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首先是人，然后是作家 | 文学的责任

首先是人，然后是作家 | 文学的责任

宗城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正在度过又一个难眠的深夜。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隔壁屋是熟睡的爸妈。打开朋友圈，朋友们在为一些媒体、文章的消失而哀悼着，而我打了一些字，又选择删除，安慰伤心的朋友，自己却无法给日渐缠绕己身的虚无找寻出路。这份虚无感并不只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巨兽，或者目睹轰然倒塌的现实所产生的错愕，更准确地来说，他是我身为一个小说写作者，一个以文字为志业的人，面对现实，却并不确定我的工作是否有用。当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在不可避免地下滑，世界的秩序正朝着更凶险、也更“党同伐异”的地步进展时，写作者能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或者说:一个对连接世界有所期许的作家、一个渴望自己毕生所学能真正影响社会、而不只是敝帚自珍的人，面对今日境况，却感到失语、疲惫。一生负气成今日。

文学的失势固然是陈词滥调，事实上，文学一直活着，并且外溢出纸质书这种单一媒介的范畴。它不只表现在《82年生的金智英》、《我的天才女友》、《白夜行》这些小说的火爆，也反映在文学依然深刻影响着此刻流行的媒介，比如斯科塞斯电影《爱尔兰人》对文学的改编、李沧东《燃烧》对村上春树和福克纳的借鉴、罗大佑和李宗盛歌曲的文学色彩，还有近年来流行的东北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它说明文学活着，且保留着生命力。但真正令作家焦虑的是——作家缺乏一种解释世界的力量，准确来说，当岁月静好的小时代变成加速剧变的大时代，作家在寻找合适的语言来表现人心、与世界互动时，正感到吃力和不合时宜。所谓作家过时论的背后，是广大读者难以从文学中得到新的刺激，在他们面对时代变局，渴望一个文本来告诉他们“事实何以改变”时，他们想到的依然是鲁迅、奥威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今天的作家。

这样的困境，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就曾经发生过，于是有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和卡夫卡的小说掀起的文学革命，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气质，但都表现出凿破陈腐的决心，他们也曾是现实主义忠诚的子嗣，但对精确性的渴望，让他们勇于完成文学上弑父的革命。然而今时今日，当文学革命的土壤早已肥沃，文学革命，却是连一声枪响都听不见，写作者被现实的丰富所震慑，却无力用文学的语言去驾驭，于是把舞台拱手让给政治、经济、社会学家，而诸多文学家只是亦步亦趋地写些抗疫日记、字画水彩，表示自己的姿态。

认为文学界整体失声是不准确的。作家方方每天都在写日记，记录她对灾难变化的感受。不久前流行网络的护士诗，作者是一位甘肃作家协会的成员。而双雪涛、李修文、沈大成等作家，也在不同传媒表达了自己对事件的感触。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在一些作家发声的同时，更多且更享有话语权的作家，却集体选择了沉默。这个沉默从12月1号延续到此刻，这个沉默不仅出现在武汉的事情后，也出现在过去十几年，公众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可言说的事件当中。

作家，这个本富有言说责任的身份，在今天的国度成了一个可疑的名词。诚然，个人沉默是权利，但集体的沉默，且是身在话语权上游的人沉默，当它成为习惯，就会演变成一种“平庸的恶”。

当沉默成为作家自保的策略，沉默换来的不是解禁，而是事后更深的沉默。作家会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发声无用”或者“专业人做专业事，我就不添乱”来安慰自己，亦或者，作家干脆引用“沉默也是权利”为借口，来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度过春天。然而现实告诉写作者的是:沉默也是一种驯服。当沉默成为准入秩序的通行证，甚至是安分守己者体认彼此的方式，沉默就成为一种驯服的艺术，让作家轻易地原谅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种种残酷。当作家说:“是，这很可悲，可我能做什么呢？”或者说:“我有责任慎重于我的言论，所以暂时不表达意见”时，他们的确有其道理，然而，这背后的逻辑是他们把“作家”放在了“人”的前面，把保持自身的干净、优雅，看得比困顿中的他人更重要。因为怕脏了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为了保护身份的神秘性和在名利体系中的位置，作家发现沉默是最好的途经，沉默是一个在现行规则下最安全也最不会得罪人的方式。

作家沉默的背后，也暗含了一种抵达永恒的愿望。他的内在诉求是：急切的表达是速朽的，推迟但慎重的表达，更可能摆脱时间的腐蚀。因此，作家往往对新闻热点性质的文字嗤之以鼻，对愤怒而急切的表达感到困惑。永恒的愿景，让作家自觉与情绪化的大众划开距离，在民粹的年代，这份理性与审慎诚然可贵，然而，与愤怒和理性并非二元对立一样，永恒与此刻也绝非有你无我的关系，前代人的经验表明，接近永恒的作家，恰恰是热心于此刻的人们，一个超越时间的人物，必是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感同身受的个体。

这要求作家回到“人的本位”上，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作家。一个还有悲悯的人，他不会对发生在自己国度的集体悲剧无动于衷；一个心存正义的作家，也绝不会在灾难发生时袖手旁观，心甘情愿地用理智做自己的挡箭牌。尽管，文字的力量在今天是被削弱的，作家的发声，并不会造成一个整体的、迅速的影响，然而作家发声的目的本就不在于伟大，而在乎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具体的人希望作家伸出援手，而不是伟大的愿望要求作家打破沉默。

刻意去追求永恒而在此刻沉默，反而可能是速朽的，每个时代的永恒是在一点点细微的事物生长出，是在作家对具体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愿景中实现。就像深夜和我对谈的朋友所说：“每个时代的人总是被这些东西包围着，但不甘于仅仅被这些困住。今人看到的名留青史的作家和权威，也许百年千年后早就被人遗忘了。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们不会知道。这是我们的局限性。但最后重不重要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吧，每个人都参与了塑造这个世界，这是死亡也无法推翻的。”

因此，行动于此刻，而非诉诸于永恒。去爱，去关心，去愤怒——理智地运用你的愤怒，加入到人的共和国，而不是站在天上的阁楼嘲笑乌合之众。没有人是幸存者，你此刻的沉默，都是日后命运的加码，在今天，人民希望作家回到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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