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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1、故宫藏品基础构成
第一部分：大陆说 第三批古物南迁木箱装运情况。（故宫资料照片） 。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从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到1949年以后文物陆续北返（1950年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至今仍有221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20年来辗转上万公里，播迁10余省，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故宫先辈们的壮举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奇迹。
瓷器装箱前集中情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工作人员正在将挑选好的瓷器准备包装 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1933年1月1日，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先运至南京再运至上海，19557箱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后又分5批迁至南京。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第二天首批西迁文物从南京中山码头启航。
1937年11月1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迁武汉，1938年1月因日机开始飞临武汉上空肆虐，筹备处又奉命入渝，5月重庆又遭轰炸，年底又奉令疏散迁入昆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南迁文物分3批向西迁移：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7月抵乐山。
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前4天，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雨声夹杂着隆隆炮声，日军开始攻城了。
哪里能避敌就去哪里，三路文物随战局变换目的地。 “南线”的80箱文物非常珍贵，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家字画。它们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著名的岳麓书院。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说干就干，几周后山洞凿好。
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向贵州转移。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爱晚亭旁也有死伤。
“北线”更惊险：装运文物的列车在郑州车站停靠接驳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陷入火海，狂风席卷着烈焰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司机果断发动列车，冲出火场。
战火之外，还有其他天灾人祸。从宝鸡到汉中要翻越秦岭，车队遭遇了大雪封山、山路塌方、车辆翻覆、断水断炊等种种险情。在绵阳附近的一座桥上，载运文物的车辆掉进河滩，所幸那是干涸河滩，桥不高，文物并未摔坏。 1943年，峨眉县一家鸦片馆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危及存于西门外武庙的几千箱文物，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命令驻军士兵将西门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守库员工用水枪、火钩等奋勇扑火，阻断了火源，保全了文物。
1939年夏，文物从“陪都”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能雇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星夜不停地忙碌。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布置装运，曙色微茫，舱中昏暗，朱学侃并未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 参加故宫交接大会的北归英雄和留守职工齐聚中和殿，唱响了《故宫守护队队歌》。歌词“惟吾队士”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为十余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贴上了无悔的标签。 抗战胜利后，国宝由巴县、峨眉、乐山三处向重庆集中。1947年5月，份水陆两路把它们运抵南京。
但故宫人怎会想到，竟还有最后一场“南迁”在等着他们！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命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等故宫人分3批带走了总计2972箱文物，占南迁故宫文物总件数的22%。
从此人隔两地，物各一方，纵然再多离愁和遗憾，又如何填平那一道海峡？
文物南迁不只是故宫人的倡行，更是政府、军队、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全民护宝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伟大胜利，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第二部分： 台湾说 根据台湾亲自参与文物全程押送的那志良教授收集整理迁移文物记载（包括文书、印章、照片、书法、勋章在内共150件），涵盖了故宫建院初期25年间的史实，截止到文物运抵台湾水沟库房暂存为止。主要如下数据： 《船运合约书》手抄副本 这份签于1948年12月31日的《文物运台船运合约书》手抄副本，是由当时负责文物运输的“交通部招商局”轮船公司与故宫代表人傅斯年具名签署的。签署后的第6天，也就是1949年1月6日，那志良押送着第二批文物从南京经上海赴基隆、高雄，最后抵达台中水沟的临时库房保存。这份手抄合同的签署时间为研究者提供了故宫文物赴台的准确时间。 昆仑舰舰长日记
经过那志良教授的学生王庆台（资料的主要整理者）说，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对故宫文物南迁研究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通过对那老遗留资料的整理，我们确定了文物南迁时的详细路线图、文物箱数，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有了清晰的细部描述。这些资料可以细致到文物每天从哪里运到哪里，押运人是谁等非常细致的内容。 第三部分：数量的疑问 经过研究不难发现，迁移前后国宝数量的蹊跷。 首先看上世纪30年代究竟有多少文物从北京南迁？ 2009年1月23日的台湾《联合报》上说：1933年南迁的文物共计19557箱，其中故宫13491箱，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6066箱。《故宫文物南迁大揭秘》一文数字是：1933年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上火车2000余件，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上海共收到5批19557箱。 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7年，颠簸离沛十多年的文物全部回到南京，这是所有资料公认的。那么由于内战，迁往台湾的文物又有多少呢？ 《大揭秘》一文认为：1948年12月运走了284箱，其中古物259箱，图书18箱，文献7箱；1949年1月，由海沪号运走1670箱，其中古物490箱图书1180箱；1949年2月，由昆仑号运走969箱，其中古物640箱图书132箱，文献197箱，总计2972箱。另加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的852箱，共运台3824箱。《典守故宫国宝70年》一书认为：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到台湾的共计2972箱，其中第一批320箱，第二批1680箱，第三批972箱。 1949年后运回北京故宫的文物约1万箱，所有资料无疑义。 当年南迁的文物尚留南京的还有多少，2003年12月21日，王健在《故宫文物南迁70周年》一文说：南京博物院尚留2211箱。此数字基本无疑义。 如果以上数字基本准确，我们用一下简单的减法： 19557箱—3824箱（迁移台湾）—10000箱（回迁北京故宫）—2211箱（留存南京博物院）=3522箱 换言之，当年从北京南迁文物，约有3522箱下落不明。 难道在抗战时期已经丢失？ 难道从南京迁台时，另装了两条船，途中被解放军的炮火击沉了？或两条船同时触礁沉没了？ 难道这3522箱文物，当年被一支神秘的车队运到江南某一山区的大溶洞里藏了起来？ 最清楚这件事的应该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 即便是当年“4849号顶级绝密文件”，60年过去了，也该解密了。 看完这些数字，我们收藏界的朋友急切想知道，这3522箱故宫文物究竟去哪了？如果一箱按照30件平均计算（保守估计），那10万余件藏品究竟去了哪？你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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