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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基础学篆刻:徽宗的重要分支—“四凤派”

 三个小布丁 2020-10-30
学篆刻必然接触两种风格流派,徽宗和浙宗。又可以简单从刀法角度说,不是学冲刀(徽宗),就是学浙宗(切刀)。于是就要深入了解两个宗派的发展源流,进而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流派:“四凤派”。

复杂的徽宗

这两个流派中,浙派只要了解了“西泠八家”就问题不大,而徽宗体系相对复杂,前面我们把徽宗列过一个体系图:

(徽宗体系的构成)
上一节我们说了徽宗里的徽派,就是程邃一派的由来,今天我们来介绍“四凤派”
我们已经介绍过程邃,程邃不容易,他是明代遗民,入清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苦攻,“年近七十,苍颜皓首,苦攻此道数十年,始臻妙境。”(周亮工《印人传》)到了晚年,程邃的印“克服了早期的板结、光硬,风格为之一变,于离奇错落中见生辣老干、于荒寒苍莽中见精微,被后人推上了徽宗宝座。”(张郁明《论徽宗之构成及其艺术风格之嬗变》)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四凤派”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先看“四凤派”在篆刻史上的位置:

(“四凤派”在篆刻史上的位置)
因此,要说“四凤派”,除了程邃之外,还要先了解一个人物,就是石涛。

石涛和他的篆刻

石涛跟八大山人一样,也是明宗室,我们提到石涛,经常只介绍他的画,却忽略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大篆刻家,他不仅继承了程邃的印学内涵,而且是一个集大成者,其成就不下于程邃,只是印名为画名所掩罢了。
石涛是明宗室,他的反清立场不用怀疑。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印作,如图:

(石涛和他的自用印印作)
第一方“苦瓜和尚”,标准的汉白文印式,刀法劲健爽利,跟何震很像;第二方“大涤子”和第三方“零丁老人”大小篆结合,又有程邃的面目;第四方“瞎尊者”线条像古玺印,篆法在小篆缪篆之间。他的这几方自用印足见其篆刻成就。
有意思的是,这几方自用印,都标明和标记着他的心志,跟程邃叫“垢道人”一样,有着“不事清”、“反清”的意思:
苦瓜和尚:一个和尚,取名苦瓜,很怪异,苦瓜什么样子呢,青皮红心,面上是满清代子民,心底里是大明遗老;大涤子:洗清之意不用多说;零丁老人:让人想起文天祥的怀念故国之意;瞎尊者:石涛并不是失明之人,他自称瞎,当然是心怀复明之志。
再看他两方代表作:

(石涛和他的印作)
第一方“我何济之有”是白文凿印风,但破碎到了“丑”的地步,乱头粗服的让人惊骇;第二方“向年苦瓜”也在破碎之中有一股不衫不履之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正是石涛的印学主张。
来看石涛的一首论印诗《与高凤冈论印诗》:
书画图章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凤冈、凤冈,向来铁笔许何、程,安得闽石千百换与君,凿开混沌仍人嗔。
在石涛的眼中,书画印是相通的,无论哪一种艺术,其审美风格都可以是“精”(即精工秀丽)、“雄”(即雄健奔放)、“老”(即老干朴质)、“丑”(即古拙残缺),无论是哪一种风格,都必须以表达人的主体精神为最高准则。审美是多元的,无论是宗秦宗汉,还是形式的代代更新,都必须有本有源,出自古代的传统,但“笔墨又必须追随时代”,要有创新。真正的艺术犹如黄金永不变色,那些耍弄小道、炫耀技巧的东西,虽然像珠玉一样光怪陆离,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他为此发出浩叹:
凤冈啊凤冈,现在的人们都崇尚何震、程邃,你一定要跳出来,如果可以,我要换千千万万的佳石给你,希望你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风格,开辟出新的天地,让世人另眼相看!
石涛的特别贡献是把“丑”引进了篆刻,这是绝大的创举,这一理念把徽宗推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这里的丑不是简单的“丑”,而是饱含态度的“丑”!
那么,完成“丑”的呈现的是谁呢,石涛诗里写的凤冈又是谁呢?

“四凤派”的形成,徽宗的新阶段

石涛写诗的对象是高翔,字凤冈,名字中有“凤”字,此外还有三个名字中有“凤”的篆刻家,他们是高凤翰、沈凤、潘西凤。这四个人,名或字中都带有“凤”字,因此,在清乾隆年间,人们提出了四凤的概念。正是这四位,完成了“丑”的呈现,也就有了这个重要的“四凤派”。
“四凤”的概念与后来光绪年间提出的“八怪”概念联系紧密。因为“四凤”的四人或是“扬州八怪”的成员,或与“扬州八怪”交往密切,曾为“八怪”篆刻过书画款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旨趣,所以叫“四凤、八怪派”,简称“四凤派”。
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说:
高凤翰(1683-1749),初名翰,字西园,号南阜等,是山东胶州人,“扬州八怪”之一,他在30岁左右,受到“齐鲁派”宗师张在辛的指点,这实际上继承了梁袠、朱简、汪关等人的风格,到中年时,他又到程邃的故乡歙县做县丞,又开始接触程邃的作品(所有的创新都基于继承)。
到乾隆二年(1737),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案件的牵连,他被捕入狱,之后备受折磨,终致右手残废。已经55岁的高凤翰自此改左手篆刻,之后,他就长期侨居扬州卖画鬻印为生。
他的印为扬州艺坛推重,阮元在《广陵诗事》里说:“郑板桥图章,皆出沈凡民(就是沈凤)、高西园之手。”汪启淑称他的作品“苍古朴茂,罕与俦匹”。
来看一下高凤翰的作品:

(高凤翰和他的作品)
第一方“丁巳残人”是他右臂残废之后的作品,自称残人,看似简率,实则匠心独运;第二方“诗瓢”是程邃风格的作品;第三方“家在齐鲁之间”,似乎继承的有何震猛利的东西,但实际上更像是石涛作品的翻版(参看上面的”我何济之有“);第四方”雪鸿亭长“是标准的仿汉作品,四凤派不是不会刻这种工整的印作,他们只是在极力追求一种“丑”的状态。正如高凤翰在与好友的通信中说得一样:
余近学得篆印,一以《印统》及所收汉铜旧章为师,觉向来南北所见时贤名手,皆在习气。故近与客宾论印,每以洗去图书气为第.... 当以直追本原,窥见太始为第一义耳。(《致冷仲宸书》)
大残大破所表现出的铜锤花脸般的雄恣壮伟是他有意追求而来,当然,也是他在人生旅途中经了了漫长挫折、抗争、呼号、悲诉之后应有的气息(郑板桥跟高凤翰也是密友,可见他们艺术风格气息相通)。

(郑板桥纪念馆陈列的郑板桥作品)
接着说上面与石涛通信的高凤冈。
高翔(1688--1753),字凤岗,号西唐,又号犀堂、西堂、樨堂等。他也是画家,并且跟石涛关系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清朝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这样记载:“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扫墓40余年,这关系,可见不是一般的友谊。
也正是这个原因,高翔成了石涛印学精神向四凤派传递的重要中介,因为石涛死后约二十年左右,“四凤派”才渐成气候。
高翔的印,往往非常讲究笔意的舒展,笔势的传达,这是他印乃“书之余”的价值取向(这实际上是朱简之后向邓石如发展的持续性关连,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使他的印与石涛的印拉开了距离。他在程邃、石涛的基础上向精工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四凤派”的守成思维,每个流派一旦成熟,紧接而来的就是守成或固步自封)。
看一下高翔的作品:

(高翔和他的作品)
第一方“法王”是十足的四凤派味道,王字的最后一横干脆消失在底边处了;第二方“竹西寓客”虽是汉印状态,但其摇曳之态与并笔处理,仍然也是四凤味的;第三方“程镳”是古玺风格的,实际也是继承程邃风格的作品;而第四方“高翔之章”、第五方“犀堂高翔”已经基本是工稳、端正的汉印状态了,只是在表现姿态上还有爽利的气息,其外方内圆的篆法,对浙派影响很大;第六方“蔬香果绿之轩”夹在汉朱与元朱之间,又有一些书写意味。
有意思的是,高翔到了晚年,右臂病废,他也同样不气馁,用左臂坚持创作,与高凤翰何其相似。这是一批生活上不顺遂,在艺术上锐意进取的人。
再说潘西凤,他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刻竹艺人,这跟后世的吴让之有点像。郑板桥称他“潘桐冈工刻竹,濮仲谦以后一人而已。”濮仲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雕刻家,而潘西凤显然继承了他的风格。实际上,吴让之的篆刻,也跟潘西凤的篆刻有点渊源,这跟他们同是刻竹高手相关。锐刀浅刻出来的刻画风格,更利于显露笔意锋芒。

(潘西凤的竹刻笔筒)
潘西凤(1736-1795)字桐冈,号老桐,浙江天台人,侨居扬州(扬州这个城市在这个历史时期已经成了艺术家们生存的摇篮)。潘西凤的被汪启淑在《续印人传》里称为:“笃实方古,恺悌无惎(jì),识见卓越”。且他的篆刻也被众人喜爱,以“余技镌制印章,贻诸戚友,一时尚之,好古之士争购焉。”
也来看看潘西凤的作品:

(潘西凤的篆刻作品)
第一方“画禅”或许还算是有点“四凤”风格作品,苍拙老丑之态十足;第二方“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和第三方“渐惊他秋老梧桐”则在汉白文多字印的底子上加了十足的文人气。
最后是沈凤。
沈凤(1685-1755)字凡民,号补萝,江苏江阴人,受业于王澍,嗜古成癖,游宦四方,凡所到之处即寻访名迹用以充实篆刻,他自己的印谱《谦斋印谱》序言里说:“二十年来,四至京师,一抵酒泉,所至必搜访古今名迹,拥载而南者,凡数十百种。”所以王澍称他是“无所用意,应手虚落,自然入古,盖凡民信可谓取精多而用物宏者。”见识重要,爱好更重要,我们看后来浙派的丁敬、黄易也是全国各地到处跑,但致力的方向,都是篆刻一个方向。
也看一下沈凤的作品:

(沈凤的作品)
第一方“纸窗竹屋灯火青荧”和第二方“凡民”是“四凤”风格的,第三方“凤印”已受程邃影响颇深;第四方“花为四壁船为家”又工稳得有点像汪关,第五方“沈凤私印”简直就是汉白文印。
你看,实际上,到沈凤时,包括更晚一些的潘西凤时,四凤派已有突出的“守成”倾向,这是流派印的发展规律,工、写交替,循环往复。

“四凤派”的意义

从何震的猛利,到苏宣的平和、再到朱简的切刀“书意”入印,又到汪关的工稳、典雅,进而到“四凤”的“老丑”,篆刻更进一步贴近文人,进一步开始为篆刻家的人生服务,印人们用印来抒发情怀,表达对人生的态度,艺术从来都是为人生服务的,当一方印不能表达情绪或者态度时,篆刻就走入了死胡同。
幸好,历代的篆刻家们从来不让我们失望,他们左冲右突,不断创新,“四凤”派将徽宗篆刻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表达人生-抒发情怀的阶段,它的“老”,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它的“丑”,是泪眼婆娑的“丑”,因此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因此,我们说:“四凤”派的印很“丑”,但却很重要。

(四凤派对后世篆刻的影响)
这还不算,其实“四凤”派至少还对后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较大影响:1、通过“四凤派”的不断创新发展,后面的邓石如和吴让之的“印从书出”应运而生,毕竟在四凤派这里,高翔的“书之余”之说,实际就是“印从书出”的先声;2、通过“四凤派”的推动,篆刻刀法更加丰富了,潘西凤的薄刃浅行,实际要比吴让之早得多;3、浙派的一众篆刻名家们,在四凤派这里吸取了很多营养,切刀的刀法可能取自朱简,但篆法一路却有许多“法门”来自“四凤”。
就在扬州这个城市,就在四凤派这个时期,打通了南北篆刻,篆刻世界,疆域一下子拓宽拓广了。从这个角度说,没有“四凤”这一群印人,就没有篆刻南传,就没有浙派,也就不会有什么鼎盛的西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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