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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是我国书法史上由隶书向真、行、草书过渡，真、行、草书发展成熟的时期。正像汉代由篆而隶一样，魏晋由隶而真、行、草的衍变和真行草书的发展，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魏晋时期，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进入自觉的发展阶段，向着多体汇萃、风格竞美的方向迈进。书法艺术自觉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书论和书法品评的发展，探索书法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在民间书手如云、书法艺术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书家涌现。例如汉有史游、杜度、崔缓、崔
寔、张芝、曹喜、蔡邕、刘德升，三国魏有钟繇、韦诞，吴有皇象，晋有卫瓘、索靖、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书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繇）、张（芝）之绝，晋末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妙。”在众多的书家之中，钟、王可称皎皎者。钟、王的艺术实践完成了由隶而真、行、草的过渡。并将真、行、草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开创了真、行、草书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在书学上的贡献，犹如诗之李白、杜甫，散文之司马迁，画之顾恺之、吴道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河南许昌）人。在魏封定陵侯，加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艺“师资德升，驰骜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研。”（《书林藻鉴》）世传钟繇学书曾“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又于韦诞处学蔡邕笔法而不可得，韦诞死后，钟繇发其冢而得笔法。学书的勤奋和执着，使他能对前人传统取精用宏，兼善诸体，而于真书有独特的创造性贡献。据南朝羊欣说，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铭石之书指当时石刻碑铭的汉隶八分书，目前钟繇有八分书《群臣上尊号奏碑》传世，碑字结体方整，骨气洞达，波磔分披，俯仰有翩翩之致。章程书应指当时书写篇章法令的“八分楷法”书体，即真书初期的名称。行狎书即行书，钟繇行书未见有作品传世，他的《荐季直表》具有浓重的行书笔意。在当时，他的隶体八分书很有名气，卫恒评为“最妙者也”。然而钟繇在书艺上主要的贡献在真书方面，张怀瓘《书断》说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可惜原迹无传，后世丛帖翻刻的钟繇真书，屡经唐宋人辗转摹刻，形迹失真，只能约略见其一斑。
梁武帝曾以“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来表达钟书特征，鹤、鸿皆有翼，飞翔分张，故“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胡小石《书艺略论》）钟繇处于由隶而真行草的过渡时期，真书带分势是时代使然，也是钟繇真书的特点。世传钟繇真书如《宣示表》、《力命表》、《墓田内舍帖》等，是王羲之的摹品，有较多的王书笔意，《淳化阁帖》收的《戎路表》虽也是后人所摹，但用笔波挑俯仰，有明显分势，故书家多以此表书法最能代表钟繇真书面貌，“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张怀瓘《书断》）钟繇在推动真书的发展、完备和趋于定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典型已觉中郎远”，完成真书初期典型形式的创造。
钟繇创造的真书形式，曾风靡于魏晋，至东晋仍有不少书家如王廙、谢安、庾亮等恪守着钟书风范，一直到王羲之崛起才冲破钟书，“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创造出有别于钟书的王氏新书风，并取代钟书而风行于南朝，至隋唐达到极盛，世称“书圣”。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居会稽山阴。在东晋时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出身名门，其父、叔、伯、从兄皆善书，王羲之少年书学父叔，他自叙说：“予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书林藻鉴》）叔王廙及卫夫人的书法皆出钟繇法，可见王羲之书学是由钟法起步的。此后北游开阔心胸，又得江山之助，融会中原雄茂古朴之风，“增损古法，裁成今体”
（《书断》）。他的今体是在“备精诸体”，善真、行、草、八分、飞白等的基础上自成家数的。在当时“江左朝中莫有及者”。张怀瓘说王羲之“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指出王羲之在书法上的主要成就在真、行书方面。
王羲之在真、行上的主要贡献，是经篆笔入真、行书，从而改变了钟繇书左右波挑的形貌和放逸的书风，形成王氏圆转凝重的自家形貌和风格。《东观余论》说王羲之的新风格“殊类钟元常，浑浑然有篆籀意。”梁武帝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来概括王氏书风，胡小石先生释曰：“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擫，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拓直下’之法。故梁武帝以龙跳虎卧喻之。龙跳之蜿蜒，虎卧之踡曲，皆转而不折，真能状王书之旨。”钟书尚翻而有分势，王书尚曲而有篆意，世传羲之爱鹅，曾为山阴道士书《黄庭经》换取白鹅，归而甚悦。白鹅戏水，婉转自如，鹅胫曲而筋骨内含，与王书一致，可见“黄庭换白鹅”的书林佳话不为无因。
王羲之书法真迹无存，世传真、行、草书均系后人翻刻、钩填摹本。真书《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被孙过庭《书谱》称为“真书绝致者”。王氏真书各帖感情各异而风格浑融一致，创造性地运用不同情绪和书写方法有机结合，提高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孙过庭认为：“写《乐毅》则情多佛郁”，此帖笔势精妙，被视为王氏真书第一。写“《黄庭经》则怡择虚无”，其书温润遒丽，确有恬淡心境。“书《画赞》则意涉瑰奇”，其书最显晋人潇洒飘逸的风神，用笔遒丽而峻秀，欧阳询摹兰亭序实由此帖得王书笔意。王羲之真书在南朝时已脍炙人口，梁时已刻入碑石。《书后品》评王氏真书“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裙肃穆……可谓书之圣也”，“羲之万字不
同”，“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跳天门”。王羲之完善了真书审美意致的创造，将真书的发展推上了今楷的历史阶段，开唐楷之先河。
王羲之行草书对后世影响犹为广泛深远，草书得自张芝，自谓“犹当雁行”。实则与其父并称“二王”的王献之，在草书上的成就超过乃翁。后汉张芝的一笔书今草，“惟子敬明其深诣”，黄庭坚说：王氏父子草书“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这由他传世的《鸭头丸帖》，可以看出气脉连贯，一气呵成的特点。在笔法上变乃翁内擫为外拓，后世草书多受小王影响。王羲之《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号为万世楷模，其影响在王书中最为深远。王羲之处于行草书普遍发展的历史阶段，目前出土的汉晋竹木简书、帛书等有大量行草书体，其中亦有与王羲之行草书近似的作品，他正是在广泛吸取汉晋民间行草书的字型、结体、笔法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大成以为格式，创造了妍丽流美的自家风貌，把行草书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李嗣真）这些在《兰亭序》和畅优雅的境界，舒展自如妍美流便的线条，气脉条贯的章法和飘逸的风神中，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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