之变，而小说题目所出的摩西典故也表明，另外的宗庙正在慢慢移近。数十年来，社会迅雷风烈，不正可归于宗庙的变动？对时代的认识损之又损，抓住核心，将其稳稳地落实在最富意味的细节里，当然无需再多笔墨。
我曾听过一个故事。有位画家教自己的孩子画雨中芭蕉，孩子先仔细画好了芭蕉，然后认真地画雨。画家告诉孩子，不要专门画雨，而是画芭蕉的时候，雨就在里面了。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没有跟人不相关的时代和生活，所有的时代信息，都全面地复合在人物身上。人不再是时代升沉的浮标，不再是生活变动的界碑，而是时代自然而然地化为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所有的时代问题，最终都是人的问题，而这篇小说也切切实实地表明，所谓的时代，最终必然是人身上的时代，除此之外，绝没有另外一个被称作时代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